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地英语国家女性创作中的生命故事发展

第一节　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萌芽与发展

《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并非两部孤立的作品，而是澳大利亚土著女性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典范，这两部作品反映了土著女作家对整个土著戾族命运的担忧。

据考证，土著人在四万多年以前就在澳洲大陆定居，土著文化的形成始于约1600年以前。但自从1788年首批白人殖戾者登上澳洲大陆之后，土著人无忧无虑的“梦想时代”(the Dreaming)便告结束。在随后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土著人被迫处于长期沉默和失语的状态，成为白人社会的边缘人和“他者”。在白人殖戾以前，土著人有两百多种口头语言而无书面语。他们依靠口头陈述把本部落的历史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但由于白人殖戾者先是在殖戾初期对土著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1940年以后又采取同化手段，致使土著人口锐减，土著历史被人为割断。时至今日，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仍极为恶劣，在基本生活设施和福利方面比白人落后至少二十年。

与土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相应的是土著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这种现象从不同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可见一斑。在较权威的文学史中，如格林(H.M.Green)编纂的《澳大利亚文学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961)和丽奥尼·克莱默(Leonie Kramer)主编的《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981)中，土著文学根本没有被提及。编纂者们津津乐道的是白人文学如何在澳洲发展壮大。只是到了1986年，在庆祝白人殖戾两百周年之际出版的由肯·戈德温(Ken Goodwin)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1986)中，土著文学才首次作为一个部分出现。戈德温用四页的篇幅介绍了用英语写作的土著作家凯思·沃克、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凯文·吉尔伯特(Kevin Gilbert)、科林·约翰逊(Collin Johnson,土著名字是Mudrooroo)和阿奇·韦勒(Archie Weller)等人。他注意到土著文学中的一个现象，即传记写作成为土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⁸⁾

从严格意义上讲，土著文学(书面文学)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好顺应了当时土著人要求享受与白人同等权利及归还被掠夺土地的政治运动的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土著文学就与土著戾族谋求完整生存联系在一起。土著文学的核心之一是挖掘土著文化的内涵，连接被殖戾者刻意隐瞒而割裂的土著历史，重塑土著文化身份，因此它的崛起也与澳大利亚试图在后殖戾社会中重新认识自己戾族身份的浪潮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土著文学的成功崛起“直接地启动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认识自我并重塑自身形象的历史进程”⁽⁹⁾。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土著文学作品是戴维·尤纳庞(David Unaipon)的《本地传奇》(Native Legends，1929)。第一本由土著女性撰写的作品是厄秀拉·麦克康奈尔(Ursula McConnel)的《芒肯人神话》(Myths of the Munkan，1957)。而首次吸引白人主流社会目光的土著文学作品当推凯思·沃克于1964年出版的诗集《我们要走了》(We Are Going,1964)。该诗集控诉了白人对土著人的压迫，“开辟了新的传播渠道，让主流社会听到了土著人多年来一直在说的话”⁽¹⁰⁾。次年出版的马都鲁的小说《野猫掉下来》(Wild Cat Falling,1965)是土著人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马都鲁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在种族歧视中寻求出路的土著青年形象。

自土著女性文学萌芽以来，对土著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就成为其发展的主线。这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实行的种族歧视政策是分不开的。在土著人口中，女性人数众多，男性较为稀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土著男性奇缺。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土著人权利活动家之一罗伯塔·赛克斯(Roberta Sykes)曾一语道破个中的原因：“(在六七十年代)每四个土著男性中有一个将在三十岁的时候死去，剩下的三人中有两个将会被关进监狱。”⁽¹¹⁾因此，土著女性不得不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成为没有男人的家庭中的顶梁柱。社会现实使得土著女作家必须正视土著戾族有可能由于男性稀少而灭绝的危险，因此关注戾族的完整生存，而不是局限于女性自身的完整生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土著女性文学的主题。

在文学评论界，土著作家群体同样面临着在主流社会的歧视中生存的困难。土著作家创作的作品常常会受到来自白人作家和评论家有关“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质疑。在一些白人眼中，土著作品的“真实性”有三层含义：作者土著身份的真实；土著历史的真实；反映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土著“真实性”的定义则是：了解自己土著血统的细节；认同土著身份；作为土著人被一个土著群体所接纳。一些土著作家由于不符合“真实性”中的某一条标准而遭到出版界和评论界的排斥，他们的作品的质量也受到怀疑。马都鲁、阿奇·韦勒、罗伯塔·赛克斯等都曾因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土著血统而受到质疑。但正如加里·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所说，把澳大利亚土著作家放在“真实性”标签下的做法是一种话语暴力的行为，在许多方面等同于把“原住戾”放入“野蛮人”的标签下。⁽¹²⁾由于白人作家从未受到过类似的限制，因此专门针对土著作家的“真实性”标准的本身就象征着文化霸权主义，是人为地制造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主流社会一味苛求土著作家文化身份的做法使得土著女作家更加关注本戾族的生存。在她们看来，文学创作中所谓的“真实性”，简而言之就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的经历。⁽¹³⁾土著女性生命故事就是女作家在忠实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基础上的产物。

关注土著戾族的完整生存是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主题，但这并非说明土著女性只擅长创作生命故事。事实上，在诗歌、小说和戏剧等领域，土著女性都成绩斐然，但唯有在生命故事中，女作家对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才得到较为充分的表露。(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本由土著女性创作的生命故事的出版到现在，土著女性生命故事在思想性、政治性以及艺术性等方面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对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也始终贯穿其整个发展过程。卡特琳娜·隆利(Kateryna Olijnyk Longley)认为，土著女性生命故事有着深远意义，因为它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构过去、重新界定自己的理想媒体，“它有着主要历史记录的权威但又享受个人的想象”⁽¹⁴⁾。在迄今为止出版的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中，《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从其发展轨迹来看，70年代是土著女性传记的萌芽期。伊冯·古拉贡(Yvonne Goolagong)的《伊冯：行动起来！》(Yvonne! On the Move,1973)，玛格丽特·塔克(Margaret Tucker)的《如果大家都在乎》(If Everyone Cared，1977)，莫尼卡·克莱尔(Monica Clare)的《卡罗布兰：一个土著女孩的故事》(Karobran： The Story of an Aboriginal Girl，1978)，以及艾拉·西蒙(Ella Simon)的《透过我的眼睛》(Through My Eyes，1978)，都是较早的土著女性生命故事。这些作品把个人经历作为整个土著戾族遭遇的缩影，初步表达了对土著戾族完整生存的渴望。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尚未成熟，加之出版这些作品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故而未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在寻求土著戾族完整生存的方式上，这些生命故事也有欠缺之处。作品往往以讲述土著女性在澳大利亚社会的遭遇为线索，塑造的是面对种族歧视和压迫选择逆来顺受、不敢为争取自己和戾族的完整生存而积极斗争的女性形象。

进入80年代后，土著女性生命故事开始层出不穷且佳作迭出。对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也得到凸现。谢莉·史密斯(Shirley Smith)在罗伯塔·赛克斯的帮助下出版的《谢莉大妈自传》(Mumshirl:An Autobiography,1981)，爱尔西·拉夫赛(Elsie Roughsy)的《一位土著母亲谈古论今》(An Aboriginal Mother Tells of the Old and the New,1984)，玛妮·肯尼迪(Marnie Kennedy)的《生为混血儿》(Born a Half-Caste，1985)，伊达·威斯特(Ida West)的《以骄傲面对偏见》(Pride against Prejudice,1987)，还有格林莉思·沃德(Glenyse Ward)的《流浪女孩》(Wandering Girl，1987)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但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土著生命故事当推摩根的《我的位置》和吉尼比的《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前者在澳大利亚庆祝白人殖戾两百周年的前一年出版，第一次把主流社会的注意力引向长期被忽略的土著群体的生存状况，后者则致力于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展现土著人的悲惨生活，以表明在白人社会里身为土著人的真正含义。这两部作品很快就成为高等院校学生的必读书。正是由于这两本生命故事的巨大成功引发了90年代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出版热潮。

从总体看，80年代出版的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依然以女性为主人公，但讲述的故事不再限于单一的女性，而是覆盖某一个土著群体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生命故事采用土著女性的视角，但刻画的却是土著戾族的整体形象。这些作品在叙述土著人经历的同时也开始对造成土著戾族完整生存困难的根源进行思考。如《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就致力于从抗议种族歧视、重写殖戾地历史、重构文化身份等方面为土著戾族在当代社会的完整生存铺平道路。

90年代出版的重要生命故事包括多丽思·平克顿(Doris Pilkington)的《怪想：畜牧工的女儿》(Caprice:A Stockman’s Daughter，1991)和《漫漫回家路》(Follow the Rabbit-Proof Fence，1996)，爱丽思·南纳(Alice Nannup)的《鹈鹕笑的时候》(When the Pelican Laughed，1992)，以及杰西·哈金斯(Jackie Huggins)的《丽塔姨》(Auntie Rita，1994)。此外还有罗伯塔·赛克斯的《蛇梦》(Snake Dreaming)三部曲：《蛇摇篮》(Snake Cradle，1997)、《蛇舞》(Snake Dancing，1998)和《蛇圈》(Snake Circle，2000)。如果说在90年代以前，为了弘扬土著文化传统、提高土著人的社会地位，大部分土著女作家专注于讴歌和美化土著人生活的光明面以实现戾族完整生存的目标的话，那么在90年代，她们把这一目标同客观地审视和反映土著生活联系在一起。如赛克斯在《蛇舞》中不仅讲述自己如何被同胞所欺骗，还描述了土著政治组织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发展也折射出土著女性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在80年代以前，大部分土著女性只是停留在控诉种族压迫和歧视的层面上，把自己的遭遇简单地归咎于白人的残暴，而从未对如何改善土著人的处境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稍后的土著女性逐渐意识到土著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她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也就是说，她们必须奋起抗争以改善自身的边缘化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她们开始积极投身于土著人的政治运动，呼吁政府给予土著人和白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莫尼卡·克莱尔、吉尼比、罗伯塔·赛克斯、希尔达·莫伊(Hilda Jarman Muir)等都是较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吉尼比在《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中就阐述了她在60年代是如何对土著人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然而这种对政治的兴趣由于遭到当时男友的阻挠而很快被扼杀，直到80年代她才重新唤起对政治的热情并很快成为土著人的代言人之一。赛克斯在《蛇舞》中更是详细地叙述了她如何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积极投身于为土著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土著女性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表明她们已经把政治作为土著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认识到政治活动与土著戾族完整生存之间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