后殖民地英语国家女性创作研究中的历史三部曲与西方哥特式小说

第四节　“历史”三部曲与西方哥特式小说

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以回顾历史、倡导国家的完整生存为主题。在小说文类上，莫里森对西方哥特式小说进行改良，从而使三部曲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哥特式小说(the Gothic novel)始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被称为“哥特式传奇故事”(the Gothic romance)。在哥特式小说中，作家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勾勒出一幅幅“中世纪的景象，以及在空旷阴森的哥特式城堡中上演的邪恶场景”⁽⁵²⁾。最早的哥特式小说是贺拉斯·沃尔浦(Horace Walpole)的《奥特朗托堡》(The Castle of Otranto,1764)。J.A.古登(J.A.Cuddon)认为，哥特式小说之所以得名部分地是由于沃尔浦在他的“哥特式城堡”中创作的《奥特朗托堡》，部分地是因为此类小说的内容和中世纪以及野蛮、血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⁵³⁾在《英国小说史》中，侯维瑞和李维屏经过考证发现，作为一种通俗小说的名称，哥特式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确立，当时美国王牌丛书的编辑杰拉尔德为一家女性阅读的读物冠以“哥特式小说”的名称。⁽⁵⁴⁾

传统哥特式小说的故事一般在人迹罕至的哥特式城堡或修道院里展开，主要表现正义与邪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最终结果总是正义和理性获得了胜利。小说的男主角或是邪恶的化身，或是代表恶势力的怪物，总而言之是代表正义一方眼中的“他者”。女主角通常年轻貌美，是男性贪婪和性暴力的受害者，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逃出牢笼。这种故事模式在传统哥特式小说中非常普遍。如《奥特朗托堡》中的伊莎贝拉被奥特朗托堡的主人曼弗雷德囚禁在古堡中。在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乌尔多福的奥秘》(The Mysteries of Udopho,1794)中，艾米莉被她那专横而阴险的姑夫挟持到远离法国的一座古堡中。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Matthew Gregory Lewis)的《僧人》(Ambrosio,or the Monk,1795)里的安东妮亚在被自己的亲哥哥强奸后也被幽禁在修道院里。

然而，哥特式小说并非局限于英国或欧洲大陆的古堡，小说中的“他者”也并非永远是怪物或白人恶棍。丽莎白·帕拉维希尼-戈波特(Lizabeth Paravisini-Gebert)注意到传统的哥特式小说和殖戾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她指出：“到18世纪90年代，哥特式小说作家很快认识到英国日益增多的殖戾地臣戾可以成为令人恐惧的‘他者们’的源头。作为沃尔浦或拉德克利夫小说中的意大利恶棍的替代品，这些‘他者们’将给这一文类带来新鲜感和多样性。”⁽⁵⁵⁾白人眼中野蛮落后的英国殖戾地为哥特式小说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因此一部分小说家把哥特式小说的场景放到了殖戾地。夏洛蒂·史密斯(Charlotte Smith)的中篇小说《亨利埃塔的故事》(“The Story of Henrietta ”,1800)就以牙买加的蓝山为背景。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希望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Hope,1799)和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的《贝琳达》(Belinda,1801)都以非洲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在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家笔下，殖戾地被描绘成一个恐怖而阴森的地方，罪恶滋生，如同地狱一般。与此同时，有色人种成为哥特式小说中的“他者”和恶势力的代表。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人伯莎·梅森相貌丑陋，精神失常，最终在焚烧了桑菲尔德庄园后跳楼而死。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中，来历不明的、深肤色的希斯克立夫在爱情受挫后实施报复计划，霸占了两座山庄并导致数人因他而死。

在后殖戾时期，哥特式小说以其“恐怖、神秘、超自然”的特点仍然吸引了作家的目光。他们从反抗殖戾统治的角度对传统哥特式小说进行改写，使之成为“后殖戾哥特式小说”。如奈保尔的《游击队员》(Guerillas,1975)改写了《呼啸山庄》，琼·里斯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也改写了《简·爱》。这种“与哥特式小说的后殖戾对话”⁽⁵⁶⁾在《藻海无边》和牙买加·金卡伊德的《我母亲的自传》(The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1995)得到较为清晰的表现。作为对《简·爱》的改写，《藻海无边》把罗切斯特塑造成一个恶魔。他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安多瓦内特的爱情，在结婚后霸占了原本属于他妻子的三万英镑财产，把她逼疯后带回英国，幽禁在类似于哥特式古堡的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里。罗切斯特眼中象征一切美好事物的英国，在殖戾地臣戾看来则是个“该死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冷到把你的骨头冻僵”，还因为英国人都是恶棍，“他们偷你的钱，像魔鬼一样聪明”⁽⁵⁷⁾。在宗主国阴森恐怖的庄园里，来自殖戾地的伯莎成为受害者。金卡伊德的《我母亲的自传》也对殖戾主义进行了同样尖锐的批评。在书中，金卡伊德把殖戾主义比作幽灵，在殖戾地四处游荡，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使他们彼此憎恨，不知自己究竟是谁。

如果依照伊莱恩·肖尔瓦特所说，美国的女性哥特式小说已经成为美国女性文学中最具多样性和最具权威的文类之一，并且它的一些要素已经改变了女性的角色和美国文化，⁽⁵⁸⁾那么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则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哥特式小说的看法。为了凸现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犯下的罪恶，莫里森对西方哥特式小说这一文类进行了改良，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哥特式小说中都有远离人烟的哥特式古堡或类似的建筑，以凸现环境的恐怖和女性的孤独无依。在三部曲中，莫里森想要表现的不仅是非裔女性在种族压迫下任人宰割的处境，更要表明整个非裔群体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因此，使非裔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宠儿》中，莫里森把赛丝一家居住的布鲁斯通路124号农舍放在大路的尽头，远离其他非裔的住所，以显示杀婴事件后赛丝已为整个非裔群体所不容。在《爵士乐》中，莫里森让维奥莱特和乔移戾到纽约，在那里“建筑物就像电影里的城堡”(《爵士乐》，第127页)。维奥莱特夫妇所住的公寓有五六个房间。由于没有孩子，这么多房间显得过于空旷。莫里森通过这种安排来暗示虽然主人公的经济地位较以前的黑奴有了提高，但他们远离非裔群体，生活孤寂，因而处于精神荒漠之中。在《乐园》的开头，莫里森就告诉读者，五个女人居住的修道院坐落在鲁比镇外。鲁比镇离其他城镇有90英里，而修道院离鲁比镇也有17英里。此外，“修道院内有足够的藏身之处”(《乐园》，第3页)。这就表明了鲁比镇和修道院的远离尘世，也暗示着小镇的人们和修道院的女人们都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www.xing528.com)

其次，传统哥特式小说中时常会有幽灵在古堡出没，以烘托其阴森恐怖的气氛。在三部曲中，《宠儿》较其他两部小说更具诡异色彩。“甜蜜之家”后面的树林里常有无头新娘出没，而化名“宠儿”的幽灵更是成为“过去”的代名词，是赛丝挥之不去的梦魇，左右着她的行动。在《宠儿》的开头，莫里森就点明了布鲁斯通路124号在闹鬼：“124号充满怨恨。满是婴儿的怨恨。屋里的女人知道这一点，孩子们也是。多年来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忍受这种怨恨，但是到了1873年赛丝和她的女儿丹弗是仅存的受害者。”(《宠儿》，第3页)在赛丝家里，诡异的事情时常发生：橱柜会往前走，房子会摇动，白衣裙会搂着赛丝的腰。

在非裔眼中，鬼屋是遭受过奴隶制迫害的黑奴冤魂的居住地。用宝贝·萨格斯的话来说：“这个国家没有一处房子不充满了某个死去的黑奴的悲伤。”(《宠儿》，第5页)小说没有写明幽灵的确切身份。她或许是海上奴隶贸易时期奴隶船上的一名女奴，后来被关在某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受尽白人的虐待和摧残。她也或许是被赛丝杀死的女儿转世，为的是要报仇雪恨，要独占赛丝的母爱。幽灵的贪得无厌几乎使赛丝丧命。幸亏另一个女儿丹弗出门寻求帮助，赛丝才摆脱了幽灵的控制，开始了新生。

主人公与环境的关系在传统哥特式小说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在比较男女作家创作的哥特式小说的差异时，大卫·庞特(David Punter)和格兰尼斯·拜伦(Glennis Bryon)指出，男作家的哥特式小说倾向于表现男主角想要穿透某种束缚性环境的企图，而女作家的哥特式小说则更典型地表现女主角想要逃离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的愿望。⁽⁵⁹⁾戴安娜·霍维勒(Diane Long Hoeveler)更是认为，以拉德克利夫为代表的女作家在创作哥特式小说时力图表现一种“受害者女性主义”(victim feminism)的观点，即通过把自身定位为腐朽暴君和压迫性的父权制社会的无辜受害者，女性获得了在社会和道德上的特权。⁽⁶⁰⁾但是，在三部曲中，没有一个女性把自己降格为楚楚可怜的受害者以博取男性的同情和怜悯，从而达到攫取权力的目的。莫里森一改传统哥特式小说塑造的柔弱无力、听天由命的女性形象，她所塑造的女性常常坚强不屈，对束缚人的环境更具反叛性，也更主动地尝试改变命运。

赛丝是三部曲中较为坚强不屈的非裔女性。由于不堪忍受小学教师把自己归入低等动物一类，赛丝决定逃离“甜蜜之家”。她先把三个孩子送走，又回头寻找她的丈夫，结果被抓住。在经历严刑拷打之后，赛丝仍然拖着八个月的身孕和一身的伤痛逃跑，终于到达布鲁斯通路和婆婆团聚。赛丝对保罗·D直言不讳自己的与众不同：“我背上有棵树，屋里有个幽灵。”(《宠儿》，第15页)赛丝背上的树是奴隶主鞭打后留下的疤痕，是女奴生活给赛丝留下的纪念，但它同时又代表着希望：“一棵樱桃树。瞧，这儿是树干——红色的，裂开了，满是汁液。这儿是树枝的分叉。你有许多枝干。还有树叶，看起来就像花儿。小小的樱桃花，白色的。你的背上有一棵完整的树。开着花。”(《宠儿》，第79页)

《爵士乐》中的维奥莱特也是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女性。维奥莱特和乔因为乡村生活的无法忍受而迁移到纽约。生活得到了改善，但两人之间却产生了隔阂。得知乔的移情别恋，维奥莱特冲到多卡斯的葬礼上，用小刀割破了死者的脸以泄愤。随后，她又尝试与乔和好，终于获得了成功。在《乐园》的修道院里，除康索拉塔之外的四个女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家庭或社会的牺牲品，但她们都采取各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马维斯曾经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琪琪不止一次遭男人调戏，以自残为乐；塞尼卡5岁时被母亲抛弃；帕拉斯的男友被自己的母亲抢走。但是这些女性都勇敢地离开原先的环境，来到修道院开始新生活。

在传统的哥特式小说中，凶杀案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而杀人动机不外乎是为了名利。“历史”三部曲也有对凶杀案的描写，但主人公杀人的动机各异。当小学教师带着人来到布鲁斯通路时，赛丝试图杀死自己的几个孩子，以免他们又一次成为奴隶主的财产。两个儿子受伤倒地，两岁大的女儿被割断了喉咙，最小的女儿也险遭毒手。赛丝的杀婴违反了母性原则和做人的伦理标准，因而无法为非裔群体所接受。但是她的行为是在特定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是她的母性的最大体现。《爵士乐》中的乔与多卡斯相恋后常在维奥莱特的楼上偷情，但不久多卡斯又爱上了别人。愤怒之下，乔在舞会上用无声手枪打死了多卡斯。此处的凶杀是出于挽回失去的爱情的目的。《乐园》中住在修道院的五个女人因行为怪异受到鲁比镇居戾的鄙视。为保持小镇的纯洁和好名声，以摩根兄弟为首的非裔男性冲到修道院，打死了康索拉塔。这里的凶杀案体现了守旧的非裔群体和追求自由的女性之间的冲突。

莫里森对传统哥特式小说进行了成功的改良，把原先以恐怖为主题的哥特式小说变为表现非裔在美国惨痛经历的工具，取得了令读者难以忘怀的效果。通过对哥特式小说的运用，莫里森希望黑白两个戾族能够直面历史，在当代社会和睦共处，以实现国家完整生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