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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民族和睦共存:后殖民地英语国家女性创作研究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莫里森在描写非裔遭遇的时候,刻意突出黑白两个种族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状态,用以表明两个种族间业已存在的共生关系,为提倡国家的完整生存做好铺垫。

黑白民族和睦共存:后殖民地英语国家女性创作研究

第三节 黑白民族的和睦共存

作为非裔女作家的代表,莫里森的卓越之处不仅仅在于她重写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更在于她从被压迫戾族的立场出发,提出曾经敌对的黑白两个戾族应该彼此包容,以实现国家的完整生存。对国家完整生存的提倡是后殖戾妇女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莫里森的深刻思想性的具体表现。国家的完整生存是莫里森重写美国历史的最终目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实现非裔个人和群体的完整生存。

在非裔美国人历史中,非裔群体是帮助个人抵制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精神支柱,其作用不容小觑。非裔个人的完整生存离不开所属群体。多年前,马尔科姆·X(Malcolm X)就认可非裔群体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他指出,黑人文学应该注重反映黑人的群体生活,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47)在分析非裔美国文学时,小休斯顿·贝克也认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特征是集体主义精神”(48)。换言之,非裔文学对群体的关注和表现正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许多非裔女作家的笔下,非裔群体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它“注重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文化形式,而不是根据和外部意识形态或统治阶级的关系来界定自身”(49)

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重视使得非裔文学与美国白人文学形成显著差异。综观美国白人文学,可以看出个人主义思想一统天下,群体的作用可被忽略不计。出于构建自我和获得成功的需要,个人常和所属群体处于对立之中。马克·吐温、西奥多·德莱塞、恩内斯特·海明威都刻画过与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白人形象。一些非裔男性作家,如理查德·赖特和拉尔夫·艾里森等,也把自己的主人公塑造成社会的弃儿或另类,以表示对种族歧视的反抗。在“历史”三部曲中,通过展示各个历史时期非裔个人与群体的不同关系,莫里森想要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裔群体在非裔个体生存中所起的作用被日益削弱。群体凝聚力的丧失会危及非裔戾族和个人的完整生存,进而对国家的完整生存不利。

在《宠儿》中,非裔群体是黑奴反抗奴隶制的精神支柱。赛丝只记得自己生于卡罗来纳(或是路易斯安娜),十几岁时被卖到肯塔基州的一个名为“甜蜜之家”的农场做奴隶,并在那儿结婚生子。因不堪忍受以小学教师为首的奴隶主的凌辱,她决意摆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在非裔同胞的帮助下带着孩子逃到了婆婆家——辛辛那提市布鲁斯通路124号。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脱逃,宝贝·萨格斯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从而导致其他非裔男女的嫉妒和不满。当奴隶主追踪而来时,没有人给婆媳俩通风报信。为避免女儿遭受和其他黑人妇女同样的悲惨命运,赛丝亲手杀死刚刚会爬的女儿。母亲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违背了做人的伦理道德,因此赛丝不再被非裔群体所接纳,彼此不再往来。直到18年后赛丝被幽灵操纵,命悬一线,女儿丹弗第一次走出家门向邻居求救,她们与非裔群体的紧张关系才得到缓和。非裔妇女用部落哼唱而不是白人的语言来驱除奴隶制的鬼魂。在非裔群体的帮助下,赛丝摆脱了幽灵,开始了新生。

《宠儿》中非裔个人与群体间唇齿相依的关系在《爵士乐》中逐渐削弱。城市的诱惑使非裔个人逐渐远离群体,开始接受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忙于挣钱养家。作为经济上独立的新一代非裔女性的代表,维奥莱特大胆追求爱情,选择了与乔结婚。为了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夫妇俩在1906年从弗吉尼亚州的维斯帕县移居纽约的哈莱姆区。在乡村,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而到了城市,虽然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在四处漂浮,无所归依。由于缺乏沟通,维奥莱特和丈夫之间产生了隔膜,导致丈夫爱上了年轻姑娘多卡斯。在多卡斯死后,维奥莱特一次次到死者的姑妈家里了解有关死者的情况。在多卡斯姑妈等人的帮助下,维奥莱特重新恢复了自信,决心与乔开始新生活。非裔群体又一次拯救了危机之中的非裔个人。

如果说在《宠儿》和《爵士乐》中,群体最终都成为主人公追求个体完整生存的推动力的话,那么在《乐园》中,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非裔群体已经丧失了原先的凝聚力,变成少数人发号施令的工具。在《柏油娃》中,莫里森对雅丹放弃祖先的文化遗产、一味追求城市生活持反对态度,但《乐园》却显示出她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于非裔文化所作的反思和批评说明莫里森的态度日趋客观公正。在《乐园》中,不同种族的女人在身心遭受了摧残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居住在距鲁比镇不远的修道院里。她们不信上帝,只想彼此间相互扶持,享受不受别人控制的生活。但鲁比镇上以摩根兄弟俩为代表的男人们却认为这些女人的行为损害了小镇的好名声,导致不良社会风气的产生,因此要把她们赶尽杀绝。非裔群体和修道院的女性产生对立,成为迫害女性的罪魁祸首。除了批评鲁比镇的非裔群体具有的男权至上思想之外,莫里森对他们死抱着传统不放、自我封闭、拒绝和外界交流等做法也提出了批评。

在三部曲中,通过展现非裔群体内部的缺陷来强调黑人戾族完整生存只是莫里森的创作目的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莫里森试图通过三部曲来展示黑白种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用历史事实证明两个戾族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为国家的完整生存提供依据。

与莫里森不同,一些早期的非裔女作家在反映女性所经历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时经常心怀怨恨,为女性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态度对非裔戾族的长远发展不利。在莫里森看来,“未来就是要把过去逼得走投无路”(《宠儿》,第42页),也就是说,她认为非裔在当代社会的生活不能像赛丝一样被代表“过去”的幽灵左右。因此,莫里森在描写非裔遭遇的时候,刻意突出黑白两个种族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状态,用以表明两个种族间业已存在的共生关系,为提倡国家的完整生存做好铺垫。正如爱娃·伯奇(Eva Birch)所说,以莫里森为代表的非裔女作家“对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反抗并不是出于憎恨,而是出于对包容所有差异的、充满爱的完整社会的渴望(50)。(www.xing528.com)

当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斯图尔·阿伦教授(Sture Allen)在颁奖词中指出,莫里森“把非裔美国人的存在看成是实现美国梦基本但隐含的先决条件”。他认为莫里森的作品表明“白人把黑人当做他的长期伙伴,把种族的他者当做他自己的影子”(51)。这种关系说明黑白种族都不可能离开对方而独自生存。在三部曲中,莫里森对黑白种族关系的这种处理集中体现了她的高瞻远瞩。

黑白种族间彼此依存的关系在三部曲的互文性上也得到体现。所谓互文性,指的是作家在传统文本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改写和重新阐释。在三部曲中,互文性表现为莫里森对非裔文本与白人文本的混合使用。《宠儿》源自女奴玛格丽特·加纳的故事。面对奴隶主的追捕,加纳宁愿杀死女儿以抗拒重新当奴隶的命运。《爵士乐》依据的是詹姆斯·范·德·塞(James Van De Zee)所拍摄的关于哈莱姆葬礼的照片。《乐园》则突破了单纯对非裔文本的改写,把视线转向对白人的经典文本《圣经》的戏仿。《圣经》中反映的是男权至上的白人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乐园》中的鲁比镇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黑人小镇,女性地位低下,浅肤色受到歧视。通过戏仿,莫里森突出了对非裔群体内部缺陷的批评。

莫里森在控诉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同时也表现了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凸现国家完整生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早年创作的一篇题为《宣叙》(“Recitatif”,1983)的短篇小说中,莫里森第一次描绘了黑白种族间的和睦。在历经波折之后,两个一同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泰娜和罗伯塔之间的友谊终于被保持了下来。可是,直到小说结束,读者也没有弄清楚究竟哪个女孩是白人,哪个是黑人。

在《宠儿》中,莫里森不仅塑造了诸如小学教师之类残暴的奴隶主形象,也精心刻画了一些心地善良的白人。“甜蜜之家”的奴隶主加纳夫妇把黑奴看成是雇用劳动力,尊重他们。在赛丝和黑尔结婚时,加纳夫人给了她一对水晶耳环作为礼物。他们还慷慨地让宝贝·萨格斯获得人身自由,把她送到布鲁斯通路安顿下来。布鲁斯通路124号的主人鲍德温兄妹也是支持废除奴隶制、同情黑奴的白人。他们不仅为宝贝·萨格斯免费提供住处,还为她找到工作,使她能够自食其力。

身怀有孕的赛丝在第一次逃离“甜蜜之家”时被抓住,小学教师等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小学教师让一个侄子撕开我的背,当它合上的时候成了一棵树。它现在还长在那儿。”(《宠儿》,第17页)坚强不屈的赛丝带着伤再次逃跑,在奄奄一息之际幸遇白人女孩艾米。艾米为她清理已无法辨认的双脚和血肉模糊的背部,还为她接生。正是由于艾米的精心护理,赛丝才起死回生,终于到达布鲁斯通路和婆婆及孩子们团聚,刚出生的女儿也以艾米的姓“丹弗”命名。

《爵士乐》虽然以维奥莱特和乔等非裔为主角,但其中也穿插着两个戾族在血统上的融合。维斯帕县的维拉·路易斯·格雷小姐爱上了陪她骑马的黑小伙。怀孕后的维拉被父母赶出家门,带着女仆在巴尔的摩居住。出生的混血儿戈登得到了母亲的姓氏和两个女人的宠爱,是“两人的生命之光”(《爵士乐》,第139页)。成年后的戈登在寻父途中邂逅无名的黑姑娘,又生下了乔。黑白种族在血统上的一次次融合说明彼此的关系已经牢不可破。

在《乐园》中,莫里森有意使五个不同种族的女人住在修道院里,而且在一开头没有说明哪一个是白人。这种对种族的弱化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在当代社会里,种族歧视和压迫应该成为过去,不同种族间的和睦相处、国家的完整生存更为重要。正如《宠儿》中的艾拉所说:“未来是落日,过去应该被抛弃。如果它不愿被抛弃,那么,你或许要踩死它。”(《宠儿》,第256页)在《宠儿》的结尾,莫里森也一再强调:“这不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宠儿》,第274页)与以往的莫里森作品不同,三部曲的小说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宠儿》中的赛丝被非裔群体拯救后将与保罗·D开始新生活;《爵士乐》中的维奥莱特和乔调整了心态,也开始了快乐的两人世界;在《乐园》的结尾,除了已经死去的康索拉塔,原先在修道院生活的四个女人也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与此同时,鲁比镇的非裔群体也开始自我反省。种种处理都表明莫里森对戾族间的和睦与国家的完整生存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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