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演变

在奴隶制的西周时代，那样就像脊椎动物的一条脊柱一样的唯一神的宗教思想，在西周末年的时候便渐渐动摇起来了。我们读过那《诗经》中的“变风”、“变雅”的人，稍微留意一点的便应该感觉着那真是一个绝大的“变异”。“变风”、“变雅”，特别是“变雅”，差不多全部都是怨天恨人之作，我们现在一一地把它们列在下面吧。

（一）“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

（二）“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

（三）“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监，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唐风·鸨羽》）

（四）“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秦风·黄鸟》）

（五）“天方荐瘥，丧乱弘多。”（《小雅·节南山》）

（六）“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小雅·正月》）

（七）“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猷回遹，何日斯沮？”（《小雅·小旻》）

（八）“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大雅·板》）

（九）“倬彼昊天，宁不我矜？”（《大雅·桑柔》）

（一〇）“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同上）

（一一）“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大雅·云汉》）

（一二）“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大雅·瞻卬》）

（一三）“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大雅·召昊》）

（一）“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节南山》）

（二）“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小雅·雨无正》）

（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小雅·小弁》）

（四）“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同上）

（五）“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太怃，予慎无辜。”（《小雅·巧言》）

（六）“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邪辟），天生蒸民，其命匪谌。”（《大雅·荡》）

（七）“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小雅·正月》）

这样就像连珠炮一样，怨望的怨望，责嚷的责嚷，甚至于骂他糊里糊涂（“弗虑弗图”）地在做梦，上帝老倌的面子真是被抛在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回想起上帝老倌当年的威势是怎样呢？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大雅·生民》）

舐嘴舐舌地吃了别人不少的香东西。吃人钱财，与人消灾，吃了之后怎么样呢？

“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几如式。”（《小雅·楚茨》）

那时候真是赫赫明明威灵显应的了。那时大家都很信赖他，好像他真能够福善祸淫的样子。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大雅·皇矣》）

“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小雅·天保》）

曾几何时而上帝老倌竟倒霉到那步田地了。为什么会那样倒霉的呢？

但是倒霉尽管倒霉，上帝老倌的位置依然存在。上帝老倌会这样说：“尽管你怨恨我，责备我，但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你总要拿俎豆馨香来享祀我，你总要拿牺牲圭璧来供奉我，我总是存在着的。”所以更厉害的人，对于他也不会怨望，也不会责嚷；他晓得他糊里糊涂地不会福善祸淫，或者他竟是完完全全地否定了他的存在。

（一）

“园有桃，其实之殽（同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下同上节）”（《魏风·园有桃》）

这首诗的诗人自己称自己为“士”，这当然是一位作官的了。这位作官的人大概是穷得连饭都没有吃的，只是吃园里的桃子和棘实，所以他便大大地感伤起来。不消说他又是一位神经过敏的先生，当他郁郁不得志在路上讴吟踌躇的时候，他以为别人一定在指摘他，说：“你看那位尊驾吧。那真是骄傲得没法啦！你说不是吗？”他以为别人是不知道他，只晓得骂他的，他便灰了心，决心着什么也不要想。——我们要注意他什么也不要想的决心。这位诗人大约和那喊“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的“出自北门”的诗人是相类的吧，但他在喊一声“悠悠苍天”没有呢？这种态度是比怨望责嚷更进了一境的。

（二）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王风·兔爰》）

这首诗是表现一个阶级动摇的时候，在下位的兔子悠游得乐，在上位的野鸡反投了罗网。这投了罗网的野鸡便反反复复地浩叹起来。只睡觉罢，管他妈的！——你看他的心目中还有什么上帝存在？

（一）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桧风·隰有苌楚》）

这大约也是“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的“终窭且贫”的作官的人。虽然在作官，但是生活程度高起来了，自己的薄俸不能够供家养口，所以他自己便绝端地厌起世来。自己这样有知识思虑，倒不如无知无识的草木！自己这样有妻儿牵连，倒不如无家无室的草木！作人的羡慕起草木的自由来，这怀疑厌世的程度真有点样子了。

（二）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缾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小雅·蓼莪》）

生下地来以为是一条龙，结果竟是一条猪。像我这样遭难没出息的人真是丧了父母的德。自己想死是想了好久了。这不一定是孝子的诗，这是一首愤世嫉俗的诗。煞尾的两节明明是：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

（三）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小雅·苕之华》）

这首诗刚好把前面的两首合并成了一首。苕子的花那样的红，苕子的叶那样的青，而我自己才这样地背时又倒兆。自己这样地背时又倒兆，不消说是连苕子也赶不上了。苕子还有上好的肥料，自己是吃饭都吃不饱。鱼不进罩，星宿子进了罩。瘦母羊，大头脑，这便是自己的写照。像这样的现世宝，倒不如死了的好！

（一）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二）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秦风·车邻》）

（三）

“有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殽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弁》）

这是必然的结果。上帝否认了，怀疑的结果便不能不生出悲观自杀的念头，然而自杀——说是容易，做是很难的，那样奄奄下去终不是事，必机一转，便必然流为恣情享乐的倾向了。

上帝都被怀疑否认了，祖宗崇拜的观念当然也会跟着动摇。

（一）“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小雅·正月》）

（二）“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雅·小弁》）

（三）“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

（四）“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大雅·云汉》）

（五）“旱既大甚，则不可沮。……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同上）

在奴隶制昌盛的时候，人是失掉了他的独立的存在的，宇宙内的事情一切都是天帝作主，社会上的事情一切都是人王作主。“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所以一切的人是人王的儿子，是天帝的儿子的儿子。人完全是附属物，完全是物品。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钖之山川，土田附庸。”（《鲁颂·宫》）

这“附庸”应该就是附属于土田的农夫^{〔补注1〕}。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大雅·崧高》）

这儿的“庸”和“私人”也就是新旧的附庸，新旧的附属于土田的农夫。

“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大雅·瞻卬》）

民人和土田一样的是人的所有物，是支配阶级的所有物，这儿更说得明明白白。

但是在这宗教思想动摇的时候，人的存在便抬起了头来。

（一）被否定的人，否定自己的被否定。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小雅·何草不黄》）

人不是老虎，人不是野牛，怎么会这样在旷野里被人驱遣呢？其实人倒是没有作老虎、作野牛的自由了，人实在是作的是牛马。

（二）从消极一面不归罪于天，而归罪于人。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

（三）最重要的材料是《秦风·黄鸟》一篇。秦穆公死的时候使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虎殉葬，秦国的人哀悼这三良，大家都呼天哭泣，不惜以一百人来掉换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交交黄鸟，止于棘。（……桑。……楚。）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仲行！……虎！）

“惟此奄息，百夫之特！（……防！……御！）

“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以人殉葬不消说正是奴隶制的特征。《史记·秦本纪》在武公二十年说他“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又在穆公三十九年载着“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三良便是在这从死者里面的。这虽然说殉葬的事情始于秦武公，但事实上决不是这样^{〔补注2〕}。殉葬的习俗除秦以外，各国都是有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古代也都是有的。）不过到这秦穆公的时候，殉葬才成为了问题。殉葬成为问题的原因，就是人的独立性的发现。

（四）同一是关于秦穆公的文章。《书经》最后一篇有《秦誓》。这篇文章和《周书》的十八篇差不多完全是另外一种格调。思想上可以说全不相同：其他的《周书》差不多每篇都有上帝，每篇都是神道设教的教典；而独于《秦誓》这一篇没有一点儿气味沾到天上来。全篇的重心是放在人上。差不多没有一句不是说的人的问题。而他所理想的人是：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

这个人比较是有点自由公正的精神了。这和《洪范》的作威作福、疑鬼疑神的理想人是很有点悬隔的。儒家的《大学》也把这句引用了，可见这篇文章的精神代表着另外一个时代。

《秦誓》这一篇文章不一定就是秦穆公做的。古人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所有古事古言都是出于史官之手，也就像现在的文牍报告都是秘书幕僚作的一样。所以尽管《秦誓》里面把人的价值提到最高点：说到“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而穆公自己死的时候偏偏要教三良从葬。这不一定就是秦穆公自己的矛盾，这只是时代的矛盾的反映。秦穆公的时代应该是新旧正在转换的时代，这儿正是矛盾的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

像这样，《秦誓》在高调人的价值，《黄鸟》同时也在痛悼三良，所以人的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正是新来时代的主要脉搏。

在思想的反映上我们已经看出了在东、西周交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社会的动摇，这个动摇在历来相传的史籍上也是可以证明的。历来的经学家讲皇、帝、王、霸，以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东迁就是由王而霸的关键。其实这皇、帝、王、霸，照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皇就是完全的神话时代，帝是原始公社社会，王是奴隶制的社会，霸是封建的社会。

在这儿我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的发展阶段有略加诠索的必要。

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在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

自有历史以来，这种发展的阶段，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上说：“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度了。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地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时代。

不幸的是这儿在文字上要发生混淆。我们中国历来的习惯，是把三代看成“封建时代”，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便变成为郡县制。周、秦之际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这是历来所承认的，但那所表示的封建制和郡县制，完全是皮相的观察。周时并不是没有郡县（《周官》有乡、遂、县、鄙之分），秦以后也并不是没有封建（如汉有诸侯，唐有藩镇等），这些都不用说。然而事实上西周完全是奴隶制的国家，这在本文的前篇已经详细论证了，而自秦以后的经济组织在农业方面是成了地主与农夫（虽然没有农奴的称号，然而事实是相等）的对立，工商业是取的行帮制，就是师傅与徒弟的对立。秦以后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适应于这种庄园式的农业生产与行帮制的工商业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各省的封疆大臣在习惯上称为“封疆天子”，各地的府县官称为“父母大人”或“青天大老爷”，所不同的只是封建诸侯的世袭与郡县官吏的不世袭罢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度的变体，然而每每都有倾向到世袭的危险，唐时的藩镇可以不用说，就是明初的诸王、清初的三藩及年羹尧、现今的督军，不都是这个事实的证明吗？

所以秦以后的制度，我们现在仍称它为封建制，这是从东周的五伯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一二百年来才渐就崩溃的。

总之，周室东迁的前后，我们中国的社会是由奴隶制变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时期。我们在这儿用不着征引别的史籍，在“变风”、“变雅”里面便可以找出无数的证明。事实上《诗经》的材料比其他任何的史籍还要可靠。

现在我们分出下列的三项来引证吧。

上面的宗教思想的动摇，特别是那儿的人的发现，那便是这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在阶级意识还未觉醒的时候，自己处在奴隶地位的人，自己总以为是命运，自己受着非人的待遇也就安于非人。但他终有一天要觉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头上只有一个死板板的天，并且自己也还是人！同一是人，然而在社会上却显然有天渊之隔。

（一）“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小雅·何草不黄》）

自己并不是老虎，自己并不是野牛，自己也是一个人！这真是最大的一个觉悟。这个觉悟了的人，再睁开眼睛还可以看些什么呢？

（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

这真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一首鼓吹阶级斗争的诗歌，它虽然只是长吁短叹没有说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来，但这样的社会情景，决不是长吁短叹便可以了事的。

这些“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坐食阶级，他们所住的城池宫殿是我们“惨惨劬劳，靡事不为”的奴隶做的，但我们真是甘心吗？

（三）“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小雅·出车》）

这些“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坐食阶级，他们所乘的车舆是我们“惨惨劬劳，靡事不为”的奴隶做的；他们所乘的驷马也是我们“惨惨劬劳，靡事不为”的奴隶养肥的；他们安安然然地坐着，我们在地上走路，我们真是高兴的吗？

（四）“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狁孔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

这些“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坐食阶级，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是我们“惨惨劬劳，靡事不为”的奴隶们做的；我们自己“无衣无褐”，而使他们冬暖夏凉，我们真是把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哼！

（五）“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疑是左手的巨擘，意思是说宛然是天下第一人的神气），佩其象揥。维是褊心（而无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这些“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坐食阶级，他们的庖厨仓廪，不消说也是我们“惨惨劬劳，靡事不为”的奴隶所供奉的，但我们真是把他们奉仰得如神明一样吗！笑话！

（六）“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大概又要给贵族们建造亭台楼阁了）。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反语，今言为真是不肯白吃人的啦！）”（以下尚有两节言“伐辐”“伐轮”，意思是大同小异。轮辐应该指的是木的年轮，所以“伐辐”、“伐轮”和“伐檀”是同类语，结果只是伐木，并不是什么伐木以为车轮，这话讲不通。）（《魏风·伐檀》）

阶级的不平等已经发现了，然而怎样办呢？“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人听他们永远“燕燕居息，出入风议”吗？或者是“惨惨劬劳，靡事不为”的自己永远甘于“惨惨劬劳，靡事不为”吗？这样的生活实在受不下，这是应该找一个解决的方法的。解决的方法有了！是什么呢？

（七）“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魏风·硕鼠》）

这便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起初满以为一逃到外国去便可以免受压迫剥削的痛苦了，哼，哪里知道竟出乎意料之外！耗子是随处都有的，乐土纵找遍天下都寻找不出。看那出寻乐土的人，结果是怎样？

（八）“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小雅·黄鸟》）

黄鸟就是瓦雀，这和耗子是一样，也就和坐食阶级是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的。痛恨本国的硕鼠逃走了出来，逃到外国来又遇着有一样的黄鸟。天地间那里有乐土呢？倦于追求的人，他又想逃回他本国去了。

“有簋飱，有捄棘匕？周道知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澘焉出涕。”

这是《小雅·大东》一篇的第一节。这诗应该还是周室未东迁以前作的，这把当时的阶级意识叙述得很明了，我现在把那重要的几节解释在下边。

这诗是同情农人生活的人作的（古人说是“谭大夫”），我们单从那第一节也就可以看出。

用曲理曲牙的棘匕吃着黑溲溲的冷饭，这是农夫在田里受的光景。一抬头看见田边上的大道，这不消说也是农夫们所开辟的大道，直坦坦的就像磨刀石一样，就像箭一样的大道。但这样的大道只是筑来供他们坐食阶级的“君子”们逍遥的，勤劳阶级的“小人”（农夫）只好在田里瞻望。想起来真是背时，也真是伤心，不禁一面吃着饭，一面便滴着眼泪。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当时榨取阶级的最大头目当然是周室，那是西方的人。各地方的支配者都是周室的子孙姻亚，当然也是些西方来的人。所以一切被榨取的土地便都成为东国，人民都成为东人了——这和我们现在称西欧的帝国主义，东方的弱小民族有点相似的关系。

东方的大小的国家都被榨取干净了，榨取来供那些支配阶级的公子们使用。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赉）。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东方的人只是“靡事不为”的劳动者，劳苦而无报酬。西方的人都穿着一身很漂亮的衣服，甚至于连西方的舟子和寻常人都作起官来了。这后者正是西方的被压迫阶级得到了解放的证据，但在东方的人看来，他们的种族性比阶级性还要强，可以把同阶级的被解放者也一并仇视了。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南方的天上有箕星，大约南方也应该有农事的，为什么不去榨取南方呢？北方的天上有斗星，大约北方也有农事的，为什么不去榨取北方呢？但那些都是假的，箕是不能簸扬的箕，斗是不能挹酒的斗，所以只好专门榨取我们东方人。而且那南北的人也好像在助桀为虐。箕张着口要来收括我们，斗柄是揭在西方，要让西方人挹取我们的酒浆。这是把西方人恨到尽头处了。

这西人东人我们要晓得就是当时的贵族和下民的两个阶级。当时的贵族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称为西人。不必一定是人在西国的称西人，人在东国的称东人。

阶级意识尖锐化到了这步田地，这当然是一触即见流血的了。这个具体的表现便是周厉王时的民众革命。民众在京师起了暴动，把厉王赶跑了，赶到彘的地方；还要杀他的儿子，是召公把自己的儿子来作了替死鬼。

“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厉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宣王。”（《国语·周语》）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史记·周本纪》）

这样猛烈的暴动，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表现。这和法兰西大革命，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民众把国王赶跑了，把太子也逼得寻人替了死，他们自己便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拥戴共伯和来作皇帝^{〔补注3〕}。

这“共和”的政府就是革命的政府了。《史记》对于这“共和”的解释与此不同，以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是表明当时有两种政府：一种是复辟派，一种是革命派。《大雅·桑柔篇》：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大约也就是指的这个时候吧，但这革命政府竟被复辟派的周、召二公推翻了^{〔补注4〕}。

共伯和的存在不见于《史记》，后世史家亦讳言其事，然于《庄子·让王篇》与《吕览·慎人篇》，都言“许由娱（《吕览》作虞）于颍阳，共伯得乎共首”。共伯，便是这位共伯和了。《吕览》本在《迁史》之前，《让王篇》虽然不必是庄子自己的手笔，但也是史迁以前的作品。

这个问题本是历史上的一段插话，也是社会革命期中的一段插话。尽管史迁和后世的史家要抹杀这一个革命政府的存在，尽管周、召二公的复辟运动居然成了功，宣王又“中兴”了起来，但是社会终竟是变革了。不再传而周室东迁以后，周室便全盘失掉了它的支配的权威。在这一个变革的时期中我们看出一个不流血的而且是很剧烈的革命。便是旧的支配阶级逐渐崩溃，新的支配阶级逐渐由被支配的阶级抬起头来。

“变风”、“变雅”里面咏到贵族破产的地方，触目皆是。其中也有因为天灾时变或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流离失所的，如像黎侯失国而寓于卫，黎之臣子作《式微》及《旄丘》两篇以志感慨。这说法到底真确不真确，我们在本诗中找不出证据来，不敢断定。但就假定是真的，那黎之臣子依然是保持着贵族的身份，依然是过着贵族的生活的。例如《旄丘》的第三章：

“狐裘蒙戎，匪车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

黎大夫自己是穿着狐裘，坐着车马的，与卫的贵族保存着叔伯兄弟的交谊，他们好像并不会破落到怎样的地步。但有国并未亡，官并未失，现作着大夫，而弄来没有饭吃的人正不知多少。这正是无形的社会革命比有形的政治革命更无法抵御的地方。

我们来看《北风》的《北门》吧。

（一）“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反歌同上）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反歌同上）”

这明明是一位作官的人，而且是很得王的信任的，而他才大叹其“窭且贫”，受不过老婆的压迫，只好接二连三地大喊其天。这位尊驾怕也不必一定是怎的贫窭，只是社会的生活程度一天一天地高涨了，人民也一天一天地奢华了起来（尤其女子），他的收入不很够供应他老婆的挥霍，所以才那样很夸张地长吁短叹。总而言之，他总算是一位破产的贵族。

（二）“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这在上面是已经解释过的，我觉得这也是一首破产贵族的诗。证据是：（1）这种厌世的心理，根本是有产者的心理；（2）兔与雉的取譬明明是包含得有上下的阶级意义；意思是在下位的人狡猾鹰扬，而在上位的人反失掉自由；（3）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正是诗人所浩叹着的乱子。

（三）“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这首也是在上面解释过的。这位君子委实是穷得没饭吃了，但他还有园子——或者是别人的园子，他去偷摘桃子来吃吧？——园子即算是他的，不久也怕要拍卖了。

（四）“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秦风·权舆》）

这诗表示得明明白白，更显然是贵族的破产了。当时的贵族吃饭吃不饱好像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这变化是怎样的剧烈呢？一人生活的优裕与否前后判若天渊。

（五）“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第三节作鲤。）岂其娶妻，必齐之姜？（第三节作宋之子。）”（《陈风·衡门》）

这首诗也是一位饿饭的破落贵族作的。他食鱼本来有吃河鲂河鲤的资格——黄河的鲤鱼在现在也是很珍贵的东西，古时候的脍鲤好像是最好的上菜，我们看《小雅》的《六月》“吉甫燕喜……脍鲤”；又《大雅》的《韩奕》里面显父饯韩侯的菜单是“其维何？鲜鱼（当即是鲂鲤之类）；其蔌维何？维笋及蒲”——但是贫穷了，吃不起了。他娶妻本来有娶齐姜宋子的资格，但是贫穷了，娶不起了。娶不起，吃不起，偏偏要说两句漂亮话，这正是破落贵族的根性，我们在现代也随时可以看见。(www.xing528.com)

（六）“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华，实。）

“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家，室。）”（《桧风·隰有苌楚》）

这首诗在上面解释过的。（1）与“出自北门”一诗的情绪相类，（2）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

（七）“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

这是有名的故宫禾黍之悲，事实上怕就是悲自己的破产。同样的一首诗是《桧风》的《匪风》。

（八）“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谁能烹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好久没有坐车子在路上兜风了，看见大路便不觉得有点伤心。好久没有鱼吃了，哪个肯烹鱼，我就给他洗锅灶也好。这位西周的大夫破落得真有点程度了。

（九）“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婚烟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小雅·正月》）

这位穷大夫结不起婚，看见别人大开燕席燕尔新婚，便弄得一个心中抑郁。不重要的人都有了房廊田地，而我真是背了大时。你们该死的有钱人呀，我们背时倒兆的没钱人呀！

（一〇）“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小雅·十月之交》）

（一一）“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小雅·苕之华》）

（一二）“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大雅·瞻》）

这些都用不着再解释了。

以上我粗略地一共举了十二首，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贵族的破产是怎样的多而且激剧。这些并不是如像黎侯失国一类的关系，也并不是因甚天灾。这儿的原因，我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原因是什么呢？暂且留在下边说吧。

有旧的贵族破产，当然有新的有产者的勃兴。在前面贵族破产的例证中我们已经可以附带着看出新有产者勃兴的痕迹了。我们再来专门找些例证吧。

（一）“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曹风·候人》）

这当然是讥诮那暴发户才作了贵族的人。这些由奴民伸出头来的人，在旧社会的耆宿眼里看来，当然是说他不配的。

（二）“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仕。”（《小雅·节南山》）

《节南山》的本文中作者自称为“家父”，不知道这是人名还是官名。《春秋》桓公十五年周有家父来求车于鲁，也不知道是否就是一个人。但这“家父”总算是当时的一个贵族，他作这首诗是责备当时的师尹引用素来不是贵族的“小人”，要叫他免他的官，革他的职，不要使“小人”登庸，不要以琐琐姻亚的缘故而给以官作。从这诗的反面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已经有素来是非贵族的庶民渐渐执掌了政权，而庶民的儿女也可以和贵族的师尹的儿女结婚了。

（三）“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恰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小雅·正月》）

这在上面已经是解释过的，自己是贵族，弄得不能不破产，而有钱人倒抬起了头来。

（四）“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小雅·十月之交》）

这是用天灾地异来暗射当时社会关系的变革。“高岸为谷”是说贵族的破产，而“深谷为陵”便是说的新有产者的登台了。天老爷已经用变异来警醒世人，而世人竟不知警戒。我们从这章诗里可以得到当时的社会变革的一个暗示。——单看这几句诗的光景，中国古时候好像也有火山^{〔补注5〕}。

（五）“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信）侯（维）多藏（储蓄）。不慭（勉强）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小雅·十月之交》）

“三有事”是三卿。从这节诗看来，当时的卿士明明是只要有钱的人便可以作了。“多藏”和“一老”相对待。“多藏”是有钱有车马而且年少新进的人，“一老”便是旧家的“黄发台背”。《十月之交》的作者是站在旧家的一方面慨叹当时的堕落。

（六）“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独不敢效，我友自逸。”（《小雅·十月之交》）

这位有邑里的大夫他的墙屋被别人撤了，田畴被别人占领了，他自己真是倒楣。但我们要看这“四方有羡”及“民莫不逸”的两句话。除他而外的四方八面的平民，生活都有了馀裕，都安逸起来，而他自己只是倒楣。此外如“民莫不谷，我独何害？”一类的话在“变雅”中数见不鲜，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一方面证明有贵族破产，别方面证明有新有产者的勃兴。

（七）“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匪其止共，维王之卭。”（《小雅·巧言》）

这儿所说的“盗”，不是普通的穿窬的小盗，这指的是当如“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一类的大盗。这不消说就是当时的新兴的贵族，从破落户的旧贵族看来，当然要被骂成强盗了。

（八）“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猷将多，尔居徒几何？”（《小雅·巧言》）

这所指的当然就是前节的新兴贵族的“盗”了。暴发户素来是被人看不起的，他素来没有受过文化的洗礼。他没有学过射御，当然不会像那世袭贵族一样有拳有勇。臃肿委琐，面目可憎，刚好画出一个暴发户的神气。但是这人却是鬼计多端，有不少的成群结党的党徒，这些党徒破坏了当时的奴主关系。

（九）“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

这诗说得明明白白，没有解释的必要。

（一〇）“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小雅·角弓》）

《角弓》这一篇诗，也就是教国王要用旧家世族的兄弟婚姻，不要去亲近下流——当时所谓“小人”。这些小人应该受君子的统治，现在反转居了上位，这是教猴子爬树，在泥上又涂泥了。这是说以小人治小人，以乱治乱。

（一一）“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哲夫成城，哲女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大雅·瞻卬》）

下流的小人渐渐成为“富人”，借姻亚的关系与贵族的一部分勾结，这好像是当时一般暴发户荣进的道路。我们看——

（一二）“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皋皋訾訾，会不知其玷。兢兢业业，孔填不宁，我位孔贬。”（《大雅·召旻》）

这些蟊贼昏椓的混账王八蛋当然也就是上面所指的一些强盗鸱枭，皋皋訾訾也就如《正月篇》“彼有屋，蔌蔌方有谷”的蔌蔌。都是指的诡诡随随、委委琐琐的一些小人。旧人自叹其位卑职贬，当然正是新派得意的时候了。

思想上起了重大的怀疑，同时社会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它们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上面虽然略略透露了一些，但我故意地把真实的原因扣留着没有说出来。大概的人的思想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上便会发生重要的因果结论：有的人会说因为思想动摇了，所以社会起了变乱；有的或者又会说因为社会起了变乱，所以思想也就生了动摇。前者是旧式的观念论者的主张，后者是近世所谓科学派的见解。其实把这两派的见解合拢来才刚好说着思想和社会间的相互关系。但两派都没有把两者的真实的原因说出。

人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到了思春期身体便要变革，或者说身体起了变革便会思春，但这两者的真实的原因是人体的生活力发展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

社会的变革期也刚好和这相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社会上的阶级关系和思想的表现都会发生出重大的变革。

当时的社会生产有什么重大的变革没有呢？有的！

古来的刑罚是很严重的，当然也应该很严重的：因为刑罚便是奴隶所有者用来制服奴隶的重要工具。

“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甘誓》）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汤誓》）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盘庚》）

“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牧誓》）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洪范》）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康诰》）

“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

像这样的严刑峻法，是举不胜举的。但在《吕刑》是怎么样呢？刑罚公然可以卖钱了！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

“劓辟疑赦，其罚惟倍（二百锾），阅实其罪。

“剕辟疑赦，其罚倍差（五百锾），阅实其罪。

“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

“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一锾是当时的货币单位，注家说是六两曰锾^{〔补注6〕}，大约当时已经在用金属货币了。五种的刑罚有三千种的比属，当时刑制不能不说是繁多而且严峻。这些严峻的刑罚自然是加在被支配者的奴隶身上的，但是公然可以用百锾至千锾的代价来买换了。这儿所表现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周穆王讲人道主义？是周穆王爱钱？是周穆王昏乱胡干？古时候的读书人大概会这样揣想，但其实都不对。我们可以下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是当时的被支配阶级已经到了有钱可以买贿刑戮的地步！假使人民没有钱，尽管周穆王是怎样爱钱，他从什么地方榨取来呢？这实际上是奴隶解放的表现。

《吕刑》之作是在周穆王的末年^{〔补注7〕}，这时候的社会生产，我们可以知道是已经一天一天地发达了的。

奴隶制下的官吏是尊重血族的，是只能尊重血族的。

“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微子》）

“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召诰》）

“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立政》）

“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文侯之命》）

这些所谓老，所谓常人，就是一些世家贵族。古时是世卿制，不是世家贵族是不能在位做官的。但是在穆王末年的时候，已经钱可通神，买贿刑罚了，那我们稍微有点思考力的人一定可以联想到，钱也可以买贿爵禄的。事实上当时实在有这个倾向。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小雅·十月之交》）

世家不留一个，把有钱的又举来做三卿，这是什么意思呢？有钱的人在这儿是和“老”相对待的，他当然是从被支配阶级新抬起头来的人，有钱的人都做起官来了，所以周平王才那样叹息，“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了（俊者长也）。

官是用钱买来的，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刑罚爵禄都可以买卖公行，当时的商业一定已经相当发达，这是谁也可以联想得到的。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风·雄雉》）

这诗责备当时做官的人都在做买卖。——我这样解释，或者有人会说我在牵强附会，望文生义吧，让我们把最后的证据拿出来。

“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大雅·瞻卬》）

这不是就和我们现在的做官人一样，一面在做官，一面在办交易所，做投机事业吗？官都在做生意，反过来说，便是生意征服了官阶，那生意在当时是会怎样的发达呢？

生意的起源大概是在由渔猎推移向牲畜的时候。因为生产方法的不同，便生出物品有无的区别；因为物品有有无的区别，所以才生出交易的必要。在当初自然是物与物的交易，后来才渐渐发明出公用价值的代替物——货币——出来。我们从货币与物品的两个字汇可以窥察古代商业的原始状态。

古代的原始货币是用介类的，我国货币的历史是由真贝而珧贝而骨贝而铜贝（所谓蚁鼻钱），而成为以后的铅刀铁钱等，所以凡是关于财货的字汇都从“贝”，这是古代的孑遗。但贝的多量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消说是在滨海的地方。因所用之贝乃海贝，学名为“货贝”，我们可以想见，货币的发明是由于渔猎民族。渔猎民族所富有的是鱼类和野物，但所缺少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牲畜民族的牛、牛奶、牛皮、牛身上所有的一切有用物品。于是乎牛便成为一切物的代表，所以“物”字是从“牛”。单是从文字学上看来，我们也可以断定交易是起于渔猎向牧畜推移的时代了。

后来是金属发明了，特别是铁的发明，农业和工业日渐发达，便使分业日渐专门化，于是交易的事件日渐纷繁，便在生产者与生产者间产出一种不生产的富人阶级，这便是商贾了。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这种“富人”在当时算是革命阶级，我们可以看见只有贵族对于这些“富人”诉不平，把这些“富人”当成仇敌，但是当时一般非富的被压迫阶级倒还没有什么人说话：因为他们是同在一个战线上的。

商业的发达当然要手工业和农业的发达为前提。农业的发达在下边要另外具一条来讨论。只有手工业的发达，在当时是应该有的，而在《诗经》上却找不出多少痕迹出来，我们只好从消极一方面来证明。譬如：

“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这应该就是纺织业发达的证据。蚕织是妇人应尽的公事，我们从下边的几首诗看来便可以明白。

“七月流火，八月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豳风·七月》）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魏风·葛屦》）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小雅·大东》）

女人应该做的公事，但到现在也不做了。这是妇人们的怠工吗？是公子好人们不穿衣裳了吗？请看这两句是和“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连带着说的，那么一定是这些机织的工作已经成了专业，用不着每家的女人都要干这项公事了。而且当时的女儿不仅自己不动手来做蚕织，还要打扮得如云如荼，到东门去游乐，到南原去跳舞呢。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

“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陈风·东门之枌》）

这些女儿大约也就如现代的“摩登女儿”一样吧？假使产业不发达，这种现象是无从说明的。

民智日开，特别是铁器发明以后，所谓“奇技淫巧”的手工业当然是应该发达的。冶铁的发明在初只是用做耕器。冶铁的方法渐渐精巧，在管子的时候，耕者的“一耒一耜一铫”之外，女人用的“一一刀”，工人用的“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已经在用铁了。这是使工业发达的必然的根据。但我们在《诗经》上关于这一项的积极的证明可惜找不出来。古人的保守性比现代的人本来还要强烈，一代的成器有一定的典章，不准你任意的改变。所以像《王制》里面公然有“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禁条，手工业的模样要望当时风雅的诗人们歌咏出来，那是无理的要求。就譬如一个铁字，在一部《诗经》中都是找不出的。《秦风》的“驷孔阜，六辔在手”，有的径作铁，以为是马色如铁的缘故。这当然是有铁以后才有的文字，然而直接的铁字却没有。

就在铁本身的使用上也很遭轻视，起初是视为贱金只拿来做耕器，后来又扩张到手工业的动用家具上，然而上等的兵器是绝对不用铁来做的。当时的兵器所谓剑戟戈钺都是用青铜。以铁来做兵器是起源于化外的吴、越。吴、越大概是发明冶金术最早的地方，《考工记》上说：“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所以那儿也最先地铸造铁兵。

“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越前来献三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剑匠作为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吴越春秋》卷四）

“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毕成，风胡子奏之楚王。”（《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

这虽然是带着神话性的一些传说，但可见开始使用铁兵的是在春秋末年的南方人，而当时的所谓中原兵器还在使用青铜，这儿可以举出无数的证明。

（一）《左传》僖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这儿的金，当然就是铜。

（二）《韩非子·十过篇》，赵襄子被智伯围困在晋阳的时候，襄子听张孟谈的话，拔宫垣的“荻蒿楚”以为箭，但苦于没有箭头。襄子又问张孟谈：“吾箭已足矣，奈无金何？”张孟谈告诉他说：“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公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君发而用之。”襄子便又听了他的话，竟有了用不尽的铜料。

（三）准实物的证明是晋太康二年的汲冢的掘发。那汲冢是魏襄王墓，从那儿和七十五篇竹书同时出土的是有“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可见战国时代都还在用铜兵。

（四）秦定天下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过秦论》），金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作“铜人”，并言“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这可见一直到秦时，天下所用的主要的兵器都是铜器。

可惜的是这十二个金人，被后来的董卓和苻坚两人毁了。

《魏志·董卓传》：“椎破铜人十，及钟，以铸小钱。”

《关中记》：“董卓坏铜人，馀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俱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所引）

由这后举二书也可以知道所谓“金人”就是“铜人”，所谓“兵器”就是“铜器”了。

在这儿我们有很应该附带着注意的一点。因为当时的兵器都是铜器，而当时的锄耰棘斤却是铁器！所以当秦世把天下的兵器都铸成金人的时候，而天下的农夫牧竖如陈涉、吴广等因而能够以“锄耰棘斤因利乘便”了！这是铁器占用了铜器的一个最有趣味的史实，一直到秦以后才完完全全的成了铁器时代（章鸿钊说，见《石雅》^{〔补注8〕}）。江淹的《铜剑赞》的序上把这段兵器史说得最明了：

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既见其微。

总之，铁兵在春秋末年或者战国时代才偶尔使用于南人，《荀子》的《议兵篇》说：“楚人宛钜铁，惨如蠭，”至少，是战国时楚人已用铁兵的证据。铁要炼到可以铸兵的程度，那需要有相当进步的技术。但自铁发现以来已经好几百年，别的工具耕具都用了，而兵器独不肯用，这可见古人是怎样的保守了！

《诗经》里面没有铁字，也没有专叙到手工业的制作，这在古人并不足怪。譬如钾、钠、钙、铝等金属已经发明了很久，中国的新诗里面可有这类的字吗？中国的什么黄钟大吕的所谓新诗人，不是还有人在反对汽车、飞机等类文字羼入诗的王国里吗？

所以诗上没有，不一定就是世上没有。

“天之牖民，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携无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大雅·板》）

这正暗暗地把握着人民随着自然的进化，渐渐地聪明了起来。这诗人所嗟叹的“民之多辟”，大约也就是作奇技奇器的该杀的勾当了。

从前的学者多以为战争是破坏产业的，其实这只是一面的见解；在支配者方面战争反是发展产业的工具，而且是产业发达的必然的结果。自己国内的产业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便不能不向外发展，去找寻殖民地或者亚殖民地，于是便发生出战争。现代的情形是这样，古代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看《大雅》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几篇吧，那些都是宣王时候向四方征伐的战诗。征服了一个地方便把自己的产业方法去使它同化。当时所谓开疆辟土，其实就是推广自己的农业。

最令人感觉趣味的是《韩奕》。

《韩奕》这篇可以断言是宣王时的作品，因为韩侯的妻的诗里叙明是“汾王之甥”，汾王就是宣王的父亲厉王了。

初说韩侯初受命入见天子，天子赐了他些旗帜和马饰。韩侯动身的时候，有些大官和他饯行，吃得很快乐。最后说到韩侯娶妻上来，大约他是要到远方去殖民了，所以不能不讨一个老婆同去。韩侯娶的妻不消说是贵族的女儿，她的父亲名叫蹶父。这位父亲很有见识，他为他的女儿（韩）选了韩侯做女婿。他选韩侯是以什么为标准呢？不是看上了韩侯的人才，也不是看上了韩侯的位阶，他是看上了韩土的丰富（大约是现在的山西南部），就是说将来自己的女儿不愁吃穿。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鲂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这种选女婿的精神不和现在的重家财的意思是一样的吗？但有趣味的是这儿所列举的各种家财，完全是关于渔猎的物品！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韩土的情况，还是未经充分垦辟的；产业低级的土地刚好足供产业高级者的殖民，这是古今的通例。韩侯一到了韩土，他的殖民方法是怎样呢？就是以兵力驱逐了先住的土民，筑起城池来镇守，把未经充分开辟的地方用自己的农业的生产法来开垦起来，同时不消说是得了不少的野兽。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这可见山西南部在当时还未十分开化，而中原的农业也就发展到这儿来了。

我们再来看《江汉》这一首诗吧。那第一节开始便说：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这毫无疑义是征伐淮夷的诗，而且这淮夷的地域在江汉一带。《诗序》说这诗是尹吉甫美宣王“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作者是否尹吉甫无法证明，但诗里有“王命召虎”的话，看它接录在《韩奕》的后边，无疑是宣王时代的作品。

所可注意的是这淮夷在古时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比较有势力的民族，周代和它打的交道很不少。单是《书经》和《诗经》上也就有好几处。《书经》上的《费誓》便是鲁公征伐淮夷和徐戎的誓师辞，《书序》以为就是伯禽，可能是春秋时的鲁僖公。《鲁颂》的《泮水》和《宫》都是鲁僖公平淮夷的颂，后者也兼说着徐夷。请注意《泮水》落尾的四句：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大赂”或者是一种贝名（案，《文选·吴都赋》“其琛赂则琨瑶之阜”，刘注云：“赂货也。”）四种珍宝里面有三种便是关于渔猎的东西。但它的冶金术是已经发明了。它发明了“南金”。“南金”虽然不曾言明是什么金属，但照古人用字的惯例，起码总是铜。这可见当时的淮夷是已经发明了冶铜术的。

这淮夷的区域很宽广，大约是沿着长江流域发展的。长江流域一带的所谓荆舒，所谓南夷，所谓徐戎，都好像是它的同族。春秋时代的楚、吴、越也一定就是它的后人了。

但这淮夷在宣王时候都还没有大规模的耕种，《江汉》的第三章上说得很明白。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召虎去把它征服了，才把江汉地方开辟出来，疆理出来，一直达到南海。所谓南海怕就是洞庭湖了。江汉附近是有名的产铁的地方，冶金术早发明了的淮夷，铁兵也是楚人所最先创用，粗糙的冶铁在当时应该是有的。所以江汉同化得异常迅速。《周南》中的《汉广》，《小雅》中的《鼓钟》，应该都是被同化以后的作品。

就这样我们又可以知道，在宣王时未经垦辟的江汉，中原的农业也就发展到这儿来了。

再来看《常武》。

这首诗是征伐徐夷的诗。看那诗上有“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有“王旅……如江如汉”一类的盛大的形容。大约这徐夷的区域是在现代的徐淮一带，征伐的路径是从长江的上流随流而下的光景。这当是在征服了淮夷以后的诗，也应该是宣王时的作品。（案，古器物中有“王祭”诸器，出自江西高安，则徐土似包含今之江西、安徽。）

这里面虽然没有疆理亩籍等类的文字，但有两句是：“不留之处，三事就绪。”我们要知道这所说的“三事”，就是司徒、司马、司空，或者农父、圻父、宏父。这用现代语译出来，就是农政部、陆军部、司法部（或者警察厅）。这就是说不仅把徐土疆理了起来，还在那儿组织了政府，组织了常备兵警来镇守。所以下面也就说：“徐方既同……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等语了。

从这首诗看起来我们又可以知道江淮下游一带，在宣王时未经垦辟的地方，中原的农业也就发展到这儿来了。

再来看《小雅》的《采芑》。

这也是宣王时的方叔征伐蛮荆的诗。就单从那诗的起首看来，蛮荆的征伐就不仅一次。诗的开首说：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据《尔雅》的《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这儿已经有去年开辟的菑亩，前年开辟的新田，可见是三年前来把蛮荆征服了，三年后的今日它又叛乱起来，所以方叔又来伐它，又才“执讯获丑”，使“蛮荆来威”了。

那末，我们更可以知道，三年前征服了之后，不仅是打了胜仗便算了事，还实际在那儿殖起民来，今年辟出新田，明年又辟出菑亩。

就这样对于南方的征服，汉民族是占了胜利的。长江流域一带的蛮荆、淮夷、徐戎，在短时期之内一一被征服，而且被同化了，但是从北方民族却时常受着攻击。《诗经》上便有三篇诗是和北方的异民族直接在打交道的。《小雅》的《采薇》、《出车》、《六月》，都是征伐狁的诗，虽然也屡次在说打胜仗，但已经没有征伐南人的那样顺利了。

汉民族发展的路径，从《诗经》中可以看出，是对北取守势，对南取攻势。这目的是很明了的。因为北地苦寒，不适于农业；南土膏沃，特别便于农业的发展。

不过北人也并不是没有受汉民族的侵害。《韩奕》所“奄受”的“北国”，当然是北民族的地方。就是当时的狁也决不是如像它的后人匈奴一样，是远居在长城以外的漠北的。大约古时的所谓蛮貊，所谓狄人，所谓犬戎，都是狁的一族，那是黄河北岸的先住民族，被我们汉人把它压迫到北方去的。所以他们免不得也要时常来侵扰。

我们从上面的这些战争诗看来，可以知道宣王时代的四征八伐正是去发展自己的产业，更切近地说，便是中原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又加以人口一天一天地繁殖，所以才不能不向外发展。

以上是战胜了时的景况，我们再把战败了的情形来看吧。

《王风》的《黍离》是周室遭了犬戎的蹂躏，平王东迁以后的丰、镐的情形。相传周室东迁以后，所有旧时的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周的旧臣行役过旧都，便不禁中心悲怆，连连地呼天不止。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穗，……实。）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如醉，……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样的三节诗，的确是很有缠绵悱恻的情绪。在诗人看来是不胜零落之悲的现象，在我们看来又是怎样呢？我们不要受感伤主义的愚弄！我们要晓得，虽然是旧日的王宫，到现在也不免变成田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周人的不思旧恩吗？这是周室的威令不行吗？这是通常一般的荣枯衰落吗？太肤浅了！我们要晓得，这正是当时的农业已经发展到差不多是地无寸隙了！

尽管诗人在叫苦连天，然而老百姓的禾黍还是要成长。

再看《风》的《定之方中》一首诗吧。这是卫为狄所灭（公元前六〇六年），文公徙居楚丘，营立宫室的时候，诗人赞美他的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牝三千。”

我们看被蛮人战败了之后的民族，他的经营的力量是怎么样呢？种树、建筑、牧畜、耕作，井井有条，立地便恢复了起来。农业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可以想见了。

以上是一般社会产业的发展。所以农民便得到自然解放的机会，手工业渐趋独立化，商人阶级也急剧地抬头，更加以各方异民族的参杂混处，于是而纯粹的奴隶制，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了。

旧的组织已经脓溃，旧的思想也失掉了统治的权威，应该是新的组织下新的思想抬头的时候。

1928年8月25日初稿，10月25日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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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1〕 金文《召伯虎簋》有“仆土田”一语，孙诒让云：“‘仆墉土田’犹诗《鲁颂》之‘土田附庸’、《左氏传》定四年之‘土田陪墩’也。”王国维云：“古仆、附、陪三字同音，附作仆、作陪者声之通，作敦者字之误也。”故“土田附庸”应是土田周围附有墙垣。

〔补注2〕 河南安阳小屯已发掘出殷王陵，人殉之数，一墓有多至数百人者。参看《奴隶制时代》有关各篇。

〔补注3〕 “共和”，在《史记·周本纪》说为周公、召公共和而治，事实上是错误的。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庄子·让王篇》释文引《纪年》：‘共伯和即于王位。’《史记索隐》引共伯和干王位。”

〔补注4〕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引《竹书》遗文。其文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注云：“《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然《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视此，则伯和政府之存在为期甚短。

〔补注5〕 中国陕甘地区含有震源地带。《史记·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五年、秦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二八〇年）在秦国栏内有“地动城坏”四字。在元、明时代均曾有剧烈地震的纪录。

〔补注6〕 “锾”字，今文作“率”或“律”。铜器铭文则作“”，从金则为“锊”。可见今文译音，“锾”字则是古文家读了别字。

〔补注7〕 《吕刑》旧说作于周穆王末年，不可靠。春秋时中国始有成文的刑律，《吕刑》一篇，由其文体而言，以作于春秋时代为宜。文中尊崇伯夷，在禹与后稷之上。伯夷是吕国的祖先，可见《吕刑》当是吕国的刑书。

〔补注8〕 章鸿钊著《石雅》一书，卷末附有《中国铜器时代考》一文，其论铜器时代之开幕，根据神话传说以为始于炎皇之世，虽不足信；然所论铜铁器交换时期则大有独到之处。本节所论，多取材于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