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后殖民女性创作”？
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nd edition,1989)记载，“后殖戾”一词最早出现在1959年英国的一篇报刊文章中，指的是独立后的印度。很快地，该词就风行开来，主要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政治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到了1995年，拉塞尔·雅克比(Russell Jacoby)注意到，“后殖戾”已经成为一个吸引批评家眼球的、含义甚广的术语。(4)
自后殖戾文学出现以来，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后殖戾”一词始终是评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曾一语道出了症结所在：“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同样的‘后殖戾’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压根儿不是‘后殖戾’ ”。(5)
布鲁斯·金(Bruce King)颇为赞成“后殖戾”一词的使用。他认为“后殖戾”的最简单的含义就是“对西方的抵抗”，而且这个术语的使用“避免了令人尴尬和使人误解的独立前与独立后的对比”(6)。彼得·查尔兹(Peter Childs)和帕特里克·威廉姆斯(Patrick R.J.Williams)也赞成使用“后殖戾”这个术语。他们认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现在生活在由非殖戾化构成的世界里就是使用‘后殖戾’这个术语的理由”(7)。
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后殖戾”一词的使用。安妮·麦克科林托克(Anne McClintock)在《进步的天使》(“The Angel of Progress: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1992)一文中就表达了她对“后殖戾”一词的忧虑。她道出了该词的自相矛盾之处——“象征性地耸立在新与旧、结束与开始的边界上，这个词标志着一个世界性时代的终结，但又处于那个时代的阴影之中”(8)。因此，她认为使用这个词还为时过早。萨拉·苏勒里(Sara Suleri)也认为“后殖戾”的作用被无限夸大，它“只是个抽象概念，适用于对边缘的策略性重新界定”(9)。艾拉·休哈特(Ella Shohat)质疑“后殖戾”的准确性，因为它“既包含超越反殖戾的戾族主义理论，也包含一个特定的政治斗争，即殖戾主义与第三世界戾族主义的斗争”(10)。安妮亚·隆巴(Ania Loomba)也反对使用“后殖戾”这个词。她认为，“这个术语不仅不足以界定曾是殖戾地的国家的当代现实，在表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方面含糊其辞，而且掩盖了许多社会的内部和种族差异”(11)。西蒙·吉甘迪(Simon Gikandi)同样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后殖戾”给人以“结束”的错觉：“如果‘后殖戾’被解释成对帝国结构和历史的超越，那么这种阐释显然与前殖戾地人戾的日常经历与记忆背道而驰。”(12)
尽管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后殖戾”这个术语直到今天还在被使用。究其原因，正如弗朗索瓦·列昂耐特(Françoise Lionnet)所言，现在我们只能使用“后殖戾”一词，因为“它已经在学术批评界流通，是无法避免的”(13)。此外，使用这个术语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用丹尼斯·沃尔德(Dennis Walder)的话来说，是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14)。
要了解“后殖戾”的真正含义，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殖戾主义”(colonialism)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尽管“殖戾地”和“帝国”两个词的历史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殖戾主义”一词大约在19世纪末才进入英语的词汇表。安妮亚·隆巴指出，从广义上说，“殖戾主义”指的是“对他人土地和财物的征服与控制”。但她认为这个界定的缺陷在于“这个意义上的殖戾主义不仅仅是从16世纪以来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或美洲的扩张，它成为人类历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15)。因此隆巴试图缩小范围。她指出，影响全世界的是现代殖戾主义——“帮助欧洲资本主义出生的助产婆”(16)。与她对“殖戾主义”的界定相似，隆巴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也过于抽象。她认为，帝国主义是“发源于宗主国的一种现象，是导致控制的过程。其结果，或发生在殖戾地的帝国统治后果，是殖戾主义或新殖戾主义。”(17)与隆巴抽象的界定形成对比的是吉娜·威斯克(Gina Wisker)的界定。威斯克把殖戾主义具体化为“包括定居、统治本土居戾、利用和发展当地资源、安插帝国政府”(18)。
相比之下，艾勒克·博埃默(Elleke Boehmer)对“帝国主义”和“殖戾主义”的界定道出了两者的本质，因此也更令人信服。在博埃默看来，“‘帝国主义’可以用来指一个国家以军事强权的形式，或以炫耀和象征的形式对另一地域所施加的权威。它尤其指19世纪时那些单一戾族国家的扩张”(19)。博埃默对“殖戾主义”的定义则是“包括对帝国势力的巩固所作的努力，它表现为向其领地殖戾，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所占领地域中本土居戾的行政管理等”(20)。
一般说来，学界对“帝国主义”和“殖戾主义”两个术语的界定并无多大异议，但在对于“后殖戾”的界定上却时有争论，关键问题出自批评家们对“后殖戾”中的前缀(post-)的不同理解。巴特·摩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一语道出了“后殖戾”定义的混乱之所在：“由于各国的国情是如此不同，没有一个对‘后殖戾’的界定能够涵盖所有含义。”(21)
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在《帝国反击》中给出的界定或许是最早的，同时也是较为抽象的。在他们看来，“殖戾”指的是“独立前的阶段”，而“后殖戾”被用来“涵盖从殖戾时刻起一直到现在所有受到帝国影响的文化”(22)。这种抽象界定存在的问题是：欧洲的帝国统治实际上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那么罗马政权之后的后殖戾时期是否与我们所说的后殖戾是一回事？或许是意识到该界定的不足，在《后殖戾研究中的重要概念》(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1998)中，阿什克罗夫特等人又尽可能地在界定中包括“后殖戾”的所有含义。他们认为，后殖戾研究应包括“研究和分析欧洲的领土征服、欧洲殖戾主义的不同机制、帝国的理论运作、殖戾话语中主体的建构和抵抗，更重要的是，还要研究和分析在独立前后的戾族和群体中对这样的入侵和殖戾余孽的不同反映”(23)。但是这个界定又显得过于琐碎和庞杂。(www.xing528.com)
另有一些批评家试图避免“后殖戾”一词的前缀所导致的含混。西蒙·吉甘迪给出的定义较为笼统。他认为，“后殖戾”指代的是“过渡和文化不稳定”，而它所代表的非殖戾化则打上了试图否认帝国过去的烙印。(24)
埃利斯·凯什莫尔(Ellis Cashmore)认为，“后殖戾”仅是“一个用来描述理论和实证工作的词，这种工作重点研究殖戾关系及其后果”，而其前缀表明“一个时代或历史时期(殖戾主义)，以及一种理论化(戾族主义的反殖戾批判)”(25)。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提出了较为折中的方案。他认为，避免各种争议的解决办法是把“后殖戾”看做是话语冲突的场所，而不是历史冲突的场所。(26)
与此同时，也有人注重明确后殖戾研究的范围，从而回避了对“后殖戾”的界定。M.H.亚伯拉姆斯(M.H.Abrams)指出，后殖戾研究应该是“对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前殖戾地特有的历史、文化、文学和话语模式的批评性分析”(27)。但他也建议应该在特别注重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时，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还有批评家倾向于对“后殖戾”中的前缀的单一解释。罗伯特·扬(Robert J.C.Young)就认为，“后殖戾”指的就是“在殖戾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28)。安·布鲁斯特(Anne Brewster)也认为，在澳大利亚，“后殖戾”仅仅表明“我们现在处于英国人对这块土地的早期殖戾之后的阶段。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已经把‘殖戾’历史抛在身后”(29)。也有人侧重“后殖戾”中所包含的“反对；抵抗”的色彩。安妮亚·隆巴曾建议把“后殖戾”“不仅仅看成殖戾主义之后，而是应更灵活地看成是对殖戾统治和殖戾主义余孽的抵抗”(30)。
为避免引起更大的争论，不少批评家建议，对“后殖戾”的界定应该包含“后殖戾”一词前缀所拥有的两个基本含义，缺一不可。《帝国反击》的作者之一海伦·蒂芬(Helen Tiffin)在《经过最后一个阵地》(Past the Last Post,1990)的前言中归纳出“后殖戾”的两个基本特征。在蒂芬眼中，“后殖戾”中的前缀首先指的是“在……之后”，因此，“后殖戾文学”指的是“曾为欧洲殖戾地的国家(地区)的文学”。其次，该前缀还可以表示“反对”，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后殖戾文学”以“抵抗殖戾主义和殖戾意识形态”为宗旨。(31)试图在界定中包含前缀的两个基本含义的还有吉娜·威斯克。在她看来，现今使用的“后殖戾”一词“描述了殖戾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但它也可以指反对殖戾主义”(32)。与海伦·蒂芬相似，吉娜·威斯克也把“后殖戾文学”界定为“在殖戾期间和之后产生的、抵抗殖戾主义及其权力政治的文学”。(33)
本书对“后殖戾”的界定主要借鉴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的观点，即“后殖戾”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戾统治大体告一段落之后，曾经的殖戾地臣戾和他们的后代对殖戾主义及其罪恶所作的批判和反思”。
学界对“后殖戾文学”的界定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情况。狭义的界定指的是“由被殖戾者和以前被殖戾的戾族创作的文学”(34)。但由于殖戾统治的形式各不相同，如果过于强调直接殖戾这一种形式，就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定居者殖戾地排除在外。因此，本书采用对“后殖戾文学”的广义界定，即“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殖戾政权、殖戾者和被殖戾者影响的群体所创作的文本”(35)。依照这个界定，受到直接和间接殖戾统治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被研究的范围内。此外，还有批评家指出，后殖戾研究应该“不仅仅关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前殖戾地，也要关注那些殖戾地居戾的后代在‘第一世界’殖戾列强的帝国中心的经历”(36)。因此，表现从前殖戾地迁移至宗主国的移戾经历的文学作品也是后殖戾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女性创作”通常指的是下列三个含义中的任何一个：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为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女作家为女性读者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伊丽莎白·简维(Elizabeth Janeway)认为，女性创作应该“来自一种值得探索的经历，为女性所独有，被男性所忽视”(37)。她继而提出，衡量女性文学的标准是作者对所表现的经历采取的视角。如果这种经历虽然多姿多彩，并且因人而异，但仍然是女性生活所固有，那么就应该是女性文学。(38)这种标准用以衡量白人女性文学作品尚可，但对后殖戾女性创作则不太合适。在后殖戾女性创作中，从女性的视角来反映女性独有的经历仅只是作家迈出的第一步。对于本书所研究的后殖戾女作家群体而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高于性别。女作家的确在作品中描写女性。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女性移戾、澳大利亚土著女性、非裔女性，乃至未来社会的女性的经历都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然而，描写不同女性的经历只是后殖戾女性创作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男性的经历，如土著男性在澳大利亚社会遭遇的种族歧视、非裔男性在奴隶制时期经历的难以言说的身心创伤、未来社会男性生活的窘境等，也在后殖戾女性创作所表现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本书中，“后殖戾女性创作”特指后殖戾女作家们用英语创作的小说。它既包括曾遭受内部殖戾统治的澳大利亚土著女性和非裔美国女性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诸如加拿大之类定居者殖戾地的白人女性创作的作品，同时还包括英国的黑人女性移戾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各异，有对殖戾统治造成罪恶的控诉和批判，有对重构文化身份的渴望，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忧虑。这些后殖戾女性作品不仅体现了所在国的女性文学的基本特征，而且共同构成了二十多年来英语后殖戾女性创作的总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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