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彝铭揭示中国井田制的缺失

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其见于古代文献的最古的要算是《周礼》。然而《周礼》便是有问题的书。如像《诗经》的“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或“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韩诗外传》及《孟子》虽然作为古代有井田的证据，但那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此外如《春秋》三传、《王制》等书都是后来的文献，而所说与《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马法》诸书虽亦有类似的都鄙连里制，然其制度亦各不相同。

论理所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孟子·滕文公上》）的办法，要施诸实际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理由可以不用缕述，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是在周代彝铭中有不少的锡土田或者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纪录，我们在这里面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

“锡汝田于埜，锡汝田于渒，锡汝井家（邢家）田于畯山，以（与）厥臣妾，锡汝田于，锡汝田于匽，锡汝田于原，锡汝田于寒山，锡汝史小臣霝龠鼓钟，锡汝井人耤，锡汝井人奔于。”（《克鼎》）

土田与臣仆、人民共为赐予之品物，足证周代已经实行了土地的分割。这和井田制根本不相容，而此中亦无井田制之痕迹。所谓“井家”、“井长”、“井人”之“井”乃国名，卜辞有井方，殷彝《乙亥父丁鼎》有“隹王正井方”，入周则有《井人钟》。《周公簋》、《麦鼎》、《麦盉》均有井侯，《曹鼎》有井伯，《鼎》有井叔，《散盘》有井邑，《俟卣》有井季，《穆天子传》有井利或井公。是可知井乃殷代以来之古国，入后为周人所灭。《周公簋》铭文，所纪者即系征服井侯之事，其文曰：

“隹（唯）三月，王令内史曰：（此字不识或系发语词），井侯服，锡臣三品，州人、人、庸人。拜稽首鲁（旅也，陈也）天子造厥顺福，克奔走上下帝无冬（终）令（命）于右（有）周追孝，对不敢（坠）。昭（昭）朕福血，朕臣天子。用册王令（命），作周公彝。”

所谓“人”当即“井人奔于”之国。“州人”于《散氏盘》有地名“州冈”，又有官名“州”，是井国与散氏国比邻，当在今大散关附近。

《克鼎》纪王以井之土田遗民锡克，当与《周公簋》之“锡臣三品”同时。诸器时代虽不能确知（王国维疑《散盘》、《克鼎》乃厉王时器），然必在西周。可见西周已有土地之分割，已无井田制之痕迹。

“锡汝马十匹，牛十，锡于亡一田，锡于一田，锡于队一田，锡于一田。”（《卯簋》）

以一田为计于井田制已不相容。如一田为一井，一人亦不应有四井。此时天子尚以牛马十匹锡其臣下，可见时代之原始。

“伯氏曰：‘不，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不簋》）

此簋之伯氏乃不之父（王国维说），上伯氏言狁寇边，分二路而进；王命伯氏御戎。伯氏御于西，命不追于东。不有功，故伯氏锡之人民田器。是可见当时之王臣亦可以自由以田邑分割于其子孙。《不簋》之时代不可考定，然视其字本必在东周以前。“臣五家”与“四十四”之分配于井田制亦不合。如一田为一井，以八家共井计则十四当得臣八十家，以“夫三为屋，屋三为井”计则亦当得三十家。二者均不合。

“隹王十有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讯册。王蔑敔历，史（使）尹氏受厘敔圭鬲，贝五十朋，锡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簋》）

此以五十田为赐，如九田为一井，为数自不合，即一田为一井亦与井牧法不合。井牧法“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周礼·小司徒》），无五十之数。又如司马法乃以“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小司徒》郑注所引），此如为五十井亦只当半成，不合制度。

《周金文存》卷五补遗有《召尊》，文曰：“隹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启进事奔走事，皇辟尹休，王自史（使）（赏）毕土方五十里。召弗敢（忘）开休异，用作邵宫旅彝。”邹安附记云：“澄秋馆（福建陈氏）藏《召尊》……静安（王国维）以敢字上不从又，疑为伪造。余按花纹，又揣铭字似在器内，仍存之。”案，以所附拓景全形及字迹判之，邹说殊不误（敢字虽略变，并无异处），其器且甚古，必在周初。然余于“赏毕土方五十里”句苦难索解。《孟子》云“子男五十里”，俨若召被封为子男，同时又若周初已确有方若干里的四方四正的画境分封之制度。然而余苦思之结果，始恍然大悟“毕”乃召之名，“土方”即卜辞中习见之国名“土方”，“里”乃邑里之里，非道里之里，所谓“赏毕土方五十里”即以土方之邑里五十赏毕。（锡里之事亦见于《善夫大簋》）^{〔补注1〕}。故此《召尊》亦不足为儒说之证据。更进，周初沿殷习，凡国亦称方，准《召尊》之例，余谓古器物或典籍中必多有“锡某方若干里”之文，后世儒家不得其解，故造为五等诸侯各方若干里之说。

依上诸例，可知土地可以任意分割，而耕种土地者为臣仆俘虏，无所谓井里制，亦无所谓颁井受田的农人。此由以下数例更可得其明证。

有《鬲攸从鼎》王国维疑是周厉王时器（当与《克鼎》、《周公簋》、《散氏盘》等器同时），其铭曰：(www.xing528.com)

“隹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迟大室。鬲从以攸卫牧告于王曰：‘汝为我田牧，弗能许鬲从。’王令省史南以即虢旅。虢旅乃史（使）攸卫牧誓曰：‘我弗具付鬲从其租射分田邑，则放。’攸卫牧则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考惠公尊鼎。鬲攸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此铭与《鼎》、《散氏盘》相似，乃田契之类。《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揆此器意乃鬲从（鬲从国名）以祖田租借于攸卫牧（攸亦小国名，于卜辞中已屡见），攸卫牧未能遵守契约，故鬲从控之于王，得借王力索还祖田。

《鼎》铭文后段已于上章引列匡人寇禾黍，控匡季于东宫；匡季以七田赔偿，又以臣庶五人为服役。田既无所谓井田制，耕者亦无所谓“一夫受田百亩”的农人。

《散氏盘》铭文更详，大意因国侵略散氏国之故，国以田地赔偿。其铭文前叙眉田与井邑田之田界，中叙规定田界的、散两造的有司，末叙定约时的情形。字虽多不可识，然意义甚可明了。今释录如下：

“用扑散邑，乃即散用田。眉：自涉以南至于大、沽，一。以陟，二，至于边柳。复涉，陟徂，以西于木，于刍，于刍街内。陟刍，登于厂湶，诸陵。陵刚，于东街，于厡街，于周街。以东于东疆右。还，于眉街。以南于街。以西至于墓堳。井邑田：自桹木街左至于井邑街以东一，还以西一，陟刚三，降以南于同街，陟州刚降棫二。人有辞眉田、且、、武父、西宫、豆人虞丂、贞、师氏右、眚，小门人，原人虞、淮祠工虎、丰父、人有辞丂，凡十又五夫正眉予散田。辞徒屰、辞马，人辞工君、宰父、散人小子眉田戎、父、父，之有辞州焂从，凡散有辞十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俾且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有散氏心贼，隐千罚千，传弃之。’且旅誓。乃俾西宫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滋田墙田，有爽变，隐千罚千。’西宫武父誓。氒授图王于豆新宫东庭。

氒左执要史正仲农。”

大抵《散氏盘》之制作与《鬲攸从鼎》同时，“从”当即彼鼎之“鬲攸从”（王国维说），是则《散氏盘》亦当是厉王时的古器。散氏的疆域，王国维以为当在今大散关附近，此中地名如“之有司”之（同克），“州道”“州”之州，“井邑”之井，“东道”“东凰”之东（与《克鼎》之东，《周公簋》之东人，当同系一字），与《周公簋》、《克鼎》均饶有关系。井国灭后，其土地人民实受人瓜分，周公之后人有所得，善夫克有所得，散氏亦有所得，故州为散之有司。

试观此盘之田界为如何？此以山原林木为界，一封之，二封之，三封之，作种种界标，实与今人定田界之方法了无差异。

又有《格伯簋》，其铭文性质与上三器亦相近，文曰：

“隹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伯受良马乘于倗生，厥贮卅田，则折（誓）。格伯还，殹姙及俊人从。格伯安及甸，殷人初（吴大澂以为‘约’字，余疑‘绍’省，《说文》一曰绍紧纠也）灵谷杜木谷桑涉东门。厥书史戠武立成，铸保（宝）簋，用典格伯田。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

此簋中段辞意虽亦不甚明了，然生向格伯购买良马乘（四匹）以卅田为贷金，则无丝毫可疑处。此若田为井田，不能作如是自由之处分。

综合以上的材料可得一断案，便是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补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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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此说甚牵强，余已改正，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及《十批判书》。

〔补注2〕 本篇立说，谬误甚多。四方四正的田不仅中国古代有之，罗马百分田法亦是方田。说详后附录《土田附庸之另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