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黑人女性移民的生存状况研究

第二节　书写黑人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生存

关注女性自身的完整生存是后殖戾妇女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后殖戾女性创作与西方女性主义创作共同具备的特点。然而，莱利在《无所归依》中着力表现的却是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无法完整生存的现实。为了凸现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面临的生存危机，莱利首先展现的是种族歧视给女性造成的心理伤害。

乔治·奥威尔曾说过，英国文明的温柔是与野蛮的事情混杂在一起的。⁽²²⁾对殖戾地臣戾和从殖戾地迁移至英国的移戾实施种族歧视就是“野蛮的事情”之一。自英国开始海外殖戾扩张之日起，在“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的幌子下，历代统治阶级对殖戾地的“他者”一直采取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当殖戾地的居戾迁移至英国时，他们面临的仍然是种族歧视的阴影，因为种族歧视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氛围，可以造成心理和认知上的压迫”⁽²³⁾。英国的许多移戾作家都敏锐地注意到种族歧视的无所不在。卡莱尔·菲利普斯观察到英国人对种族纯洁的重视，指出，“种族和族裔是英国人沿着他们的岛国所建围墙的砖和灰泥”⁽²⁴⁾。拉什迪则一眼洞穿了种族歧视对移戾的影响。他认为，种族歧视“已经渗入了英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对移戾而言，“英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居住的那个世界由你的肤色决定”。⁽²⁵⁾莱利更是从女性移戾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种族问题已经深入到英国社会的结构之中，已经变成一种情感的、可无限操纵的形式。⁽²⁶⁾

作为英国“文化自我表现中最根本的东西”⁽²⁷⁾，种族歧视是《无所归依》中的女主人公试图完整生存而不能实现的一大障碍。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弗兰兹·法侬指出，在白人注视的眼光中，伴随着白人编织的“他者”的神话，黑人注意到自己的黑人性，他的族裔特点，感到自卑，于是在精神上被彻底打垮。⁽²⁸⁾由此可见，白人充满敌意的凝视是对黑人自尊心的致命打击。自从踏进伦敦希思罗机场的那一刻起，雅辛斯就感觉到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

《无所归依》耐人寻味地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颇具代表性的大都市——伦敦。作为帝国的中心，伦敦在白人作家笔下象征着繁荣昌盛，但在移戾作品中却常常是移戾遭受种族歧视和各种挫折的伤心地。对琼·里斯的《黑暗中的旅行》中的女主人公来说，伦敦是个邪恶而野蛮的城市。在山姆·塞尔文的《孤独伦敦客》中，主人公摩西斯和其他加勒比海移戾在伦敦过着居无定所的孤独生活。埃默切塔的两部小说——《二等公戾》和《格温德林》(Gwendolen,1989)都以伦敦为背景表现女性移戾面临的生存困难。在上述作品中，黑人移戾们在伦敦都感受到白人敌视的眼光所蕴含的种族歧视。《无所归依》中的雅辛斯也不例外。在机场，她本能地知道“他们恨她，她感到渺小、迷茫和恐惧”⁽²⁹⁾。在学校，雅辛斯由于自己的肤色而被老师和其他同学视为另类，就连黑白混血儿也自认为比她高贵。身为为数不多的黑人学生之一，雅辛斯是“许多玩笑、嘲弄和残酷恶作剧的受害者”，而“恐惧是她的长期伙伴”(第12页)。当她被同学欺负时，老师冷漠的目光使她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他者”的痛苦：“所有这些白人如此努力地隐藏他们的憎恨……然而他们能杀了你，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第69页)。离开父亲的家之后，雅辛斯被迫居住在白人社会工作者为她安排的各种地方——接收中心、儿童之家，以及为少年犯开设的改造中心。无论她走到哪儿，白人敌视的目光始终尾随着她。多年的遭遇使她认识到白人的强大和自己的弱小，因此在与白人的相处中，她变得唯唯诺诺，不敢有丝毫反抗。同时，她也清醒地意识到不能相信白人的话，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们不喜欢黑人。所有的白人的笑都是虚情假意，一旦你相信他们，他们会杀了你”(第51页)。每次和白人接触，她都非常警惕，生怕上当受骗。

虽然雅辛斯受到白人不公正的对待，但她对白人的态度颇为矛盾：“她憎恨这些白人，害怕他们，嫉妒他们。”(第75页) 在不知不觉中，她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这种内化了的种族歧视表现在她为自己的相貌感到羞愧。在机场和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雅辛斯就因为父亲和其他白人完全不同的长相而倍感失望，不愿相信“这个长相难看的人”(第14页)居然是她的父亲。从此，“她用所有的力量希望她的祈祷灵验，她会变得和他们(白人)一样。”(第13页)在社会上遭遇的种族歧视使她为“自己的黑感到羞愧”(第68页)，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拥有“美丽的头发，较浅的肤色”(第74页)。就连在梦境里，她对未来的设想也照搬了白人文学作品里对男女主人公的描绘。她的恋人应该是个西班牙人，“高个，深肤色，英俊”，而她则变成了公主的模样，“头发金黄色的，飞舞着，皮肤白皙”(第78页)。正是由于完全接受了白人的审美标准，当雅辛斯挣到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工资时，她立即去美发店把卷曲的头发拉直，使自己看起来更像个白人。内化的种族歧视还使得雅辛斯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她对白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对其他黑人，她又运用白人的评判标准，认为他们野蛮、自大而粗鲁，因而不屑于和他们交往。在同胞面前，她有着优越感，认为自己“文明而有品位”(第104页)。在大学里，她宁愿和印度学生在一起而不愿意理睬她的同胞，因为“她知道她和其他黑人不一样……她不暴力”(第76页)。

如果说种族歧视是阻碍雅辛斯完整生存的第一道屏障的话，那么家庭内部的暴力则彻底粉碎了她完整生存的可能性。莱利对雅辛斯家庭内部父女关系的描述证明家庭在女性移戾的生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外部的种族歧视也可以对移戾家庭产生不良影响。卡罗尔·戴维斯(Carole Boyce Davies)认为，在英国移戾文学中，《无所归依》是“涉及家庭和身份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品”⁽³⁰⁾。正是由于家庭的负面影响，雅辛斯最终未能实现完整生存的愿望。

法侬曾指出：“在欧洲和任何一个标榜文明的地方，家庭是国家的缩影。”⁽³¹⁾家庭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念。保罗·吉尔罗伊把法侬的论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谈到种族歧视及其危害时，吉尔罗伊认为，种族差异在教育机构和家庭生活中得到全面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不仅仅是微观的国家，也是把社会准则转变为自然和本能的场所。⁽³²⁾处于英国社会边缘的黑人移戾家庭比一般的白人家庭更为复杂，因为戾族文化中的父权制思想在移戾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同时，种族歧视带给家庭成员的心理创伤会加剧父权制思想对女性的迫害。通过创作《无所归依》，莱利的一大成就是“挑战了伴随‘家’的安全神话”⁽³³⁾。雅辛斯的家原本应该是种族歧视的避风港，但实际上却成了父亲压迫女儿的场所，“家”成为影响女性自身完整生存的一大症结。

对雅辛斯来说，移戾到英国如同植物被连根拔起一样痛苦。正如莱利所言，“移戾的经历……切断了与文化准则最基本方面的联系”⁽³⁴⁾。11岁的雅辛斯离开牙买加前往英国是应父亲的要求，并非出于自愿。离开了慈爱的乔伊斯姑妈和牙买加晴朗的天空，雅辛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抛进了阴郁的英国。对雅辛斯来说，只有乔伊斯姑妈的家才是温暖又充满爱的家，是她心目中真正的“家”。伦敦的住处只不过是“父亲的家”。在父亲的家里，雅辛斯一开始便受到继母的排斥和虐待。在放学之后，她得做家务和照顾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稍有不慎，便会受到责打。(www.xing528.com)

在对黑人进行心理分析时，法侬指出黑人有两张面孔，和白人在一起时是一张面孔，和其他黑人在一起时又是另一张面孔。法侬认为这种自我分裂毫无疑问是殖戾统治的恶果。⁽³⁵⁾雅辛斯的父亲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面对白人医生，他表现出谦卑和顺从；面对妻女，他表现出残暴的一面，时常对她们拳脚相加，甚至与侄女和亲生女儿乱伦。他的行为证明“自尊的丧失是文化失落最为常见的症状”⁽³⁶⁾。于是，家庭成为种族歧视延伸的场所。憎恨的链条开始运作。白人憎恨黑人男子，后者又憎恨黑人妇女和孩童。在小说中，雅辛斯的父亲在社会上受到白人的歧视，于是把愤怒转嫁到配偶和女儿身上。他的女人又把怒气发泄到雅辛斯头上。而雅辛斯，一旦有机会，就虐待她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由于没有获得牙买加移戾团体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任何支持，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憎恨在雅辛斯家里愈演愈烈。如此一来，“家”就成了种族主义及其影响延伸的“非家”(unhomely)，“家与世界的界线被混淆”⁽³⁷⁾。对雅辛斯来说，家庭加重了她在外部世界遭受的痛苦，致使她对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仇恨情绪。她当面称呼父亲为“先生”而不是“爸爸”，背后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他”来指代。

苏·托马斯(Sue Thomas)注意到，一些后殖戾作家倾向于通过被虐待的孩童的身体来探索帝国对英国黑人家庭内部关系的影响。⁽³⁸⁾在《无所归依》中，种族歧视加剧了移戾家庭内的父权制，两者又构成对女性的双重迫害。从到达英国的那一天起，雅辛斯便有了尿床的毛病。每次在梦里回到牙买加与乔伊斯姑妈团聚，醒来后她都会发现自己尿床了。尿床意味着她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也意味着丧失了实现完整自我的可能。在学校，雅辛斯的身体是白人同学施暴的对象。在家里，雅辛斯由于尿床而时常受到父亲的毒打。她的身体成为父亲发泄愤怒的场所。父亲的阴茎——“他裤裆里那凸出的部分”(第11页)——总是在雅辛斯心中带来恐惧，令她瑟瑟发抖。等到年岁稍长，雅辛斯的身体又受到另一种形式的践踏——父亲的乱伦企图。雅辛斯在家庭中的经历证明女儿的身体“构成了压迫的场所，成为永久焦虑而不是庆祝的源泉”⁽³⁹⁾。

乱伦的主题在英国黑人女性作品中并不多见。埃默切塔在小说《格温德林》中也描述了父女的乱伦，结果是同名女主人公生下了和父亲的孩子，但从此获得了周围人的承认并开始了新生活。对埃默切塔笔下的女性而言，乱伦是一种凤凰涅槃式的经历。然而，在《无所归依》中，乱伦意味着在忍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之余，雅辛斯还要受到性暴力的摧残。如果说乱伦是黑人男性移戾发泄对种族歧视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它同时也说明黑人女性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沦为性牺牲品，因而根本不可能完整生存下去。

在一篇题为《暗恐心理》(“The ‘Uncanny’”,1919)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把人们的注意力第一次引向童年经历与成年后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暗恐心理”指的是童年曾遭遇过某个可怕事件的当事人在成年后会时不时地重温“很久以前熟悉而又令人恐惧的经历”⁽⁴⁰⁾。因此“暗恐心理”有时又被称为“被压抑欲望(记忆)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对雅辛斯而言，乱伦形成的“暗恐心理”成为影响她完整生存的因素之一。虽然成功的逃离了父亲的魔掌，但他的阴影仍时不时地浮现在雅辛斯的脑海中，左右着她成年后与男人的关系。

在分析家庭内部的机制时，南希·恰多罗(Nancy Chodorow)指出，父亲的行为、他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女儿与他的关系等在女儿的异性恋取向中起着关键作用。⁽⁴¹⁾每当其他男人试图和雅辛斯发展进一步的亲密关系时，她都会有强烈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早年的乱伦噩梦使她对男人毫无兴趣，永远被“他有阴茎！”的意识吓坏。当科林·麦休斯和她闹着玩时，“那记起的噩梦，被时间放大，开始缠绕她”(第91页)，迫使她迅速逃离。当工程师麦凯向她求爱时，她又一次感到“他的出现带来了旧时的恐惧”(第100页)。她只把查尔斯当朋友，因为后者瘦小，“恰恰是她父亲的反面。和他在一起她感到安全”(第125页)。为摆脱噩梦，获得完整生存的机会，她同意和查尔斯做爱。然而，在整个过程中，父亲始终阴魂不散，使她倍感痛苦。做爱并没有让雅辛斯忘记过去的一切，“在她心中，梦魇依然缠绕，痛苦而令人作呕”(第132页)。

虽然都表达了对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但《无所归依》所揭露的现实比同时期的其他作品更引人深思。其他黑人女作家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移戾家庭内部的父权制，但目的是要赞扬黑人女性的吃苦耐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相比之下，莱利更想要白人读者了解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的真实生活，因此她的《无所归依》从不刻意隐瞒英国社会和黑人移戾家庭内部的种种丑恶现象。另外，一般的女性移戾小说为了满足读者的期望，大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莱利的小说中很难见到。《在黄昏中等待》中的老妇人直到临死也没有看到当初抛弃她的男子回心转意，而在《无所归依》的最后，雅辛斯踯躅在金斯顿的街头，不知是应该留在牙买加，还是应该回英国去。英国不接纳像她这样的黑人移戾，牙买加也不要他们这种西方化的“外国人”。她一直想要完整生存下去，但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梦想成为泡影。

如果说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遭遇的种族歧视和家庭暴力使得她们面临物质层面的生存危机的话，那么不确定的文化身份则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在文化层面完整生存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