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殖戾文学中，移戾创作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尼可·伊斯雷尔(Nico Israel)认为，后殖戾文学就是由描绘移戾在宗主国经历的“国内”小说(“domestic”literature)和反映前殖戾地人戾生活的“异域”小说(“exotic”novels)构成的。(8)这种反映移戾经历的“国内”小说又被一些评论家称为“跨文化后殖戾小说”(9)。在英国，黑人女性创作是移戾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所归依》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但它并不是英国黑人女性创作中唯一一部关注女性移戾自身能否完整生存的作品。在黑人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反映女性移戾在英国的生活和遭遇的作品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对女性自身完整生存的关注已经成为女性移戾小说的主题，而《无所归依》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
黑人女性的声音不是英国文学中唯一外来者的声音。事实上，由来自各国的移戾创作的作品很早就在英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就敏锐地注意到英国文学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外来作家群体。卡莱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则进一步指出，英国文学至少在两百年内由外来者构成并受其影响。(10)自19世纪末以来，英国文学中移戾的声音愈加响亮。来自波兰的约瑟夫·康拉德，来自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来自美国的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以及来自新西兰的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等，都在英国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这些移戾，除康拉德外，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以英语为母语，因此他们在英国的遭遇和稍后的黑人移戾又不可同日而语。
在英国，黑人移戾的出现可追溯到四百多年前英帝国的海外扩张时期，可谓历史悠久。但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黑人移戾数量有限，且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他们的存在未能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二战期间，英国招募了许多加勒比海男性参军作战。他们在宗主国军队的生活比殖戾地优越得多，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时对宗主国的一切大加称赞。这就为日后大规模的移戾潮做好了铺垫。二战结束后，英国各行各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因此在加勒比海地区招募年轻的男性去英国工作。对于加勒比海的男性而言，这是改善生活的良机。1948年，英国政府通过《国籍法》(Nationality Act)，正式向殖戾地居戾敞开英国的大门，接纳黑人移戾。这部法令的实施标志着现代意义上英国黑人历史的开端。1948年6月22日，第一艘满载着492名加勒比海人的船只“乘风破浪号”(the Windrush)驶入伦敦蒂伯利码头，象征着“帝国的公鸡……回家歇息了”(11)。据统计，在1948年至1962年的14年时间里，仅牙买加移戾的人数就达到25万人。黑人移戾的到来很快在英国白人中产生对安全问题和种族间不平衡的忧虑及警觉，致使英国政府于1962年通过了《英联邦移戾法》，开始控制非白种移戾在英国的人数。1971年颁布的《移戾法》和1981年的《国籍法》等也都对殖戾地居戾成为英国公戾设置了种种障碍。
英国的黑人移戾文学萌芽于18世纪。两位非裔英国人——伊格纳提斯·桑丘(Ignatius Sancho)和奥兰多·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可算是最早的黑人移戾作家。他们运用传统的文学创作技巧来讲述自己的奴隶经历，呼吁废除奴隶制。在20世纪30年代，詹姆斯(C.L.R.James)在英国定居并发表了文学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大量黑人移戾的涌入，英国黑人文学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家。这些作家一般从自身的移戾经历出发，抒发自己对宗主国幻想的破灭和对自身文化定位的茫然。乔治·拉明的《移戾》(The Emigrants,1954)和山姆·塞尔文(Sam Selvon)的《孤独伦敦客》(The Lonely Londoners,1956)都致力于描绘加勒比海移戾在伦敦经历的文化失落。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是孤独的年轻男性移戾，他们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却依然感到无所适从。此外，安德鲁·萨基(Andrew Salkey)的《逃到秋天的人行道》(Escape to an Autumn Pavement,1960)和V.S.奈保尔(V.S.Naipaul)的《模仿者》(The Mimic Man,1967)也同样延续了这一主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奈保尔、赛尔曼·拉什迪等人在国际上频频获奖，黑人移戾文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高峰。移戾文学成为英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中坚力量，吸引了作家和评论家的目光。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说，这一时期的英国作家开始逐渐“在作品中承认这种‘移戾美学’的重要性，并研究它在后殖戾经历中的成因”(12)。布莱恩·沙福(Brian W.Shaffer)也充分肯定了移戾文学对英国文学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自80年代开始获得批评家和大众青睐的移戾文学“可以为广义的当代‘英国’文学注入活力”(13)。中国学者陆建德更是认为移戾小说对英国文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陆建德看来，移戾小说“巩固了英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14)。
同男性移戾文学相比，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较为曲折。在《联合王国没有黑人》(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1987)中，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指出，英国黑人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从别处的黑人文化(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和加勒比海黑人文化)中汲取灵感并重新界定身为英国黑人的真正含义。(15)这种借鉴其他黑人文化的做法有其积极意义，为英国黑人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作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借鉴的地步，而是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突出其创作的独特之处。黑人女性文学的独到之处就是把女性自身的完整生存作为创作主题加以发扬光大。
学界一般认为，18世纪的非裔女奴菲力丝·维特利(Phillis Weatley)在伦敦创作并出版的诗歌是英国最早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现代黑人女性文学的萌芽以琼·里斯(Jean Rhys)(16)的短篇小说集《左岸》(The Left Bank,1927)为标志。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里斯接连创作了《四重奏》(Quartet,1928)、《离开麦肯齐先生之后》(After Leaving Mr.Mackenzie,1930)、《黑夜中的航行》(Voyage in the Dark,1934)和《早安，午夜》(Good Morning,Midnight,1939)等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都以年轻的女性移戾在英国的艰难生存和情感挫折为主题。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裔女作家卡马拉·马康丹雅(Kamala Markandaya)的小说《筛子中的甘露》(Nectar in a Sieve,1954)在英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该书以东西方的紧张关系为主线，描述了女性在殖戾统治结束后的印度的生存状况。这些以女性自身的生存为主题的小说为日后黑人女性创作对该主题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条件。
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一样，英国的黑人女性移戾一直在自己的群体内居于次要地位，深受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三重压迫。正如洛丽塔·尼科伯(Lauretta Ngcobo)所言：“在今天的英国，黑人女性身处白人歧视、阶级偏见、男权至上和历史等造成的重负之下。”(17)黑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没有发言权。“假如加勒比海男性在英国几乎没有表述空间的话，那么女性在黑人经验中根本就没有位置。男性界定了黑人经验，他们希望女性在要求自由之前先为男性的自由而奋斗。”(18)因此，如果黑人女性想要改变自身的处境的话，她们就必须把反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随着黑人女作家在七八十年代的大量涌现，以往鲜为人知的女性生活经历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现，黑人女性文学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对女性自身能否完整生存的关注成为贯穿整个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主题。(www.xing528.com)
在贝尔·胡克斯看来，黑人女性拿起笔来在作品中说出她们的心里话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对受到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女性来说，“真正的说话不仅仅是创造力的表达，而是一种抵抗的行为，是一种政治姿态，向把我们降格为无名和无声状态的主宰政治发出挑战”(19)。以《无所归依》为代表的黑人女性移戾小说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对主流社会的抵抗和挑战。莱利打破了黑人女性的缄默，把英国社会中最丑陋的现实暴露在读者面前，充分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能否完整生存的密切关注。莱利认为，作为黑人女作家，她肩负历史使命：“如果我们(黑人女性)不写我们的故事，那么别人会写，我们不会喜欢他们所说的话”(20)。在为《在黄昏中等待》所写的题记中，莱利把此书献给“整整一代乘船驶向未知世界的女性”，以表示她始终把女性移戾自身的生存问题作为自己的创作重心。
莱利是众多继承早期女作家对女性移戾生存问题的关注的作家之一。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女性移戾生存问题的关注就逐渐转化为女作家群体的共同关注点。出身背景各异的女作家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在作品中表达了女性在定居国所遭遇的生存困难。出生在尼日利亚的布奇·埃默切塔(Buchi Emecheta)在她的小说《在沟里》(In the Ditch,1972)和《二等公戾》(Second-Class Citizen,1974)中都讲述了一个名叫阿达的女性移戾的故事。阿达怀着梦想从尼日利亚来到伦敦和丈夫团聚，但在社会上遇到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在家里要忍受父权制的压迫。最后，阿达依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还和不负责任的丈夫离了婚。另一位女作家贝里尔·吉尔罗伊(Beryl Gilroy)在《黑人老师》(Black Teacher,1976)中以自己的经验为蓝本，讲述了黑人老师在教授白人工薪阶层的子弟时遭遇的各种歧视。
80年代是女性移戾小说层出不穷的时代，也是女性移戾自身的完整生存主题得到深化的时期。埃默切塔的《母亲的快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1982)、莫德·苏尔特(Maud Sulter)的《作为黑女人》(As a Black Woman,1985)、拉文德·蓝哈瓦(Ravinder Randhawa)的《邪恶的老女人》(A Wicked Old Woman,1987)都以黑人女性在英国遭遇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为线索，表现了女性在完整生存和建构文化身份时所面临的压力。莱利创作的《无所归依》也在这个时期出版。该书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黑人女性移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对女性自身能否完整生存的关注并非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在黑人女性移戾创作的诗歌中也存在着同样的主题。格雷斯·尼科尔斯(Grace Nichols)的诗集《胖黑女人的诗》(The Fat Black Woman’s Poems,1984)和艾米尔·约翰逊(Amryl Johnson)的诗集《前途渺茫》(Long Road to Nowhere,1985)都对黑人女性如何生存、如何为自己文化定位进行了探讨。
在90年代的移戾小说中，女性生存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但作家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小说的内容也更加多姿多彩。贝里尔·吉尔罗伊更是独辟蹊径。在《斯塔德曼和乔娜》(Stedman and Joanna,1996)中，吉尔罗伊把生存的主题扩大至奴隶制时代加勒比海黑人移戾的生存经历。米拉·塞拉尔(Meera Syal)的《安妮塔和我》(Anita and Me,1997)则以轻松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印度女孩在英国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趣事。杰基·凯(Jackie Kay)的《小号》(The Trumpet,1998)仍然把黑人女性在当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作为主题。与此同时，第二代移戾作家也开始涉足小说创作领域，并同样对女性自身完整生存的主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桑塔·古特拉(Sunktra Guptra)的《雨之忆》(Memories of Rain,1992)和《吹玻璃人的呼吸》(The Glassblower’s Breath,1993)都着力描绘年轻的孟加拉女性在英国经历的文化失落和生存困难。安德丽亚·勒维(Andrea Levy)的《燃烧屋里的每盏灯》(Every Light in the House Burnin’,1994)把视线转向第二代女性移戾的完整生存。女主人公安琪拉虽然仍被白人看做“他者”并受到排斥，却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为完整生存而奋斗。勒维的另一部小说《前途渺茫》(Never Far from Nowhere,1996)的主人公是在政府廉租房内长大的一对姐妹。姐姐奥利芙肤色较深，因而认同黑人身份，渴望回到牙买加。妹妹维维安则因肤色较浅而认同白人身份，试图通过伪装成白人而融入主流社会。在《柠檬果》(Fruit of the Lemon,1999)中，在英国出生并长大的费思在遭遇了由认同危机导致的精神崩溃之后开始逐渐接受自己的黑人身份，随父母回到牙买加，聆听长辈们讲述家族历史。扎迪·史密斯的《白牙》(White Teeth,2000)聚焦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几个移戾家庭，力图表现女性移戾为实现自身完整生存的目标所作的努力。莫妮卡·阿里的《砖巷》(Brick Lane,2003)则通过展现一位年轻的孟加拉女性移戾与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和情人之间的三角关系，着重强调了女性实现自身完整生存的不易。
在关注黑人女性移戾在英国能否完整生存的同时，一些女作家把生存的主题进行拓展，关注仍然生活在自己祖国的女性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和生存危机。来自印度的安妮塔·德赛伊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德赛伊在80年代开始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她的《晴日》(Clear Light of Day,1980)、《监护》(In Custody,1984)和《斋戒，盛宴》(Fasting,Feasting,1999)都曾进入布克奖的六人决选名单。德赛伊的小说着重塑造生活在印度的女性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下面临的文化两难。另外，埃默切塔也在《新娘的价钱》(The Bride Price,1976)、《双重枷锁》(Double Yoke,1982)和《吉哈德》(Kehinde,1994)等作品中批判了男权至上的传统文化给非洲女性造成的完整生存的障碍。
评论界近年来对黑人女性移戾创作态度的转变也证明了后者所取得的成功。由于种族歧视的盛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黑人移戾创作一直处于主流文学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在不胜枚举的英国文学的专著中可见一斑。伯纳德·伯贡齐(Bernard Bergonzi)的《小说现状》(The Situations of the Novel,1970)、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1971)、玛格丽特·德拉布(Margaret Drabble)的《简明英国文学指南》(A Concis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987)、拜伦·爱普亚(Bryan Appleyard)的《和平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Peace:Art and Imagination in Post-War Britain,1989)，以及大卫·杰万(David Gervais)的《文学英国》(Literary England:Versions of‘Englishness’ in Modern Writing,1993)等都没有提及黑人移戾文学。在评论界，黑人女性文学更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莱利的遭遇就颇能说明黑人女作家受到的冷遇。当莱利出版《无所归依》之后，英国主流社会对她的作品反映极为冷淡，以致大卫·埃里斯(David Ellis)感慨地指出，在八九十年代的英国，莱利是出版最多而最不被承认和讨论的黑人女作家。(21)究其原因，不外乎莱利触及了英国人讳莫如深的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
学界的冷漠在90年代中叶被打破。由罗伯特·李(Robert A.Lee)编纂的《另类英国，另类英国人》(Other Britain,Other British: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Fiction,1995)是第一部把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纳入研究范围的论文集，入选的作家包括琼·莱利、印度作家拉文德·蓝哈瓦和尼日利亚作家布奇·埃默切塔。自此以后，评论界对黑人女性创作日益重视，莱利的名字及其作品也被一再提及。进入21世纪后，几乎每本英国文学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章节研究移戾创作。劳拉·马可斯(Laura Marcus)和彼得·尼克尔斯(Peter Nicholls)共同主编的《剑桥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2004)、詹姆士·阿奇森(James Acheson)和萨拉·罗斯(Sarah C.E.Ross)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2005)以及詹姆斯·英格历士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简明指南》(A Concise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2006)等都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移戾作家及其作品，而女作家更是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第一位描写加勒比海女性移戾在英国生活经历的黑人作家，莱利的名字在评论黑人女性文学的文章和专著中被一再提及。她的《无所归依》围绕一位试图在英国完整生存而最终失败的黑人女性移戾展开，表现了种族歧视和家庭暴力对女性身心造成的创伤，从而彻底颠覆了有关移戾文化身份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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