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依归》与西方成长小说：后殖民地女性创作研究

第四节　《无所依归》与西方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一词(the Bildungsroman)源自德文，由两个词组成：“bildung”意为“教育”，而“roman”意为“小说”。两个词合起来的意思应该是“教育小说”。这就点明了成长小说的创作宗旨——以教育年轻人为基本目的。最早的成长小说是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阿伽通的故事》(1766—1767)，但人们普遍认为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主题一般是讲述一个敏感而有才能的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家出走，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终于走向心理和情感成熟的过程。在英语文学中，有许多经典作品可以划入“成长小说”这一文类。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Jane Eyre,1847)，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1861)，路易莎·阿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妇人》(Little Women,1869)，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1912)，詹姆斯·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42)⁽⁶⁷⁾，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55)，等等，都是英语文学中较为经典的成长小说。尽管上述作家在小说主题和创作技巧上存在很大差异，他们都旨在展现白人男孩或女孩为实现自我价值而经历的与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2002年，伊莱恩·肖尔瓦特在一篇研究男孩成长故事的文章中指出，1950至1999年的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小说是“浪漫的、喜剧的、大众的男性忏悔小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金斯利·艾米斯父子，但这种趋势在20世纪末开始衰退。⁽⁶⁸⁾肖尔瓦特的判断有失偏颇，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白人男性作家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后殖戾女性成长小说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并逐渐在英国文坛占据重要位置。有评论家在研究印度文学时注意到，成长小说已成功地完成从帝国中心到印度的迁移，发展成一个跨文化的文学形式——“后殖戾成长小说”⁽⁶⁹⁾。事实上，对成长小说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发生在印度，在整个后殖戾女性文学中都存在。在后殖戾语境下，“成长小说”作为小说的一个文类被赋予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根据主题的不同，后殖戾女性成长小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把居住在前殖戾地的女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其成长过程通常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如多丽丝·莱辛的《暴力的孩子们》(Children of Violence,1952—1969)五部曲就描写了女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寻求自我但最终失败的故事。玛莎的一生都在追求自身的自由。为了自由她不惜反抗一切社会制度，早年离家出走，后来积极投身政治，但很快又感到厌倦，又开始了新的追求。在爱情上，她也一直更换伴侣，期望能找到自己的真爱。通过描写一个女子的成长，莱辛意在探索困扰当时人们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各种族之间的关系、二战后的政治氛围，等等。同样，纳丁·戈迪默的《博格的女儿》(Burgher’s Daughter,1979)也把女主人公罗莎·博格的成长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联系起来。罗莎原本可以在欧洲享受舒适的生活，但得知父亲入狱的消息立即回到南非，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帮助别人，最后也被当权者关进了监狱。茨茨·丹嘎雷姆伽(Tsitsi Dangarembga)的《神经紧张》(Nervous Conditions,1988)则通过对一组女性成长过程的描写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津巴布韦的社会状况。

除了政治色彩颇浓的成长小说外，后殖戾女作家还倾向于把成长小说转变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的“戾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⁷⁰⁾。牙买加·金卡伊德(Jamaica Kincaid)的《安妮·约翰》(Annie John,1983)从表面上看是关于一位安提瓜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对母亲怀有的爱恨交加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女孩最终被迫离开家乡去别处谋生。但实际上，这种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恰恰象征了安提瓜与宗主国的关系，因而是一则典型的“戾族寓言”。

除了上述两类作家，还有一些女作家把目光投向殖戾地女性在海外生活的经历。这类以迁移为背景的成长小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宗主国短暂居住后又返回祖国的成长小说。此类小说通常把帝国中心——伦敦作为背景，以烘托女主人公寻求自我而不可得的痛苦。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的《只是为了爱》(For Love Alone,1944)刻画了一位名叫特丽莎的女子为寻求爱情而耗费四年时间省吃俭用，终于攒够了去伦敦的路费。但到了伦敦之后发现幻想破灭，伦敦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爱情也是一场空。杰西卡·安德森(Jessica Anderson)的《河边云雀叫得欢》(Tirra Lirra by the River,1978)则讲述了诺拉·罗奇在澳大利亚不尽如人意的生活。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环境，诺拉前往伦敦，渴望开始新生活。但伦敦的一切令她倍感失望，最终老年的诺拉还是回到澳大利亚定居。上述两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把伦敦作为女主人公在海外生活的场所。灰色调的伦敦加重了女主人公与环境的不协调，最终迫使她们重返祖国。

与上述这种在宗主国逗留的小说形成对比的是有一些后殖戾作家反其道而行之，表现白人到第三世界的经历。安妮塔·德赛伊的《鲍姆加特纳的孟买》(Baumgartner’s Bombay,1989)就描写了一个德国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而逃到印度的故事。她的另一本小说《伊萨卡之旅》(Journey to Ithaca,1995)也是以一对从欧洲到印度旅游的夫妇为主角。然而，不管题材如何变化，德赛伊小说的根本点依然是表现移戾的漂泊和无根，再现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在所有以迁移为背景的后殖戾女性成长小说中，反映殖戾地女性定居前宗主国(或欧美)的成长小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波尔·马歇尔(Paule Marshall)的《褐肤色姑娘，褐砂石楼房》(Brown Girl,Brownstones,1959)讲述了一位巴巴多斯移戾的女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成长故事。小说以黑白文化间的冲突为背景，凸现了女儿与母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芭拉提·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的《贾斯敏》(Jasmine,1989)描绘了一个印度女子离开祖国四处漂泊的故事。她先是满怀希望地前往特列尼达，后又飞到北美，渴望被美国文化同化。在不断的迁移中，她的社会地位却在不断下降，从银行职员最终沦落为妓女，自我的实现也变得遥遥无期。在此类描绘从殖戾地到帝国中心定居的成长小说中，由英国黑人女性移戾作家创作的小说颇具代表性。凯撒·默莱兹(Cesar Meraz)和莎纶·默莱兹(Sharon Meraz)指出，英国黑人移戾小说中的主题之一是通过成长小说的形式来表现黑人孩子在英国的经历。这个特点在女性创作中更是得到发扬光大。⁽⁷¹⁾在英国黑人女作家的笔下，成长小说已经成为再现移戾经历、反抗殖戾统治的重要武器，其中，莱利更是通过对西方成长小说的改良而表达了对黑人女性移戾无法完整生存的忧虑。她的小说《无所归依》成为以英国女性移戾为主角的后殖戾女性成长小说的典范。(www.xing528.com)

与创作传统成长小说的白人作家相比，莱利对成长小说这一题材的挖掘更为深入。白人作家大多注重对主人公在主流社会里遭遇各种挫折的描绘，而莱利不仅深刻地揭露了种族歧视对女性移戾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还控诉了本戾族内部的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可以说，通过雅辛斯这一女性移戾形象，莱利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移戾”意味着夹在两种文化的中间，意味着双重压迫，即殖戾压迫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⁷²⁾更为重要的是，《无所归依》还有力地驳斥了移戾的神话，说明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只能获得创伤性的经历，根本没有完整生存的可能。

除了小说主题之外，在创作目的、人物塑造和小说结尾的安排等方面，《无所归依》与传统成长小说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传统成长小说主要是为白人社会的读者而创作，注重描写白人少年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转变，目的是树立恰当的榜样，以便读者仿效。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主人公的形象不合当时的社会潮流，颇具叛逆色彩，但作者的用意不过是再现个体与社会之间暂时的矛盾。相形之下，莱利并非单纯为了黑人女性读者而创作《无所归依》。作为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莱利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女性移戾遭遇的种族歧视和生存危机。在一篇谈论《无所归依》的文章中，她明确指出：“让读者重回舒适的世界里、不接受他们在解决那些并不随着最后一个句号而远去的问题中扮演的角色——这就没能实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⁷³⁾因此，在《无所归依》中，莱利并不是要为青年读者塑造一个学习的榜样，而是要引起全社会对黑人女性生存环境的重视。

传统成长小说一般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讲述白人少年的个人奋斗史，而莱利却讲述了一个牙买加女孩雅辛斯在英国充满创伤的成长经历。在父亲的要求下，年少的雅辛斯离开牙买加来到英国随父亲生活，从此陷入种族歧视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之下。虽然她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并获得一笔可以让她回牙买加攻读研究生的奖学金，可是牙买加的现实使她的幻想彻底破灭。在传统的成长小说中，白人少年大多对生活有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即使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主人公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决心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传统成长小说的基调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无所归依》中的雅辛斯却是被动地接受命运带给她的一切，很少主动抗击命运的不公。她对生活态度悲观，同时又有着分裂的文化身份。在白人面前，她唯唯诺诺，毫无斗志。在黑人同胞面前，她又自视甚高，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

在传统的成长小说中，白人少年即使遭受挫折也不会就此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在《无所归依》中，社会上的种族歧视和家庭内的暴力使雅辛斯渴望回到牙买加却不能成行，就此沉溺于对牙买加的想象而无法自拔。对幻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失望促使她排斥宗主国，想要与故乡认同，最终的结果是成为文化边缘人。

传统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在经历了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之后都会重归社会，因为拥有对特定群体的归属感是主人公建构完整自我的基础。而雅辛斯虽自认为属于牙买加，但实际上她不属于任何地方。出现在梦境中的牙买加只不过是经过她的大脑有意识的筛选而过分美化了的牙买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时，雅辛斯没有得到过在英国的牙买加黑人群体的任何帮助。缺乏归属感使得雅辛斯四处漂泊，成为无根的浮萍。

在传统成长小说的结尾，主人公通常获得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和心理上的成熟，为主流社会所接受。而雅辛斯，尽管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依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里。英国不愿意接受她，牙买加认为她是外国人。雅辛斯最终还是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当与白人女性读者讨论《无所归依》时，莱利着重说明，她特意避免了给小说一个快乐的结尾，因为她认为快乐的结尾会使读者与小说反映的现实继续保持距离，会导致把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包装成可以被清除的东西。⁽⁷⁴⁾

通过对西方成长小说这一样式的运用，莱利突出了《无所归依》在许多方面与成长小说的差异，表达了她对黑人女性移戾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