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迪·瓦瑟斯坦：非同寻常的剧作家

1950年10月18日温迪·瓦瑟斯坦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犹太人家庭，家中兄妹五人，她最小。温迪的艺术细胞主要来自于她的母亲一方。她的外祖父是波兰籍犹太戏剧家，后来因为受迫害而移居美国。她的母亲则酷爱音乐和舞蹈，个性鲜明，行为举止“非同寻常”。在一次接受访谈时，瓦瑟斯坦说：“我妈妈很古怪。她有点像《不浪漫吗》（Isn't It Romantic, 1983）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她每天跳舞六个小时，很活跃，很有情调，很有趣……但是当我上到六年级的时候，发现每个小孩的母亲来学校参加活动时都是穿着正装，而只有我母亲穿着长裙，戴着卡门·米兰达那样的大帽子出现在学校里。你不由得心里想：哦，天哪！那样的情形让我有些难以适应。”温迪·瓦瑟斯坦后来的戏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母亲的生活的启发，母亲也成为她戏中人物的原型。1971年，温迪·瓦瑟斯坦从蒙特霍利约克女子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1976年，她同时获得了纽约城市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和耶鲁戏剧学院艺术专业硕士学位。1977年，她的耶鲁毕业作品，也是她的第一部戏剧《非同寻常的女人及其他》（Uncommon Women and Others）在纽约外百老汇上演，获得了外百老汇优秀剧目奖。从此，瓦瑟斯坦的创作才华在一部又一部的剧作中得到呈现。她先后写作了《不浪漫吗》、《海蒂纪事》、《罗森斯威格姐妹》（The Sisters Rosensweig, 1992）、《美国女儿》（An American Daughter, 1997）、《老钱》（Old Money, 2000），以及《三世》（Third, 2005）等剧作，获得了托尼奖、普利策奖、纽约剧评界奖等多个奖项。有评论家借用她的剧名，称其为“非同寻常的剧作家”^[63]。

瓦瑟斯坦成长的50年代是一个“战后婴儿出生潮”的年代，也是一个“女人都想要嫁百万富翁”的年代。但是，等到70年代初她从蒙特霍利约克学院毕业时，经历过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勃发之后，女人们私底下又在被另一种烦恼所折磨——她们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之后却很难拥有一份自己想要的家庭生活。瓦瑟斯坦注意到了女性主义在解放女性的同时给她们所带来的困惑和焦虑。通过舞台，她将生活在后女性主义时代的美国女性的这种困境戏剧化，塑造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自我意识强烈的、追求独立自由的中产阶级女性形象。她们在面临很多选择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感情上没有安全感，期待有传统的浪漫爱情，又不想放弃自己的职业追求，是一群“什么都想要”的女性。尽管瓦瑟斯坦拒绝给自己贴上女性主义剧作家的标签，坚称“一个优秀的剧作家是她剧中的人物出色，而不是她的政治性的哲学”，但是，她承认，“女性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64]。在她的第一部剧作《非同寻常的女人及其他》中，“非同寻常的女人”是几个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毕业生。这群女生在大学毕业六年之后，来到纽约的一个餐馆里相聚。她们回忆起大学里的“优雅生活”。那时，她们喝着下午茶，讨论着关于未来的职业、男人、性、婚姻等话题。这些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优越感的女性走进社会后才知道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精英教育并没有能够为她们做好一切准备，让她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对付男权社会的复杂。她们被大学教育成为“什么都想要”的女人，却被现实生活变成“什么都要不到”的女人。通过这几个女性人物的塑造，瓦瑟斯坦对女性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从《非同寻常的女人及其他》开始，对于女性主义的关注成为瓦瑟斯坦后来所有剧作的主要议题。她第一次严肃地将当代女性的困惑、她们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在舞台上和公众的视野中。纽约戏剧评论家琳达·温勒（Linda Winer）说：“作为一个去剧院的妇女……我已形成戏剧不会写我或者我所处的那一半世界的想法。”^[65]但是，“（《不同寻常的女人及其他》）却把女性推到了戏剧故事的中心，以女生宿舍为重要场景……彻底打破了以男性为叙事中心、把衣帽间或书房作为背景的文学传统。”^[66]

1981年，瓦瑟斯坦创作了《不浪漫吗》一剧，剧中的女主角是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或者上流社会的单身女性：詹妮和哈丽特。与《非同寻常的女人及其他》中的女人们相比，詹妮和哈丽特的年龄要大些，她们已经不再是坐在大学宿舍里空谈理想和未来的学生，而是在曼哈顿寻找着自己的爱情并为自己的事业打拼的青年。瓦瑟斯坦试图通过她们去呈现女性的成长——她们如何学会信任自己，独立生活，而不再取悦他人。詹妮的父母对她呵护有加，一味地催着她结婚；而哈丽特的母亲则鼓励她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但是，詹妮在与马迪恋爱中感受到的并不是幸福，而是被当做随身物品和私有财产的窒息感；哈丽特最终成为哈佛的MBA，在职业中领略了极大的成就感，同时，也获得了婚姻的幸福。当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女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两位好友因为不同的经历而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在两人唇枪舌剑的辩论过程中，她们发现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并非真正相互了解。通过这样两个人物，瓦瑟斯坦探寻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女性在成长、独立和寻求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尽管瓦瑟斯坦从一开始就以“非同寻常”在美国剧坛亮相，而且吸引了不少读者和观众的眼球，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但是，真正让她在百老汇声名鹊起的是她1988年的剧作《海蒂纪事》——一部更为明确表达瓦瑟斯坦女性主义政治立场的作品。自从1988年在西雅图剧院首演之后，《海蒂纪事》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苏珊·史密斯·布莱克本奖、纽约剧评界奖、外评论界奖等等。1989年，她一举摘得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奖两项大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同时荣获这两项殊荣的女性剧作家。《海蒂纪事》中的女主人公是年近四十的未婚女性、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教授海蒂。在剧作的一开始，海蒂正在给她的学生们授课，讲述在艺术史上女性艺术家被忽略的现象。她讲到美国浮世绘画家莉莉·马丁·斯宾塞的《我们都会枯萎》时，画面切换到海蒂1965年参加高中舞会的场面。正是在那个舞会上，海蒂结识了几位好友，激发了她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趣。后来，她们上了大学，成为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之风盛行，女友们纷纷放弃了她们曾经坚持的女性主义理想，开始热衷于过一种空虚而无意义的生活。在一次中学同学的聚会上，那些女同学们要么“拥有一切”，要么打算“拥有一切”。31岁依然单身的海蒂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她“感到自己被搁浅了”。于是，她慷慨陈词地发表了一通讲演，表达了她对于同伴们的失望以及自己被抛弃、被孤立的愤怒。在剧作的最后，居住在纽约的海蒂孤独而压抑。她收养了一个女孩，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希望她的女儿能够自信并且自尊地生活。《海蒂纪事》的故事跨越25年，通过一幕幕情景展现了海蒂如何从60年代中期一个初具女权意识的少女成长为一个80年代末领养小孩的单身母亲的过程，表现了在妇女解放运动发展中成长、又在运动成燎原之势中成熟的那代美国女性在找寻自我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惆怅和失落。瓦瑟斯坦将海蒂个人的成长深植于美国二战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之中，尤其是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和衰退，表现社会运动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展现女性身份变化的历史性。“严肃的问题与严肃的人可以令人发笑。”瓦瑟斯坦在谈及《海蒂纪事》的创作时这样解释其中女性主义的严肃主题和喜剧形式。在笑声中，瓦瑟斯坦成功地响应了女性主义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把个人的冲突上升为政治的冲突，揭示了女性的欲望诉求。“谁说48岁的成功男人很抢手，而48岁的成功女人则让人恐慌、让人感觉到威胁甚至悲伤？为什么会这么说？谁编造了这个故事？”^[67]在接受采访时，瓦瑟斯坦明确表示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要通过性别来限制人的行为。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认为《海蒂纪事》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剧作，首先因为海蒂在最后收养了孩子，说明她因为身边缺少男人而郁郁寡欢，对传统价值观做出了妥协；其次因为这部戏本身是为中产阶级百老汇观众所写，没有太大的颠覆性，剧中淡化了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平等和权利等等。但是，瓦瑟斯坦并不这么认为。在她看来，海蒂收养孩子是她的性格所致，也是对传统家庭的颠覆。她是个单身女人，她需要孩子，她付出了勇气才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抵抗，是颠覆。海蒂和她的女儿代表了女性在未来将会生活在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中，拥有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部戏的结构和审美也反映了瓦瑟斯坦的女性主义意识。戏中通过闪回将时光从80年代推回到60年代，又将观众从60年代带回到80年代，在诺言和实现、希望与幻想之间不断地移动，构成了多层次、非线性、多高潮的戏剧框架。(www.xing528.com)

瓦瑟斯坦的喜剧《罗森斯威格姐妹》被评论界称为犹太版本的马格拉斯姐妹。与马格拉斯姐妹一样，罗森斯威格姐妹在姐妹情谊的团体中获得了爱与力量。她们充满了人性和激情。尽管她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恐惧与忧伤，她们表现出一种超越自身、拥抱别人、去寻找新爱的能力。《罗森斯威格姐妹》被认为是瓦瑟斯坦创作技巧最为成熟的一部戏。一个35岁的女人就再也不会被男人爱了吗？瓦瑟斯坦用她对于生活的观察和舞台的演绎来打破这种魔咒。她将女性置于自尊的舞台，质疑男权传统对于女性能力的限制。剧中的故事是关于纽约犹太人的，但是这个故事还是吸引了很多纽约之外的人，因为故事吸引人。与她前几部戏不一样，这部戏不是多幕剧，只有一个场景，时间、地点和事件从头至尾都是一体的。瓦瑟斯坦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对细节的拿捏——幽默感、身份以及自我憎恨的困惑、罗曼蒂克爱情的可能性等等。这就是瓦瑟斯坦的愿望：要写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如何与一个年轻男子一见钟情。所以，这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年人爱情的故事，而是对于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是对自我身份的探索。《罗森斯威格姐妹》这部戏会让观众有些欢笑，有些感叹，看完回家后会放开对于生活的忧虑，而相信未来总有出路。

瓦瑟斯坦当然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找到出路的。在《美国女儿》一剧中，瓦瑟斯坦所要表达的就是女性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女儿》是瓦瑟斯坦的戏剧中唯一一部直接进入百老汇演出的戏剧。剧中的故事发生在1994年。丽莎·休斯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性，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似乎是一个拥有了一切的女人。她有一份医生的职业，她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有两个孩子，他们在乔治敦有一个幸福的家。而她的好友朱迪斯·库夫曼是一位黑人犹太人，因为没有孩子而忧郁得想自杀。但是，其实丽莎的生活并不像别人看去的那么美好。她的朋友向媒体爆料，她曾经对于一项法院的指控没有给予合理的回复，因而被取消了总医师的资格；她的丈夫与他的一位学生有染。最终，丽莎和朱迪斯都遭遇到了失败。但是不同的是，丽莎从来没有放弃过，她坚信女性的职责就是崛起并且继续往前走。

瓦瑟斯坦的戏剧反映了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两种选择之间左右为难的困境。她们既想要爱情、婚姻和家庭，又想让自己在职业上也有所成功。但是，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一个女性想要拥有两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过程必然是充满了艰辛。瓦瑟斯坦认为，女人的事情除非女人自己去关心，否则不会有人在意。所以，她坚持用戏剧舞台去首先唤醒女人自己，然后是所有人的良知，让女性的困境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瓦瑟斯坦戏剧中有一种“纽约风”、“犹太风”。在她的作品中，她的女性人物都只是经历一些契诃夫式的中产阶级的忧郁和悲伤、悔恨或者是喜剧时刻。她告诉观众和读者，伴随着忧伤而来的是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从另一方面看，瓦瑟斯坦也对女性主义充满质疑：它让女人拥有了抱负，同时，它也让女人产生了困惑。在女人寻找身份时，她们为了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女性主义运动所没有料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