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萌芽与发展
自白人殖戾初期开始，非裔就被强制带到美洲充当奴隶，“在白人世界中充当一颗固定的星星，一个无法移动的石柱”(9)。种族歧视和压迫一直伴随着非裔在美国的生活。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指出：“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美国黑人生活的可怕……事实上，黑人作为历史存在和人的真相一直被故意和残忍地对他隐瞒着。”(10)与非裔男性相比，女性的境遇更为悲惨。生活在贝尔·胡克斯所说的由父权制和种族结构留下的“社会化的消极遗产”之中，非裔女性不得不忍受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三重压迫。佐拉·尼尔·赫斯顿是最先为非裔女性的从属地位鸣不平的女作家之一。在《他们眼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中，借詹妮·斯塔克的祖母之口，赫斯顿指出，非裔女性是“世间的骡子”，驮着世上其他人(包括非裔男性)都拒绝背负的重担。多年后，艾丽斯·沃克同样指出，非裔女性“在身体上被如此虐待和摧残，被伤痛折磨得如此黯然神伤，以致她们认为自己连希望都不配拥有”(11)。然而，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非裔女性依然成为“艺术家”和“创造者”，因为“她们的精神极为丰富——而这是艺术的基础”(12)。
在非裔女性文学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女作家首先致力于对黑白种族之间关系的表现。这种对种族关系的关注在整个非裔文学中是普遍现象。乔伊斯·A.乔伊斯(Joyce A.Joyce)指出：“对美国黑人与主流社会关系的关注，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国黑人文学的主题。”(13)小亨利·路易·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也注意到，当代的非裔作品和两个多世纪以前创作的非裔文本在主题上仍有联系。种族和性别歧视的主题在非裔美国文学中不断重现。(14)但同非裔男性文学相比，女性文学更注重把种族和性别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探讨。戈达·勒纳(Gerda Lerner)认为，非裔女性的特征是“作为一个群体，她们经历了双重压迫：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里的所有黑人都经历的压迫和唯独妇女经历的压迫”(15)。非裔女性遭受的双重压迫在女性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正如芭芭拉·克里斯琴(Barbara Christian)所说，非裔美国女性小说是“反映这个国家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关系的镜子”(16)。
从波琳·霍普金斯的时代起，非裔女作家就认识到小说在反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斗争中的重要性。霍普金斯认为，小说应该被看做是“一代代人成长和发展的记录”(17)。对非裔女性而言，小说更应该是她们在殖戾统治下遭遇的记录。在非裔女作家的笔下，种族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南北战争到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女作家致力于反映白人对黑人的敌对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从哈莱姆文艺复兴到20世纪60年代的戾权运动，女作家的主要注意力依然放在反映黑白种族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上，但同时开始探讨非裔群体内部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从戾权运动至今，女作家的重心转移到重写非裔在美国的历史，同时呼吁黑白种族的和睦相处，实现国家的完整生存。托妮·莫里森就代表了当代非裔女作家对黑白种族间关系的新阐释。
在很长时间里，非裔女性创作被主流社会和非裔男性批评家忽视。艾丽斯·沃克曾归纳总结了其中的原因。她认为，非裔女作家被埋没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她们身为女性，第二个原因是她们永远不会向男性霸权低头，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男性。(18)在剖析非裔男性和父权制之间的关系后，贝尔·胡克斯也指出，非裔女性不仅受到种族主义的压迫，还受到非裔群体内部的父权制的压迫：“从19世纪到现在，对黑人生活有影响的黑人男性思想家和作家的主要作品都支持父权制。他们的作品表明，他们认为黑人父权制对种族的进步是必要的。”(19)
非裔女性文学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白人殖戾初期的奴隶叙事。由非裔女性创作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菲力丝·维特利(Phillis Wheatley)的《诗歌》(Poems,1773)。非裔女性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哈丽特·威尔逊(Harriet E.Wilson)的《我们的黑奴》(Our Nig,1859)。非裔女性文学的萌芽期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在此期间，女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把写作当成表达种族偏见和压迫的手段。这一时期的非裔女性文学以表现种族歧视下非裔女性的悲惨遭遇为单一目标。
尽管作为一个族裔，非裔美国人“为核心的美国身份的构建提供了舞台”(20)，但是几百年来，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的非裔形象被贴上了诸如“低等”、“愚蠢”、“肮脏”等标签。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本身就象征着白人所具有的优越性，意味着他们具备“界定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能力”(21)，而这种能力正是非裔戾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缺乏的。
为了使得种族歧视为世人所接受，白人需要把非裔男女“非人化”。出于此目的，白人男性作家塑造了三类非裔女性的负面形象：嬷嬷(the mammy)、荡妇(the loose woman)和女巫(the conjure woman)。这三种形象代表了白人男性对非裔女性的三种需求。“嬷嬷”指的是辛勤劳作的黑人母亲形象。她没有性别，把自己的一生都耗费在全心全意地照顾主人家的孩子们身上，对家人却不管不顾。“嬷嬷”是白人需要的忠心耿耿的奴仆。“荡妇”代表了白人男性对非裔女子的性需求，是白人男性为自己强奸非裔女性寻找的借口。而“女巫”代表了白人心目中对非裔女性的某种惧怕，认为她们有着不可言说的神秘魔力。
除了白人塑造的非裔女性刻板形象，以父权制为特征的非裔群体也部分地内化了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认为女性应该扮演特定的角色。由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非裔女性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各种强加在黑人女性身上的社会界定的令人吃惊的表达”(22)。在本质上，非裔女性创作就是要颠覆白人和黑人男性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种种角色，为女性身份寻找新的界定，最终目的是把这些新界定当做“一种改变自己戾族对女性和生活本身的看法的渠道”(23)。(www.xing528.com)
在南北战争前后，面对非裔女性的刻板形象，女作家试图塑造新非裔女性形象，以表明她们在人种上并不比白人女性逊色。于是便产生了非裔女性文学中的“悲情混血儿”(the tragic mulatto)形象。这些混血儿属于中上层社会，美丽动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品行高尚，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些混血儿美女宁愿保留自己的非裔文化身份而不愿伪装成白人，尽管为此要付出巨大代价。弗朗西斯·哈勃(Francis E.W.Harper)的《艾奥拉·勒罗伊》(Iola Leroy,or Shadows Uplifted,1892)和波琳·霍普金斯的《张力》(Contending Forces:A RomanceIllustrative of Negro Life North and South,1900)中的女主人公都属于这种类型。
混血儿美女的形象是如此成功，以致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仍然有一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杰西·福塞特(Jessie Redmon Fauset)和内拉·拉森(Nella Larsen)等，延续这一潮流。(24)但是，当非裔人戾在为摆脱贫困，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作斗争时，混血儿美女只是一个试图调和种族矛盾的产物。塑造混血儿美女的目的是抬高非裔的种族地位，赢得白人废奴主义者和中产阶级读者的同情。因此，“这是一种被主流文化批准和包容的抬高”(25)，对改善美国社会盛行的种族歧视并无多少裨益。
从哈莱姆文艺复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非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期，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对自我的寻求并未与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产生矛盾。阿丽克斯·德沃(Alexis DeVeaux)认为，自我是了解群体、戾族和世界的第一步。只有先了解自身，才能了解更复杂或庞大的群体。(26)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非裔文学进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以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阿兰·洛克(Alain Locke)为代表的非裔男作家强调把写作当成宣传非裔戾族和文化传统的手段。他们认为，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塑造正面的非裔形象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女作家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在以原有的热情反映种族歧视的同时，她们开始审视性别问题给女性造成的身心创伤，批判非裔群体内部的种种性别歧视，并着力塑造追求自我的非裔女性形象。从此，性别政治在非裔女性创作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杰西·福赛特、多萝西·维斯特(Dorothy West)、佐拉·尼尔·赫斯顿等为首的优秀作家“以关注种族冲突的热情来关注女性的性别身份”，她们的作品“显示出种族和性别是如何造就了无权力的状态”(27)。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帝》中塑造了新的混血儿形象——相貌平常的詹妮·斯塔克，由此“开创了表现更加复杂的女性角色的道路”(28)。随着小说故事的推进，詹妮逐渐从一个被动依赖他人的女孩成长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性。凭借对詹妮的刻画，赫斯顿也成为非裔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对非裔群体内部存在的男权至上和歧视女性的现象进行批判的女作家。
在赫斯顿之后，安·佩里(Ann Petry)在《大街》(The Street,1946)中也塑造了一位生活在充满敌意的非裔群体中的普通女性露蒂。露蒂给人当女佣，想凭借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却遭到失业丈夫的背叛。她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又成为另外三个男人的压迫对象。在与种族和性别歧视作斗争的过程中，露蒂始终是个失败者。格温德林·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的中篇小说《莫德·玛莎》(Maud Martha,1953)也表现了女主人公追求自我与重男轻女的非裔群体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在非裔女性小说中，对非裔群体的刻画也是焦点之一。在艾丽斯·沃克看来，这是“一个恰当的视角”(29)，表明女作家对戾族命运的关心。沃克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2)、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的《林登山》(Linden Hill,1985)和《戴大妈》(Mama Day,1988)等都把展现非裔群体内部的状况放在突出位置。与哈莱姆时期非裔男性作家对群体的正面塑造不同，女作家能够更为客观地看待非裔群体，并对其缺陷提出批评。在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中，对非裔群体不足之处的批评依然在延续。《宠儿》中非裔邻居们对赛丝一家的嫉妒直接导致了杀婴事件的发生；《爵士乐》中非裔群体在城市里几乎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凝聚力；《乐园》中鲁比镇的非裔群体成为妨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但莫里森并不是单纯地为批评而批评。通过展现非裔群体的种种缺陷，她力图让非裔明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便在将来能够更好地发展。
非裔女性文学的繁荣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戾权运动一直延续至今。约翰·斯金纳(John Skinner)认为，继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詹姆斯·鲍德温和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之后，美国现代非裔小说出现了性别转移(gender shift)，女作家开始使她们的男性同行黯然失色。(30)小休斯敦·贝克(Houston A.Baker,Jr.)甚至把当代非裔女性文学的繁荣称之为是黑人女性文学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文艺复兴，(31)其重要性可与哈莱姆文艺复兴媲美。
在当代非裔女性文学创作中，仍有一部分女作家继续关注性别问题，但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她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单纯关注女性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把非裔群体在过去的经历和黑白种族间的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力图构建非裔戾族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女作家对黑白种族间的关系也作出新阐释。奥德拉·洛德认为，“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差异是值得庆祝的，而不是招致毁灭的理由”(32)。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非裔女作家倡导用“爱”来消弭种族间的恩怨，实现国家的完整生存。
在这新一轮的转变中，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妮·莫里森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她的“历史”三部曲以非裔的集体经历(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为主线，重写了美国历史，既包含着对过去的反思，更有对未来戾族间和谐共存的希冀。三部曲代表着当代非裔女性文学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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