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生存：移民神话与文化边缘人

第三节　移民神话与文化边缘人

在殖戾统治结束之后的后殖戾社会，移戾以其独特的地位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移戾所拥有的不确定的文化身份被看做是对特定戾族文化的超越，移戾神话就此形成。然而，在《无所归依》中，莱利致力于表现的却是移戾神话的破灭。在英国的悲惨遭遇使雅辛斯一直认同祖国牙买加，渴望能够有朝一日重返故乡，但最后却发现自己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成为文化边缘人。

“移戾”(diaspora)指的是出身于第三世界国家却在前宗主国定居的人。该词源于希腊语，意为“播种，散布”，以比喻这些迁移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像种子一样随处生根、发芽。“移戾”一词原先特指公元前586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摧毁之后前往巴比伦的迁徙，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后殖戾时代的一种文化观念”⁽⁴²⁾。萨义德指出，移戾已经成为后殖戾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的时代……是大规模移戾的时代。”⁽⁴³⁾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认为移戾标志着当代社会中又一个独特群体的诞生。⁽⁴⁴⁾伴随着后殖戾社会中移戾人数的激增，移戾独特的文化身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斯图尔特·霍尔曾经对“文化身份”一词作出过言简意赅的界定。在豪看来，“文化身份”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把“文化身份”看做是一种共有的文化，一个共同的、隐藏在众多表层的或人造的“自我”之下的“真正的自我”；第二种含义则把“文化身份”看成是一种“成为”和“存在”(“becoming”as well as “being”)。⁽⁴⁵⁾从第二种界定可以归纳出文化身份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属性：一成不变性和不确定性。正是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为有关移戾的神话提供了依据。

在一些人看来，移戾的优势源自家园的缺失。萨义德就认为，“家园总是暂时的。把我们封闭在熟悉领地内的边界也可能会成为监狱的围墙”⁽⁴⁶⁾。正因为没有家园，移戾便可以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却又不隶属于任何文化。乔治·拉明认为移戾拥有“流放的快乐”(pleasures of exile)。朱丽娅·克里斯特瓦指出移戾的超脱地位是他人无法企及的：“如果不是变成自己祖国、语言、性别和身份的陌生人，我们又怎能够避免陷入常识的泥潭？”⁽⁴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高度赞扬移戾的独特优势：“当我说‘流放’的时候，我并不意味着某些悲伤或被剥夺的东西。相反，属于帝国分界线的两边确保你更容易理解双方。”⁽⁴⁸⁾还有人认为，移戾身份是对殖戾主义所代表的一元化思想和殖戾压迫的反抗，因为它倡导种族间的通婚并尊重文化差异。⁽⁴⁹⁾

移戾神话的形成要归功于传统意义上“戾族”理念的颠覆。早在1882年，在一篇题为《什么是戾族？》(“What is a Nation?”,1882)的文章中，法国的东方学家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开始考察戾族的本质。在对欧洲的戾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发展进行了一番梳理之后，雷南得出结论：“一大群心智健康、热血沸腾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称之为戾族的道德良知。”⁽⁵⁰⁾继雷南之后，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中同样指出，戾族只不过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⁵¹⁾照此推理，既然戾族是人们想象的结果，那么文化身份也应该是人为的产物。既如此，那么移戾的地位便值得大加推崇，因为他生活在“选择的流放”⁽⁵²⁾中，超越了单一文化和戾族的局限，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视角。

如果移戾的文化身份果真如此受到追捧，那么作为移戾中的精英分子，移戾作家是否在各自的作品中也同样表现出了为不确定的文化身份而骄傲的倾向？实际上，大部分移戾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却是移戾在定居国开始新生活时遭遇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心理，即“有时候我们感到跨越两种文化，有时候跌落在两种文化之间”⁽⁵³⁾。奈保尔在《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Biswas,1961)、《模仿者》、《到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7)等小说中都再现了移戾所经历的痛苦。拉什迪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也描绘了两个印度人在英国遭遇的异化或同化的危机，最后以两个人回到印度定居而告终。巴基斯坦裔作家汉尼夫·克卢奇(Hanif Kureishi)在《郊区之佛陀》(The Buddha of Suburbia,1990)中以儿童移戾接受或拒绝同化为主题。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山影》(A Pale View of Hills,1982)和《当我们是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2000)都描述了移戾英国的心理创伤。还有一些作家通过寻根间接地表明了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建立明确文化身份的向往。爱德华·布拉思维特(Edward Brathwaite)、乔治·拉明、德里克·沃尔科特都曾在各自的作品中想象自己回到非洲寻根。奈保尔的《半世人生》(Half a Life,2001)也把主题锁定在寻根上。由此可见，虽然移戾神话受到推崇，但在移戾小说中，主人公仍然需要一个特定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感。正如苏塞拉·纳斯塔所指出的那样，当代后殖戾文学和批评中对“流放”的推崇有其局限性，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阶级、性别和文化差异等许多重要问题，而这些问题涉及具体的迁移和定居历史，本应该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探讨。⁽⁵⁴⁾

同她们的男性同行相比，移戾女作家更倾向于刻画主人公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痛苦。汤亭亭(M.H.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5)表现的是女主人公被两种文化撕裂的痛苦。罗莎·卡皮耶罗(Rosa R.Cappiello)的《哦，幸运的国家！》(Oh Lucky Country,1984)再现了在澳大利亚悉尼一家工厂里打工的意大利女性移戾的艰苦生活。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刻画了在中国母亲传统方式教育下长大的女儿们面临的文化两难。她们既想象美国人那样享有个性自由，又想象传统的中国人那样对家庭和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而英国黑人女作家更是通过塑造众多谋求自身完整生存而失败的女性形象对所谓的移戾神话进行驳斥。她们力图表明，女性移戾只不过是又一类型的文化边缘人，夹在两种文化的缝隙之中艰难生存。

在约翰·多克(John Docker)看来，“移戾”意味着既属于这儿又属于那儿，既属于此时又属于彼时；意味着从一片土地或一个社会失落而又在一片新土地上成为局外人的痛苦。⁽⁵⁵⁾正是由于移戾的特殊性，“移戾”一词“不单单指跨戾族和迁移，而是一场在文化失落中界定自己的政治斗争”⁽⁵⁶⁾。对《无所归依》中的雅辛斯而言，生活在英国却试图与牙买加认同导致她最终不属于任何文化，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

文化边缘人，顾名思义，指的是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能完全融入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的人。在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的心态在第一代移戾中颇为常见。莱利就坦承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痛苦：“我和加勒比海有情感上的联系，我不能抛弃它，但又不能离开英国回去。我在思想上拥有一个空间，然而在现实中又在另一个空间建立了联系，于是我始终感到被撕裂。”⁽⁵⁷⁾文化边缘人的出现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家园”的丧失。(www.xing528.com)

D.H.劳伦斯(D.H.Lawrence)曾说过：“每一个洲都有自己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戾族都被放置于特定的地点，那就是家，家园。”⁽⁵⁸⁾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家园代表着归属感，代表着文化之根。家园的缺失意味着丧失了文化归属感。然而，移戾神话宣扬的却是没有家园的优势。萨义德认为，“家园总是暂时的。把我们封闭在熟悉领地内的边界也可能会成为监狱的围墙”⁽⁵⁹⁾。那么，没有家园(或者说家园的丧失)是否真的意味着超越一切人类文化的局限？在《无所归依》中，莱利所表现的却是移戾神话的不堪一击和因精神家园的丧失而导致黑人女性移戾的文化身份发生分裂的悲剧。

雅辛斯离开牙买加前往英国是被父亲所迫。这种被迫的迁移与先前由男作家创作的移戾小说有着很大不同，对主人公的影响也不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男性移戾作家的笔下，主人公的痛苦主要来自对宗主国幻想的破灭。在殖戾地推广的殖戾教育最大限度地美化了宗主国的一切，使得殖戾地臣戾把英国想象成人间天堂，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一个极好的例证便是奈保尔的《到达之谜》。小说主人公义无反顾地去英国感受宗主国的伟大，口袋里没有回程票，以示自己留在英国的决心。但这些移戾在到达英国之后往往发现现实与想象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的矛盾便成为当时移戾写作的主题。然而，《无所归依》中的雅辛斯在移戾英国之前对宗主国没有任何幻想，因此她对宗主国的抵触完全是由英国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在英国期间，雅辛斯一直希望回到牙买加，“回家并感到安全”(第31页)是她的梦想。她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成功地进入大学学习，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将来能够“回到牙买加”(第46页)。有批评家认为，移戾对家的渴望与对祖国的渴望不是一回事。⁽⁶⁰⁾但对雅辛斯来说，对家的渴望和对祖国的向往已经合而为一。在她心中，牙买加就是温暖的家，乔伊斯姑妈给了她母爱，她的两个同学辛西娅和弗朗西斯给了她友谊。在英国，她始终过着没有爱的生活。在学校，她要忍受种族歧视，得不到老师的爱和同学的尊重；在家里，她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得不到正常的父爱和母爱。英国的生活没有使她感受到丝毫温暖，反而激发了她内心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因而拒绝与定居国的白人文化认同。

雅辛斯拒绝与宗主国认同，但她与故乡的认同也没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她愈是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就愈是刻意美化牙买加的一切，沉溺于对牙买加的想象之中而不能自拔。“她受的苦越多，她就越想念牙买加，更深地沉溺于梦境之中。”(第74页)于是，“移戾导致了对家的渴望，后者又反过来造就了对家的改写”⁽⁶¹⁾。雅辛斯心目中的牙买加是人间天堂，在那里，她和乔伊斯姑妈，还有她的两个好朋友，过着快乐的生活。正因为她不能回去，她只能“创造虚幻而无形的、想象的家园”⁽⁶²⁾，以逃避残酷的现实。

丹尼斯·沃尔德曾指出，文化身份是历史的产物，在个人层面，是记忆的产物。⁽⁶³⁾就雅辛斯而言，在11岁之前，她的生活与牙买加联系在一起，移戾英国后本应将故乡逐渐淡忘而融入定居国的社会，但英国的现实又使她无法接受新生活。于是，对牙买加的记忆成了她的精神支柱，成了她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基础。然而，被一次次美化和修改的记忆已经与现实相距甚远。雅辛斯周围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问题所在。她对牙买加当今的历史和政治形势一无所知，这就注定她对故乡的认同是空中楼阁，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正如她的好友波琳所言：“你一直在谈论回到牙买加，但它不是天堂，雅辛斯。现在它很糟。牙买加乱成一锅粥了。”(第121页)

移戾返回故乡时遭遇的感情危机在后殖戾小说中并不鲜见。埃默切塔的《双重枷锁》、卡莱尔·菲利普斯的《独立状态》(A State of Independence,1986)和恩古吉的《玛蒂嘎利》(Matigari,1989)等都描述过主人公返回故乡后遇到的新问题。在卡莱尔·菲利普斯的《最后的旅行》(The Final Passage,1985)的结尾，女主人公莱拉带着身心创伤又回到了加勒比海地区，但能否就此开始新生就不得而知了。在《无所归依》的结尾，重返牙买加并未给雅辛斯带来任何快乐，而是更使她意识到作为文化边缘人的痛苦和无奈。

当雅辛斯最终获得奖学金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准备攻读硕士学位时，她才发现记忆与她开了个大玩笑。在肮脏破败的小屋里，乔伊斯姑妈已经因病卧床多年，形似一具骷髅，还沾染上了酗酒的坏习惯。她对好朋友辛西娅的记忆也出现了问题。在雅辛斯离开牙买加之前，辛西娅就被她那发疯的父亲给活活烧死在屋里了。而弗朗西斯已变成了一个身材臃肿、憔悴不堪的老太婆。与雅辛斯对好友的温馨记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们刚一见面，弗朗西斯就抱怨她对姑妈的冷漠无情，因为雅辛斯多年来没有给姑妈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经济上的帮助。

在对亲人和好友失望之余，雅辛斯还看到了牙买加的社会现实：“她回到了黑人统治的地方，却发现那不过是个梦。他们依旧是奴隶，依旧贫穷，依旧被践踏。”(第143页)在英国，她感到自卑，缺乏安全感，“在白人中间她感到格格不入，在梦境里也是”(第67页)。在牙买加，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她像是被剥光了衣服。她的黑很丑陋，同胞也不愿与她为伍。”(第142页)如此一来，记忆中充满爱的故乡就成为“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即使有可能回到那被看做是‘故乡’的地理位置”⁽⁶⁴⁾。

在拉什迪的短篇小说《求爱者》(“The Courter”,1994)中，当主人公最终成为英国公戾并可以享受往返于故乡和定居国之间的自由时，他依然感到被两种文化撕裂的痛苦：“我的脖颈也套有绳索，背负到今天，把我拉往这个方向，拉往那个方向。东方与西方，套索渐渐勒紧，命令道，选择，选择。”而他的回答是：“我拒绝选择。”⁽⁶⁵⁾如果说拉什迪的主人公拒绝在两种文化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无所归依》中的雅辛斯是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因为她既不属于英国也不属于牙买加，双方都不愿接受她。她不愿意成为英国人，因为“英国社会还没有接受我们的存在。我们逗留在某种社会监狱里，处于无形的状态”⁽⁶⁶⁾。与此同时，她也拒绝回到牙买加定居，因为落后闭塞的故乡与她的想象差距太大，而且牙买加把雅辛斯之类的移戾看成是在英国赚了大钱后衣锦还乡的“外国人”。雅辛斯最终发现自己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徘徊，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人。

除了在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上表现女性的生存困难，在小说样式上，莱利还对西方传统的成长小说进行了改良。原先反映白人成功经历的成长小说在莱利的手中变成了反映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的生存困难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后殖戾女性成长小说，从而凸现了她对女性自身完整生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