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诺曼（原名玛莎·威廉斯）于1947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个卫理公会原教旨主义信徒的家中。自幼母亲管教很严，不允许女儿和同龄人玩耍，因此年幼的诺曼不得不孤独地弹钢琴、读书写作，并且想象了一个名叫贝特林的玩伴。虽然倍感孤单，但这段并不快乐的童年却将她引向了艺术的殿堂，并推动了她丰富细腻的想象力的发展。此外，由于从小对母亲严厉的管教方式颇有微词，诺曼以后的剧作很多都以母女关系为题材。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诺曼进入亚特兰大的雅格尼斯·司各特学院攻读哲学学位。在此期间，她通过演奏钢琴获得奖学金，并加入了坡科特剧院和亚特兰大剧院。大学经历奠定了诺曼日后成为一名重要作家的基础：深厚的哲学背景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和命运的理性思考，非凡的音乐才华帮助她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关于大学时参加剧团的经历，诺曼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我一直觉得剧院才是我的归属，是我未来能从事的行业。我甚至有时候还会产生一点自负的想法，觉得自己将来能创作出超越现在的更好的作品。”[36]毕业后，诺曼在路易斯维尔时报担任记者，在肯塔基州立精神病院给神经严重受损的儿童授课。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诺曼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类“边缘人”，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自1977年第一部剧作问世后，诺曼笔耕不辍，至今已完成多部戏剧、小说和电视剧的创作与改编。尽管一直活跃在戏剧界，但和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诺曼的内心始终保留着那份孤独感：“孤独是我最主要的天性，而戏剧就是体味这份孤独感之所在。孤独与生俱来，我也刻意保存，不是出于孤傲，而是因为孤独本就与我并存。”[37]这份孤独感在诺曼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她的包罗万象的心理剧大多关注受压抑并且被排斥的人物以及他们无力理解被摧损的人生的无奈。”[38]对自我和命运的哲学思辨给诺曼的大多数作品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也使诺曼步入了西方伟大悲剧传统的圣殿。诺曼的作品关注群体中的个体的生存境遇。她将对社会某些群体的观察和自我对人生的感悟结合起来并聚焦到具体的人物、时间和地点上。“这是一种放大效应。采集阳光，聚焦，立刻就能烧出一个洞。”[39]“戏剧创作中有一点很令我沮丧，那就是写作比真实的生活更加生动多姿。”[40]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艺术本身就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且最终还是要反作用于生活。
总体而言，诺曼的创作思想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她自认为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作家，并多次表示受南方文学传统影响很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家庭观的演绎上。“我们（指诺曼与其他南方作家）都认为个人无法逃离家庭。你不能逃离你的出生地、你的身份以及家庭的传统。这就是南方的命运观。……家庭永远挥之不去。”[41]“我认为南方文学具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无法摆脱家庭，因为人们总是想知道你是谁的儿子。”[42]诺曼的许多重要剧作都体现了家庭与个人的相互影响：《出狱》中阿丽品性不良的父母对女儿成长的负面影响；《晚安，妈妈》中夫妻关系不和对子女心灵的摧残；《夜行人》（Traveller in the Dark, 1984）中错误的个人理念对家庭关系的破坏；《楚迪·布鲁》（Trudy Blue, 1999）中纠结的家庭伦理观念；《支撑》（The Holdup, 1983）中来源于作者祖父生活经历的故事情节以及改编音乐剧《肉店老板的唱歌俱乐部》（The Master Butchers Singing Club, 2010）中荡气回肠的家族史诗等等，不一而足。
诺曼受南方文学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述故事和对话的独特方式。“我没有继承南方文学的哥特传统，但是在作品人物的讲述和对话方面，我是绝对的南方作家。”[43]诺曼自认为小说《算命人》是在故事讲述方面最具南方特色的作品。故事就像邻居们在街上遇到时的闲聊一般开场：“费依·摩根从来就没发过财。”诺曼认为，“我所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将叙述者当做故事中的另外一个角色。”[44]
诺曼的作品多数描写女性。在一次访谈中，诺曼被问及为何一直专注于描写女性，她这样回答：“我了解女性如何与社会交往……女性的处事方式与男人完全不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族群，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甚至在什么是问题、什么是答案上也与男性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45]由于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诺曼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为众多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对象。有些人认为女性主义是其作品的主要焦点和作者身为女性的使命所在，并且试图在其作品中发掘出一种“仇母”主题；还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诺曼丑化女性，没有真正理解女性的境遇并为之呐喊。在诺曼的作品中，对女性生存状况反思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出狱》和《晚安，妈妈》这两部作品了。《出狱》中的阿丽（阿莲）和《晚安，妈妈》中的杰茜和希尔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害者，都备受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看法、限制以及对其生存目标误解的压力。”[46]尽管如此，诺曼对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很是谨慎：“如果女性主义是指关注女性生活的话，那么我是女性主义作家。我没有政治诉求，尽管它们时常在作品中有所体现。”[47]尽管认为男女两性在世界观上差异显著，在塑造女性人物的过程中，诺曼并不认为女人的精神世界与男人有什么本质区别。“表面上看，她们似乎都能以得体的举止和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掩盖痛苦的事实或显示迟疑的支持态度，但她们的人生都面对着同样的荒诞，内心都隐藏着同样混乱的社会和心理世界，表达着同样的失落感，寻找同样的连接世界的可能性。”[48]诺曼的剧作大都属于心理剧，其受压抑的、分裂的主人公无法理解自己是如何被毁灭的。[49]她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社会的牺牲品，在与生活的琐碎抗争中努力寻找对存在与自我的掌控和理解。
1977年，诺曼的第一部剧作《出狱》在路易斯维尔的演员剧院（Actors Theater of Louisville）首演，次年该剧在洛杉矶和纽约演出，1979年打入外百老汇，演出长达8个月之久。《出狱》的故事原型来源于十年前诺曼在肯塔基州立中心医院工作时的一个病人。主人公阿莲刚刚从监狱刑满释放，她的罪名是抢劫、绑架和谋杀。阿丽是阿莲记忆中的自我，在破碎暴力的家庭中长大，成为了不良少女。在监狱中，阿莲生下了一个儿子。虽然孩子一出生就被抱走领养，但是这个孩子的出生给了阿莲生的希望。她越狱，杀人，当最终被释放时，却发现寻找未来和自我的道路依旧漫长。在《出狱》中，过去的阿丽成为了现在的阿莲找寻自我道路上的幻影和障碍。诺曼说过：“《出狱》实际上是关于我们身处何方以及我们将去往何方的问题。”[50]过去和现在、虚幻和现实的交织告诉人们，现在的一切都不能摆脱过去，重建未来与挣脱过往相依相存。
《夜行人》于1984年问世，主人公萨姆是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事业有成。妻子出身名门，非常爱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玛维斯因为爱恋他而去学习护理，成为了他长期的工作伙伴。然而，他的世界在刹那间坍塌：因为他的判断失误，玛维斯死在了他的手术台上。面对长期受冷落的妻子，以及不愿意原谅并拯救自己的老父亲，萨姆的内心充斥着痛苦的罪恶感，神秘主义的未知命运吞噬了他一直坚守的科学信仰。尽管诺曼认为这部戏是她写的“最优美的作品”之一[51]，《夜行人》却因其精英色彩过浓而没有得到评论界的好评，诺曼由此逐渐转向音乐剧的创作。
《楚迪·布鲁》于1990年在外百老汇上演。主人公金杰是一名女作家，多年前被诊断患有肺癌，但在一次病症发作后却被告知自己患的只是肺炎，不久后又被告知她还是患有癌症，并且已经不能手术，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面对死亡，金杰试图在半自传体小说《楚迪·布鲁》中描述恐惧、焦虑和希望，却发现虚构和现实在相互厮杀中早已难以分辨。在《楚迪·布鲁》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金杰自我的一个侧面，每一个角色都面临着困境。可以说《楚迪·布鲁》是金杰和自我的交流。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她思索存在的目的、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本身的意义。[52]在《楚迪·布鲁》中，诺曼借作家金杰对存在意义的思考指出，生命的悲痛、创伤和荒诞不仅仅存在于一切琐碎之中，也存在于所有的幻想和梦想之中，幻想和现实的融合构成了存在的形态。(www.xing528.com)
音乐剧《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 1990）改编自英国女作家弗朗西斯·霍吉森·班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创作于1911年的同名作品。由玛莎·诺曼改编作词、露西·西蒙作曲的音乐剧版于1991年在百老汇上演，并于同年获得托尼奖和剧评人奖。音乐剧《紫色》（The Color Purple, 2004）由玛莎·诺曼改编自美国黑人女作家艾莉丝·沃克（Alice Walker）的同名小说。该剧2005年在百老汇上映，2006年获得11项托尼奖提名，2007年至2010年举行了第一次全美巡演，第二次全美巡演至今仍在进行。《肉店老板的唱歌俱乐部》改编自美国当代印第安裔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200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并于2010年在明尼苏达州古斯瑞尔剧院上演。该剧通过一个美国德裔家庭延绵36年的家族故事讲述了德国的历史以及德裔美国家庭的文化传统。
“戏剧确乎是古老的夕阳产业了，（要从事它）血液里就一定要有戏剧的灵魂。戏剧得是你生命中的不可或缺。”[53]玛莎·诺曼之前，美国从事戏剧创作的女性作家寥寥可数。诺曼曾经说过：“除了金·凯尔（Jean Kerr）和莉莉安·赫尔曼（Lillian Hellman）之外，我从不知道还有哪位美国女性从事戏剧创作的。”[54]诺曼见证了美国女性戏剧创作从寥若晨星到繁星满天的过程。她在美国女性戏剧舞台上担任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诺曼（以及芙内斯）改变了她们那个时代的艰难情形：女性没有力量，仅仅被当成奶妈，以及女性戏剧处于‘悲剧’地位的状况。”[55]诺曼早中期的作品大多深刻严肃，但是随着百老汇以及外百老汇的逐渐商业化，严肃戏剧的生存状况逐渐不如从前。“百老汇实际上已经将严肃戏剧拒之门外。”[56]尽管诺曼后期主要从事音乐剧的改编，但她许多作品中深刻的哲学思辨以及对西方思想史上存在和生命意义思考的延续，仍然使她归入严肃的经典作家的行列。诺曼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最出色的美国女性剧作家之一。
《晚安，妈妈》1983年由马萨诸塞州的美国雷坡托里剧团首演，曾在百老汇连续演出11个月。该剧曾获普利策戏剧奖、苏珊·史密斯·布莱克本奖、剧评界奖等。该剧的场景设置在一个普通的人家，主要人物只有母女二人：母亲希尔玛和女儿杰茜。演员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客厅。卧室的门是一扇普通的门，开向绝对虚无，需特别精心的设计。妈妈希尔玛大约六十岁，每天在用糖果塞满嘴巴的同时用无聊的废话塞满家中每一寸空气。杰茜大约四十岁，瘦削、沉默，总是无声地照顾妈妈。她患有癫痫症，在药物的控制下最近一年才保持神志清醒。故事发生于一个普通的夜晚，客厅里悬挂的时钟和观众的实际时间是一致的。杰茜翻箱倒柜找出了已故父亲的手枪，并且告诉妈妈她打算几个小时后用这把枪自杀。剧场的气氛随着时钟的滴答声顿时紧张起来。作为母亲的希尔玛用尽各种方法试图阻止女儿的自杀，而女儿也在努力解释自杀的原因，以缓解母亲的自责和压力。几个小时后，希尔玛的努力在枪声中宣告失败，但母女二人却进行了人生中最长最深入的对话，最终获得了相互的理解。
母女关系是诺曼的戏剧中经常探讨的话题。在《晚安，妈妈》中，希尔玛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保护杰茜。从杰茜年幼时起，为了不让患有癫痫病的丈夫和女儿知晓自己的病情，她就一直独自承担着照顾女儿的重任；在女儿适合结婚的年龄想方设法为她寻找幸福；在女儿遭遇丈夫背叛和儿子入狱后又收留了她，并努力让女儿觉得妈妈是需要她而不是可怜她；在女儿想要自杀时，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女儿的生命。然而，从不交流的母女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母亲的所有努力在杰茜的眼中不是保护，而是隐瞒和控制；母亲和父亲间淡漠的夫妻关系与杰茜对他们的爱在杰茜的体内冲突争斗，困扰她多年。在人生最痛苦的抉择面前，母女二人表达了对人生不同的理解，却对对方做出的选择表示理解。
《晚安，妈妈》所着意探讨的绝不仅限于母女关系。诺曼所刻意强调的那扇“开向绝对虚无”的门给了读者最明显的暗示。对于杰茜来说，生活完全就是一场失败：她长年患有癫痫病，早就被社会所排斥，最爱的父亲早已过世，丈夫移情别恋，儿子犯罪入狱，喜爱的狗丧生于车轮之下，做伴的母亲与自己从没有心灵的交流，生活就像困在倒扣的钟形罩中，既没有光亮，也没有一丝流动的空气。当她从长年的癫痫中清醒过来，感觉到生活毫无意义并且没有任何希望的征兆时，唯一的安慰便是自己还有选择结束这无意义的生命的自由。既然生命已是虚无，又有什么理由不选择“黑暗宁静的”死亡的虚无呢？杰茜等待了多年，却是在自己病情好转的时候最终决定自杀，她等待的究竟是什么？她等待的是“我自己，是我从来就不是的那个人……我就是那个值得等待的人，可是我却没有来到。”[57]无论这辆漫长的公共汽车何时到站，那个“脸蛋红喷喷、胖乎乎，从来没有听说过疾病或孤独的孩子”[58]永远也不会再回来。她是她自己的“戈多”。
《晚安，妈妈》不仅仅关注一个女人的自杀，它还关乎于另一个女人的生存。希尔玛的生活同样毫无意义：丈夫与自己形同陌路，直到死神降临也不放过任何羞辱忽视自己的机会；儿子儿媳对自己感情淡漠；保护照顾多年的女儿不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反而认为自己刻意欺骗和控制她，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但希尔玛对生命的意义却有不同的见解。相对于杰茜，她可以算是乐观主义者。她觉得“我也不知道到这世界上是干吗来了，可我也不去想他。”[59]又劝解杰茜说“还可能发生什么事，能改变一切的事。”[60]她认为杰茜“要是有自杀的勇气，那就该有活下去的勇气。” [61]选择死亡是需要勇气的，但直面惨淡的人生何尝不需要更大的勇气呢？希尔玛并非不知道自己生存的价值何在。在杰茜自杀之前，她恳求杰茜“把我当成你自己杀了吧”。为了杰茜的生命，她可以改变一切，放弃一切，她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杰茜的身上，只不过平庸的生活和无聊的琐事掩盖了这一感人的事实。对希尔玛而言，生活就是无数的琐事堆积，进而成为一种习惯。希尔玛的生活状态其实代表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们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生活什么时候会有变化，他们只是在等待。也许真正有价值的不仅仅在于等待的结果，存在的价值也闪耀于等待的过程之中。
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无论选择生或是死，凡人或许终究不会是赢家。希尔玛和杰茜对相同的命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看似把握了选择的主动权，实则没有人能逃脱命运掌控下的荒诞和虚无。无论是俄狄浦斯对命运的反抗抑或接受，还是哈姆雷特对生存还是毁灭的吟唱，早已由冥冥之中的力量决定。不知是否存在，或是何时会到来的戈多，等或是不等，无奈的人生终究还是会归于虚无。诺曼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戏剧是关乎生存问题的。”[62]因此，《晚安，妈妈》是一场史诗般宏伟的悲剧，它对生死和命运的哲学思考沿袭了西方文明数千年的传统，暗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类共同的生存命运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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