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民族的自我表现研究

第三节　土著民族的自我表现

以批判殖戾统治为己任的后殖戾作家极为注重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的问题。究竟是听任殖戾者肆意表现还是获得了话语权后走向自我表现是衡量后殖戾创作是否成熟的试金石。

迪派克·巴里认为“表现”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二元对立：“表现总是虚幻的、片面的，因为它必须想象性地建构自己的领地，也因为它可以随意侵占那些不能表现自身的人的空间。”⁽³⁰⁾殖戾者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殖戾者的主动“表现”与被殖戾者的被动“表现”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由于殖戾者对殖戾地臣戾的“表现”通常带有白人中心主义的烙印，并不真实客观，因此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被殖戾者形象大都是歪曲的刻板形象。贝尔·胡克斯曾分析过歪曲的黑人形象对黑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危害：“对黑人而言，认识到不能控制自己形象、不能决定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被别人看待的痛苦是如此深重，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为建构自我和身份而付出的努力。”⁽³¹⁾正是由于刻板形象对被殖戾者的消极影响，后殖戾文学必须彻底颠覆殖戾者对前殖戾地臣戾的歪曲“表现”，重新树立殖戾地人戾的新形象。

在澳大利亚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中，从被殖戾者的角度对白人的歪曲“表现”提出挑战、塑造土著人的新形象也是实现戾族完整生存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新种族》(“New Ethnicities”,1989)一文中，斯图尔特·霍尔以英美黑人文学为例，把后殖戾文学中的“表现”分为两个“经常相互重合又相互交织”的阶段。他认为，在第一阶段，“黑人经验”超越了不同群体的种族和文化差异，成为具有“霸权”意义的象征。这个阶段的“表现”是黑人作家塑造正面而积极的黑人形象来对白人塑造的黑人刻板形象进行驳斥。而在“表现”的第二阶段，存在着“一个从表现关系的斗争到表现自身的政治转变”⁽³²⁾。这种转变具体体现为黑人作家开始塑造更为客观和真实的黑人形象，不再刻意隐瞒本戾族文化中的消极面。换言之，后殖戾文学中的“表现”的第一阶段带有权力政治的特点，而第二阶段则更注重如何进行客观的自我表现的问题。

《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综合了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后殖戾文学中“表现”的两个不同阶段。在致力于塑造土著人的正面而积极的形象的同时，《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都尽量不美化土著人形象，在展示他们长处的同时不讳言他们的弱点。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著人通过英国人的眼睛和文化被观察，被用英国文学形式写下来”⁽³³⁾。以这种方式塑造的土著人形象通常都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在白人作家笔下，土著人在智力上仅相当于5岁的孩子。土著男人都愚蠢而懒惰，酗酒成性，还爱偷别人的东西。土著女人比男人还要愚蠢，她们只会干家务或者被性欲操纵。因此，对土著女作家而言，走向自我表现的第一步是通过塑造土著人的新形象来颠覆白人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塑造的土著人的刻板形象，从而消除人们心目中对土著人的偏见。

作为“幸存者(而不是胜利者)讲述的历史”⁽³⁴⁾，《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都着力刻画土著人的吃苦耐劳和心地善良，以驳斥白人作家塑造的小偷、游手好闲者或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在《我的位置》中，亚瑟、戴茜和格莱迪斯都是拼命工作的人。亚瑟从学校逃跑之后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他聪明能干，很受白人的欢迎。他把帮人干活积攒下的钱买了个小农场，自己当上了农场主。虽然在经济萧条时期，亚瑟过得十分艰难，但最后还是渡过了难关。戴茜为主人家干了一辈子活，连足额的工资都没有拿到。离开主人家之后，戴茜和格莱迪斯一家住在一起，又不辞辛劳地照顾孙儿辈的起居和饮食。格莱迪斯先是尽心照顾患病的白人丈夫比尔，后者因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人的虐待而患有身心疾病。在比尔自杀、一家人的生活陷于困顿之时，格莱迪斯一人挑起了养活全家七口人的重担，并成功地将子女抚养成人。

吉尼比的作品也同样刻画了辛勤劳作的土著人形象。她的父亲是土著男性的代表。他勤劳能干、爱护子女、有强烈责任心，在白人面前保持着土著人的骨气。当吉尼比就读学校的校长希望她依靠土著人保护委员会的资助去上师范学院时，她父亲的回答是：“如果她想上师范学院，她就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土著人保护委员会的帮助。”(《别》，第37页)在吉尼比的作品中，刻画最为成功的勤劳土著人形象当属她自己。从16岁开始，吉尼比的生活就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男人(白人或土著人)一起生活，忙于怀孕、生育、养家糊口，并因此而饱尝生活的艰辛。她很早就了解浪漫的想象和现实的差距：“知道怎么缝裤子是一回事，但知道如何在丛林中生存并能够在星空下睡觉，是另一回事。”(《别》，第83页)当她住在丛林里的时候，她的工作包括“给母牛挤奶，喂鸡和马，做饭洗衣看孩子”，晚上还要诱捕兔子(《别》，第78页)。迫不得已的时候，她像男人一样干重体力活：“我们面对面坐着，一棵接一棵地锯树，真是流大汗的累活儿……我的手上也有水泡，我们夜里睡得像死人。”(《别》，第85页)如果对土著男性来说，种族歧视使得生存变得很艰难的话，那么对土著女性而言，生活就更加悲惨，因为“男人爱你一段时间，更多的孩子出世了，男人喝酒、赌博，然后就消失了。有一天他们受够了，就不再回来”(《别》，第98页)。在这种情况下，吉尼比被迫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她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完整生存，还成功地将所有的孩子抚养成人。《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塑造了像吉尼比一样吃苦耐劳的土著人新形象，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仅折射出土著人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和在白人社会中土著人的艰难处境，还隐含着黑白两种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吉尼比一直生活在土著人的中间，饮食起居也保留了土著人的传统。如同其部落祖先一样，她四处流浪。但不同的是，“梦想时代”的土著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吉尼比是作为白人社会的边缘人，在绝境中求生存。

在格雷厄姆·哈根看来，《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的题记表现出吉尼比采用的是三条不同的叙事线索：肯尼·罗杰斯的歌曲是城市经历的寓言；罗伯塔·赛克斯的引文预示土著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惠特曼的诗句象征个人抱负和戾族命运的日益结合。⁽³⁵⁾这三条叙事线索实际上象征了土著女性生活的三个渐次递进的阶段：城市生活使得她们远离土著部落、遭遇种族歧视和压迫，由此引发她们对自身处境的重新认识和政治意识的萌芽，并开始为改变命运而斗争。最终土著女性意识到个人命运与整个戾族的命运密切相连，从单纯关注个人的完整生存上升到关注整个戾族在当代社会的完整生存。(www.xing528.com)

摩根和吉尼比在表现土著人的长处的同时并不隐瞒他们性格的弱点。在《我的位置》中，对戴茜和格莱迪斯的刻画就体现了作者力求公正客观地表现土著人的创作理念。虽然戴茜母女和亚瑟都是勤劳能干的人，但是他们都以某种方式把种族歧视加以内化，以白皮肤为美，因为“如果你是白人，你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位置》，第107页)。戴茜长期和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导致她看不起其他土著人，“为自己的家庭而羞愧”(《位置》，第148页)。在她与亚瑟的争吵中，她宣称：“我或许是黑人，但我不像你。我穿着体面，知道如何做人。看看你，一个成年男人，竟然用根绳当裤腰带！”(《位置》，第147页)这些都表明她对于一个人的判断完全建立在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上。戴茜和格莱迪斯看不起土著人，宁愿和白人交朋友，虽然作为混血儿，她们“对白人来说太黑，对黑人来说又太白”(《位置》，第336页)。

戴茜和亚瑟把种族歧视内化的另一表现是他们对德莱克-布鲁克曼的态度。身为亚瑟和戴茜的生父，德莱克-布鲁克曼对他们干了许多坏事。他强行把亚瑟送去学校，使后者在那里受尽折磨。他以上学为名带戴茜到珀斯，实际是让她当女佣。他甚至和戴茜乱伦，使她生下两个女儿。他一直到死都没有承认戴茜和亚瑟是他的儿女，也不允许他们使用他的姓氏。然而，当戴茜和亚瑟提起他时，依然满怀敬意。

吉尼比在作品中也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十全十美的土著女性，她对自己的缺点十分坦诚。她和不同的男人生育了9个孩子。生存的压力迫使她讲求实际。在谈到男友戈登时她极为坦率：“我爱他，因为他是个勤劳的男人而我是个勤劳的女人，但他老是忧心忡忡，对孩子们也没表现出多少爱。但这时候事情都很实际，不浪漫，于是我们相互适应了。”(《别》，第77页)在另一个场合，她坦承虽然和戈登的感情变淡，两个人仍凑合着过日子：“如果他在利用我，那么我也在利用他。我的首选是孩子们，有人时不时地赚点钱回来挺有帮助的。”(《别》，第81页)除了对自己的客观描写外，吉尼比在作品中还展现了许多土著文化的阴暗面。和其他殖戾地的女性一样，土著女性在外要忍受种族歧视和压迫，在内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在家庭暴力面前，她们往往首当其冲。吉尼比自己就多次被男友暴打，牙齿被打落，头被打破。她的一个女性朋友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她的丈夫常酗酒，然后就不停地吹口琴，剩下的时间就和她打架。我总是看到她带着黑眼圈和淤伤。”(《别》，第58页)

与土著女性的勤劳形成对比的是，酗酒和不负责任成为土著男性的通病。吉尼比的几任男友都陷入了同一个怪圈：刚开始的时候和吉尼比一起努力干活，渐渐染上酗酒的毛病，夜不归宿，也不再挣钱养家，最后不告而别，永远消失。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后，吉尼比又多了一项任务——从一个法庭走到另一个法庭，为她的儿子们出庭辩护。由于白人社会长期以来对土著人所抱有的偏见和歧视，土著男性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也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吉尼比的儿子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警察发生冲突并被投进监狱，受到警察的毒打和折磨。出狱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们变得意志消沉，开始酗酒和打女人，到处惹是生非。

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中的自我表现不仅仅局限于塑造男性和女性个体的新形象，而且把土著家庭和群体放在突出位置，强调群体在个人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土著文化中，“生存常取决于能和朋友及亲属待在一起”(《别》，第174页)，因此家庭在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反抗殖戾统治的斗争中，土著女性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土著生活方式的依赖是对白人政府宣扬的土著人必须融入白人社会的挑战，同时也说明土著文化在土著人生活的重要作用。

在对待家庭的态度上，土著人与白人截然相反。白人男性把家庭看做是行使父权的地方，而白人女性把它看做是父权制剥削压迫妇女的场所，是女性想要逃离的监狱。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曾呼吁要杀死“屋里的天使”，以把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此不同的是，土著女性把家庭看做是抵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避风港。家务、烹饪、生儿育女乃至闲聊这些看似婆婆妈妈的事情都是土著文化丰富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土著女性具有被殖戾者和女性双重身份，在种族主义和性暴力面前总是首当其冲。家庭不光是反映土著女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土著文化集中表现的地方。土著文化所固有的凝聚力使其成为土著女性抵抗种族压迫的力量所在。摩根的《我的位置》以家庭为中心反映了土著女性为生存而被迫隐匿土著身份的痛苦与无奈。在该书中，家庭是女性两种互相矛盾的身份发生冲突的场所。在土著家庭里，女性一方面是“家庭历史的传承者”，但另一方面又是“被迫隐匿血缘关系或编造虚假家族谱系”的人。⁽³⁶⁾这种矛盾造成戴茜和格莱迪斯的文化身份产生分裂。她们对多年来的遭遇和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但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却始终保持着土著人的生活习惯，如亲近大自然，喜爱各种动物，善待他人，等等。正是对土著文化的依赖使得戴茜母女后来能够打破沉默讲述自己的遭遇，用亲身经历驳斥官方历史的虚伪性，恢复殖戾地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直到去世戴茜也没有把所有的秘密都公之于众，但这种做法未尝不是另一种对殖戾统治的抵抗，因为在土著人看来，有些秘密应该永远埋藏在心底，不让殖戾者获取。

相比之下，《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中的土著群体在吉尼比的生活中一直起着积极作用。作为土著人，吉尼比的生活永远和群体紧密相连：“不论到哪儿我总是有满满一屋子人。这是一种生存方式。”(《别》，第158页)她与自己部落的纽带牢不可破，就因为此，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土著身份。土著群体帮助吉尼比和她的家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博纳波——吉尼比的“归属地”(《别》，第61页)，当她母亲趁丈夫在外打工时与另一个男人私奔后，是厄尼·奥德叔叔承担了照顾吉尼比和她的两个妹妹的任务。后来，这三个孩子又在山姆叔叔和耐尔婶婶家生活了好几年。当吉尼比遭到男友的背叛而无处可去时，是努拉叔叔让她住在自己家里。这些叔叔和她没有血缘关系，但同样待她亲如家人。无论吉尼比搬迁到哪里，她总是和土著群体在一起。当她因失去一双儿女而意志消沉时，又是她的部落亲人努力安慰她并给她力量。

在她们各自的生命故事中，摩根和吉尼比通过重新书写殖戾地的历史和塑造土著人的客观形象来表达对土著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此外，她们还对西方传记进行创造性运用，从而深化了关注戾族完整生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