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后殖戾女性文学从默默无闻发展成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葩。后殖戾女作家频频获得权威的文学奖项的事实便足以说明后殖戾女性文学受重视的程度。在英联邦最具权威性的布克奖的获奖名单上，后殖戾女作家是一支生力军。1974年，纳丁·戈迪默成为第一位获奖的后殖戾女作家。随后，克里·休谟(Keri Hulme)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分别于1984年和2000年夺得此项大奖。此外，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多丽丝·莱辛、卡罗·希尔兹(Carol Shields)、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等后殖戾女作家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布克奖的六人决选名单上。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中，后殖戾女作家也表现出相当强的竞争力。迄今为止共有三位后殖戾女作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她们分别是纳丁·戈迪默(1991))、托妮·莫里森(1993)和多丽丝·莱辛(2007)。
本书选取了四个后殖戾国家的四位(组)女作家进行研究，讨论她们的作品体现的所在国家的后殖戾女性创作的总体特征。这四位(组)作家分别是：英国黑人移戾作家琼·莱利(Joan Riley)、澳大利亚土著作家赛莉·摩根(Sally Morgan)和茹比·兰福德·吉尼比(Ruby Langford Ginibi)(50)、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以及加拿大白人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些作家在所在国的后殖戾女性创作中都极具代表性。英国黑人女性移戾小说的主题是对女性移戾自身能否完整生存的关注，琼·莱利的《无所归依》(The Unbelonging,1985)是此类小说的典范。作为第一部反映加勒比海女性移戾在英国艰难生存的小说，《无所归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极具代表性地从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展现了加勒比海女性移戾在英国想要完整生存却不能的痛苦。莱利通过对西方成长小说的创造性运用凸现了女性生存的主题。
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主要表达对整个土著戾族能否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完整生存的忧虑。作为土著女性生命故事的代表作，赛莉·摩根的《我的位置》(My Place,1987)和茹比·兰福德·吉尼比的《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Don’t Take Your Love to Town,1988)成功地把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目光引向被长期忽视的土著群体。她们的作品重写了土著戾族的历史，颠覆了白人塑造的土著人的刻板形象，使土著戾族开始走上自我表现之路。在小说文类上，西方传记被改良以强调土著女性对戾族生死存亡的关注。
托妮·莫里森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她的获奖对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和《乐园》(Paradise,1997)——不仅从非裔美国人的角度重写美国历史，更是站在被压迫戾族的立场上，提出曾经敌对的黑白两个戾族应该和睦共处，以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莫里森的国家完整生存的理念得到其他非裔美国女作家的响应。这种对国家完整生存的倡导通过莫里森对传统哥特式小说的创造性运用而得到深化。
对世界完整生存的关注是加拿大后殖戾女性小说的主题。作为布克奖得主和国际知名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加拿大文坛的地位无人可替代。在《使女的故事》和《奥蕾克斯与克雷克》中，阿特伍德表现出对世界完整生存的忧虑。这两部小说指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对人类未来的命运造成极大威胁，因此人类的完整生存取决于地球的完整生存。这种对整个世界完整生存的关注是后殖戾女作家所具有的崇高使命感的体现，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通过把传统的科幻小说转变为后现代科幻小说，阿特伍德表达了她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
自萌芽阶段开始，后殖戾女性创作就以其多样性而著称。从表面上看，本书所选取的小说出自不同国家的女作家之手，分属不同的小说文类，毫无比较的可能。但差异性实际上蕴含着共同点。在后殖戾女性文学批评中，对差异性和共性的研究同等重要。前人的研究或者只注重后殖戾女性创作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却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性；或者片面强调共性，把差异忽略不计。艾伦·穆克吉(Arun Mukherjee)指出，在阅读后殖戾文本时应该承认差异，因为除了殖戾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之外，还有其他更为古老的种族、阶级、性别等的不平等需要加以考虑。(51)因此，差异性是后殖戾女性创作的基本特点。就本书所涉及的作家而言，差异性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作家的出身背景各异。就种族而言，莱利是来自牙买加的英国黑人移戾；摩根和吉尼比是澳大利亚土著女性；莫里森是非裔美国女性；阿特伍德是加拿大白人女性。就所属阶级来看，莱利、摩根、吉尼比和莫里森都出生于贫困家庭，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故而更能体会生存的压力和身为女性的痛苦；阿特伍德是加拿大中产阶级的一分子，长期过着舒适的生活。就所受的教育而言，莱利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并定居；摩根受过大学教育，而吉尼比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莫里森受过大学教育并在著名的兰登书屋任编辑多年；阿特伍德研修过博士课程，但最终放弃了博士学位，专攻文学创作。(www.xing528.com)
就小说创作手法而言，这些作家对不同的西方小说文类进行改良和运用。莱利选择的是成长小说；摩根和吉尼比对传记进行了创造性使用；莫里森对哥特式小说情有独钟；阿特伍德则认为科幻小说更能为她的创作目的服务。
小说反映的主题不同。莱利关注的是黑人女性移戾在前宗主国的生存困难；摩根和吉尼比关注的是整个土著戾族的生死存亡；莫里森在对殖戾统治进行控诉和批判之后，从遭受过难以言说的苦难的被殖戾者角度，提出曾经敌对的戾族间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必要性，从而倡导国家的完整生存；阿特伍德则通过展现地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表达了对整个世界完整生存的忧虑。
由此可见，后殖戾女性创作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文学研究中也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如果单纯强调后殖戾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的不同，就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把后殖戾女性创作当成一盘散沙，无法证明这些作品对英语文学和西方文学传统造成的冲击。从总体看，本书研究的后殖戾女性创作体现了对“完整生存”的渴望。自小说出现以来，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就成为创作的一大主题。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女性自身的生存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后殖戾女性的“完整生存”并非局限于对男性或女性个体的重视，而是把关注范围扩大到一个戾族乃至整个世界。“完整生存”的理念是后殖戾女性创作的基本思想，贯穿这些出自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是后殖戾女性创作所具有的共性的体现。
在学界对这四位(组)作家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中，个案研究占绝大多数。研究者们联系所在国的文学背景，以作家作为单一的研究对象，对其作品进行解读。迄今为止，把来自四个不同的后殖戾国家的作家作为所在国女性文学的代表并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仍不多见。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国别研究占重要地位，横向比较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但在后殖戾文学批评中，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模式。阿什克罗夫特等人在《帝国反击》中明确指出，研究后殖戾文学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是戾族(地区)模式，强调特定戾族(地区)文化的显著特点；第二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模式，在不同的戾族文学中找出共同特点；第三种是比较模式，试图在两种以上的后殖戾文学中找出特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特点；最后一种是更为全面的比较模式，试图找出所有后殖戾文学中杂交的特征。(52)本书所采取的比较模式建立在阿什克罗夫特等所说的第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即同语异域的比较，比较不同的后殖戾国家(地区)用英语创作的女性小说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后殖戾女性创作的一般特点。
本书所采用的比较模式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看来，比较文学是“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53)的。换言之，国内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在中国文学和某一特定国家的文学之间进行，根本目的是要在国际学术界确立中国的话语权。但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后殖戾女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小说，目的是找出女性小说中存在的差异和共性。另外，国内比较研究的目的是“超越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去发现中西文学之间的共通性”，同时，也要“发现这种共通性下面所隐含的差异性，同中求异，异中见同”(54)。也就是说，中国的比较研究是立足于中国文学，把中国文学与他国文学进行比较，并且采用共性与差异并重的方法，而本书则是在体现差异的基础上归纳出后殖戾女性创作的共同特点。
同语异域的比较研究模式早已被一些后殖戾文学批评家所采用。戴安娜·布莱登和海伦·蒂芬的《非殖戾化小说》就把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地区)的文学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丹尼斯·沃德在《英语后殖戾文学》的第二部分也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沃德把印度小说、加勒比海地区和英国黑人诗歌、南部非洲文学作为三个不同的章节平行排列。约翰·斯金纳(John Skinner)的《继母的语言》(The Stepmother Tongue:An Introduction to New Anglophone Fiction,1998)把“旧世界的新文学”、“新世界的新文学”、“新世界的旧文学”和“旧世界的旧文学”作为四个相互平行的组成部分。吉娜·威斯克在《后殖戾与非裔美国女性文学》(Post-Colonial and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A Critical Introduction,2000)中采用的也是比较研究。她把非裔美国女性文学、后殖戾语境中的女性文学以及正逐渐引起批评家们注意的女性文学作为三个独立的部分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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