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即地狱”的名言出自萨特的名剧《禁闭》。它流传甚广,用来形容20世纪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和隔阂。美国多民族多文化杂居的状态使得各民族与各文化之间需要更多地互相宽容与理解才能和平共处。20世纪美国从歧视到对话到理解和宽容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阿尔弗雷德·尤里于1936年出生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德国犹太裔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家具设计师和艺术家,母亲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尤里就读于布朗大学,后移居纽约。1988年尤里52岁时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为黛西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也是尤里犹太裔戏剧“亚特兰大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犹太裔白人老太与黑人司机从隔阂、歧视到理解最后成为好朋友的故事,无论戏剧情节还是舞台表现手法都显得过于简单与质朴,但它于次年获得了美国戏剧界最高奖普利策奖,由其改编成的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部反映美国当代不同种族、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戏剧赢得如此殊荣连尤里本人都出乎意料。它在全美国巡回演出达60周之久,而且还在伦敦、莫斯科、印度和南非等地上演。
《为黛西小姐开车》首演于外百老汇。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的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上了年纪的犹太富孀黛西驾车出行出了事故,经营棉纺公司的儿子布利雇佣黑人霍克来为母亲开车。黛西不愿与霍克接触,还常常挑剔,构成了霍克和她的交流壁垒。一次,黛西从礼拜堂里出来看见霍克把车停在礼拜堂门前便大为不悦,认为霍克让自己出了丑。她发现自己的马哈鱼罐头少了一罐,认定是霍克偷的,而霍克一来上班就告诉黛西,昨晚黛西不在家时,他吃了一个马哈鱼罐头,刚才在路上,他特地买了一个还给黛西。一天,黛西去墓地为丈夫扫墓,她让霍克代她把一束鲜花放到一位朋友的墓前。不识字的霍克在黛西的点拨下,很快找到了那块墓碑。圣诞节到了,霍克驱车送黛西去布利家过节。黛西送给霍克一本字帖,但她否认这是圣诞节的礼物,他们犹太人是不送圣诞礼物的。黛西的老女仆阿黛拉去世了,黛西觉得形影相吊,不由得生出几分感伤,但霍克为黛西买来了咖啡,还过来陪她。黛西告诉儿子霍克把一切都想得很周到,并对霍克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黛西对著名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兴致很高。金的演说震撼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坐在大厅里的黛西和汽车里的霍克。疗养院中,黛西已风烛残年。黛西与霍克两位老人温情地交谈,两人都感慨万分。霍克拿起了一块蛋糕,慢慢送到黛西嘴边,尽管他的手也有点抖了。最后黛西深情地对霍克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22]
剧本透过一个德国犹太裔老寡妇与忠实黑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再现了美国南部亚特兰大25年来种族关系转变的时代特点:40年代种族歧视盛行;1958年犹太教堂被炸;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1969年一位犹太裔人被选为亚特兰大市市长等等。剧作的背景十分明朗:种族歧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远去,慢慢迎来了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剧本叙述基调朴实无华,情节简洁明了,人物平静质朴。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让人体会人性的温馨,让人相信一切的对峙和偏见终能化解。两位主人公秉承着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互有差异的生命个体在渴望交流、渴望爱与关怀的心灵呼声下,在生活的磨擦与碰撞中彼此理解,相互宽容,构成了一个充满浓浓的友谊的情感场。两人的情谊有如山溪清流,超越性格冲突、种族歧视和宗教鸿沟,实现了心灵的沟通与交流。黛西与霍克之间的友情逐渐加深象征着从40年代到70年代南方种族关系在改善。至此,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似乎又失去了其可怕的魔咒,转而证明了约翰·多恩[23]有关人与人相互依赖、心心相印的哲言诗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24]
黛西在处理与霍克的关系时身处复杂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身为富裕家庭或者贵族成员,她与黑人差异甚大;另一方面,她作为犹太人同样受到歧视与排挤。对于黛西的人物形象,布·巴沃也认为她身上有许多冲突之处:她表情冷漠,性格倔强,但又游离于社会之外;是一位十足的南方妇女,但又因为她是犹太人,对于周围的土生土长的亚特兰大人来说,她又完全没有南方味;她虽富有,但又时时不忘自己出身寒门,也不因自己先前的贫困或因是犹太人而感到耻辱。黛西小姐独特的社会地位使她警惕、谨慎并生性猜疑。[25]霍克的性格也很坚强。他既自豪又自尊自信。他具有黑人特有的鲜明的道德观和忍耐性,每次遭到羞辱之后也不发作。这种自豪还使他能够认识并宽容人性本来的弱点。霍克还极富幽默感。他常常开怀大笑,寻找自己的乐趣,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出现的尴尬。剧中还有两位绝然不同的人物——布利夫妇。布利本人开明精明,具有犹太人的智慧,又具有犹太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特质,是名副其实的混搭型人物;而其妻子弗洛林是彻头彻尾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裔,还有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思想。
黛西的原型是尤里祖母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遗老。霍克也确有其人,是德国犹太裔区一家酒吧的侍者。还有布利等都是现实中的人物。而对于布利的妻子弗洛林,尤里有着出乎寻常的兴致。他说:“我对布利的妻子弗洛林的角色有着特殊的兴趣,(剧作公演后)许多人来信说他们熟悉这个人物,是他们的婶婶、表姐、老家的朋友等等。她到底是谁?我也说不清。”[26]因为弗洛林正如现实社会中的所有犹太裔一般,喜爱社会工作,热衷于仕途,甚至参与竞选议员,完全像一名信基督教的美国人,一名十足的美国主流文化的社会成员。
德国犹太裔来到北美时就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来的犹太移民,他们如诺维科所言“本是足够的富裕,足以受人尊敬,全盘的美国化,使得其他贫穷而缺乏教育的同教者(主要来自东欧——作者注)羞愧难当。”[27](www.xing528.com)
尤里“亚特兰大三部曲”的第二部《犹太舞会之夜》(The Last Night of Ballyhoo)于1996年作为奥运会艺术周的剧目上演,后又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得到了戏剧界的青睐,并获得了托尼最佳剧本奖。这部严肃的喜剧讲述美国南部犹太裔内部的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背景是1939年的亚特兰大:电影《乱世佳人》首映,希特勒侵犯波兰,当地举行南方犹太人最后夜晚的舞会(Ballyhoo)。布·勒威,一个已经成功融入美国南方文化的德国裔犹太人,现在居住在她弟弟、一家公司的老板阿道夫·弗雷塔格家。布的女儿拉拉没被邀请参加舞会,而卫斯理大学的大学生、她的表妹苏妮将与乔·法卡斯、一位在阿道夫公司打工的东欧裔犹太青年结伴去参加舞会。在德国裔犹太人布的眼里,乔因其东欧血统而低人一等,布也不让女儿拉拉与他交往。但乔与苏妮一家也发生了冲突。东欧裔犹太人更加坚守犹太传统,当乔看到苏妮家在犹太节日摆放着圣诞树时,心里感到极大不快,并认定他们不属于同类,愤然离去,他与苏妮的感情也受到挑战。[28]一周后,乔重返苏妮家,并消除了异议,取得了互相理解。而拉拉也由彬彬有礼的犹太富商皮切邀请参加舞会,皮切向拉拉求婚。几个月后,众人汇聚在阿道夫家里,苏妮带领大家进行周五晚上的犹太安息日仪式。
剧作情节源自尤里小时候在南方犹太裔家庭听来的故事,穿插自己亲身经历,反映犹太裔身份认同问题,尤其是犹太裔内部的偏见。尤里把这种身份认同和偏见观念结合具体的勒威和弗雷塔格这两个显赫的徳裔家族与乔代表的东欧裔犹太人展开叙述。勒威和弗雷塔格家族在亚特兰大的奢华大街上拥有豪宅,属于精英阶层,儿女们可以上名校。但这些标识和财富都不能改变其犹太身份,他们所代表的犹太教文化在美国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文化中常常受到歧视。他们生活在夹缝中,一方面,他们受到主流文化的歧视,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比如苏妮小时候有一次被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赶出游泳池;得知德国入侵波兰,虐杀犹太人时,阿道夫义愤填膺。另一方面,他们(以布和拉拉为代表)又瞧不起同宗同源的东欧犹太移民,称其为“kike(犹太佬,带有侮辱性含义)”、“另类”,限制他们进入自己的俱乐部。这些徳裔犹太人表现出另类的反犹主义观念,即一种自我憎恨情绪。这种对自身犹太性的厌恶由来已久,正如犹太诗人海涅在其诗歌《汉堡犹太新医院》(The New Jewish Hospital in Hamburg, 1842)中所写的:“(犹太人)患有三种恶病:贫穷、身体苦痛和犹太性。/最后一个是其中最糟糕的。”
尤里以苏妮和乔的婚姻喜剧结尾,让犹太裔内部的偏见和歧视烟消云散,所有的犹太人都接受了乔的建议:保留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苏妮主持安息日仪式,带领大家庆祝安息日节。所有犹太人不分徳裔还是东欧犹太人都成为平等的美国犹太人,既保持传统犹太文化,又融入美国基督教主流文化和社会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同其他少数族裔,生存在夹缝中的犹太人身份认同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美国犹太人。剧作家多次表达了犹太人矛盾与尴尬的身份问题:“我不想成为一个犹太人,但我知道我自己是犹太人,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通过与基督教徒通婚搞清我是谁。”[29]
尤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音乐剧《游行》(Parade, 1998),获托尼最佳编剧奖以及六项剧评人奖。剧作描写亚特兰大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1913年犹太裔青年里奥·弗兰克被怀疑是一桩奸杀案的凶手,最终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反犹暴徒劫出监狱后绞死。这宗错案在犹太裔中引起极大恐慌。冤案直到1986年才得以昭雪。本剧再现了事件的真实过程,从另一个侧面讲述犹太裔在美国南部所受的迫害。
尤里的戏剧以喜剧的手法讲述美国南方犹太人的生存状态,以少数族裔共同的文化心态表达了其既想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迫切需求又有意抱守传统犹太文化的矛盾心理和尴尬的身份认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