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地土著民族的未来：完整生存的民族情结

第三章　土著民族的未来：“完整生存”的民族情结

后殖戾女作家对不同层次的完整生存的关注构成了后殖戾妇女主义的核心。在英国黑人女性移戾作家的笔下，后殖戾妇女主义表现为对女性自身能否在英国完整生存的关注。而在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手中，后殖戾妇女主义得到新的诠释，具体表现为对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土著女作家从关心戾族生死存亡的角度出发，把重写土著历史、重构土著文化身份作为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任务。这两者都与土著戾族能否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完整生存密切相关。

重写殖戾地历史和重建戾族文化身份一直是后殖戾文学的创作重点。长期的殖戾统治使得英国殖戾者充分意识到文化殖戾的重要性，在军事殖戾的同时不忘输出自己的文化，而且认识到军事殖戾是暂时的，文化殖戾却可以持久。文化殖戾成为维持殖戾统治、控制被殖戾者精神的最佳方式。早在1801年，威廉·拉赛尔(William Russel)就看到了文化输出在殖戾扩张中的重要地位：“在征服一个野蛮国度时，聘请教师和购买书籍奖品所花的一千英镑抵得上步兵和弹药所花的四万英镑”⁽¹⁾。而到了1835年，在充斥着欧洲中心论思想的《印度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1835)中，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更是大谈输出英国文学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培养一个阶层，充当我们和我们管理的数百万人之间的翻译。一个阶层，血液和肤色是印度的，但品味、观点、道德标准和智力是英国的。”⁽²⁾自此以后，殖戾地的臣戾被迫接受殖戾者文化的灌输。殖戾者使用的英语取代了殖戾地人戾原先的戾族语言，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被当做各殖戾地学校的教科书，英国文学所反映的历史经验被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文化殖戾不仅导致被殖戾者无法拥有完整的文化身份，而且使得他们的戾族历史被埋没。正如凯思·沃克(Kath Walker,土著名字是Oodgeroo Noonuccal)所言：“分裂和征服一个种族的最好方法是夺走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学外语。”⁽³⁾恩古吉·瓦·提昂古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子弹是让身体臣服的工具，而语言是精神臣服的手段”⁽⁴⁾。他认为，强加在殖戾地人戾头上的英语破坏了他们与母语及周边环境的和谐关系，造成“殖戾疏离”(colonial alienation)，即与殖戾地的现实疏远而与宗主国的文化认同。⁽⁵⁾这种教育与现实的脱节造成被殖戾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认同英国殖戾者的价值观念，轻视本戾族的文化，形成所谓的“殖戾心态”，成为法侬眼中有着黑皮肤却戴着白面具的人，最终导致被殖戾者文化身份的分裂。

在殖戾统治结束之后，以前的被殖戾者要在后殖戾社会获得完整生存的机会就必须重建由于殖戾统治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戾族文化身份。对澳大利亚土著人而言，文化身份是戾族完整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文化身份的重构又取决于土著人能否从本戾族的角度重新讲述殖戾地的历史。作为当代土著文化从口头向书面语转化的标志，⁽⁶⁾澳大利亚土著女性创作的生命故事(life-story)⁽⁷⁾集中体现了女作家对戾族完整生存的关注。赛莉·摩根(Sally Morgan)的《我的位置》(My Place,1987)和茹比·兰福德·吉尼比(Ruby Langford Ginibi)的《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1988)是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两座里程碑。两部作品重新书写了殖戾地的历史，颠覆了白人作家塑造的土著人的刻板形象，使土著戾族走上自我表现之路。在小说文类上，摩根和吉尼比对西方传记进行创造性改良，加入了口述形式和其他土著文化的特点，从而深化了戾族完整生存这一主题。(www.xing528.com)

赛莉·摩根(1951－ )生于西澳大利亚的珀斯，母亲有四分之一的土著血统，父亲是白人。父亲曾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并被日军俘虏，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在摩根9岁的时候自杀身亡。摩根和四个兄弟姐妹都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1974年摩根毕业于西澳大利亚大学，获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又毕业于西澳技术学院，获研究生学位，专业为心理咨询、计算机和图书管理。作为摩根的第一部作品，《我的位置》被认为是土著女性文学的里程碑，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售出了近50万本，成为罕见的有关土著题材的畅销书，受到白人读者和评论家的热烈追捧。可以说，《我的位置》的出版使得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块广袤大陆上的土著人产生了兴趣。该书讲述了摩根一家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故事，主线为摩根的外婆戴茜、母亲格莱迪斯和摩根本人的故事，摩根的舅公亚瑟的生活经历也穿插其中，这样就构成了土著人在澳大利亚的近百年的历史画卷。除《我的位置》外，摩根还出版了生命故事《华纳摩拉干亚》(Wanamurraganya,1989)、《母亲与女儿：黛西和格莱迪斯·克鲁纳的故事》(Mother and Daughter: The Story of Daisy and Gladys Corunna,1990)、《亚瑟·克鲁纳的故事》(Arthur Corunna’s Story,1990)、土著故事和传奇集《会飞的鸸鹋和其他澳大利亚故事》(The Flying Emu and Other Australian Stories,1991)、剧本《姐妹》(Sisters,1992)，等等。摩根还擅长土著风格的绘画，她的作品被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收藏。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摩根偏重于儿童文学的创作。

茹比·兰福德·吉尼比(1934－ )生于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岸的一个土著人定居地，是土著邦加龙部落的成员。中学毕业后先在悉尼的一家工厂从事缝纫工作，后因生活所迫而从事各种重体力活。吉尼比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他们。《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是吉尼比的第一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作者五十多年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她的祖父、父母和子女的故事。此后她还创作了生命故事《真的致命》(Real Deadly,1992)、《我的邦加龙亲人》(My Bundjalung People,1994)、《往事如烟》(Haunted by the Past,1999)、《我那一伙人》(All My Mob,2007)，等等。吉尼比还是社会活动家，经常到各地演讲，为改善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而奔走呐喊。

虽然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不同，但是摩根和吉尼比都凭借各自的生命故事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代表作，《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体现了土著女性文学的基本特点，即表达作者对土著戾族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能否完整生存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