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西蒙：冷酷的喜剧世界

尼尔·西蒙被称为“百老汇喜剧之王”、“百老汇剧作家中的常青树”。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受欢迎程度而言，西蒙都无疑是美国戏剧界在商业上最成功最多产的剧作家。他1927年出生于纽约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父亲长期在外做推销员，偶尔回家也经常和母亲吵架。但西蒙却总能在这样贫穷和痛苦的生活中用幽默和喜剧找到聊以自慰的途径。成年后他先后就读于纽约大学和丹佛大学，在空军短期服役，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撰稿15年。自1961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里，他已为纽约百老汇写过50多部剧本，几乎每一部都轰动百老汇，取得巨大成功和高额票房收入，不少戏剧演出场次近千场。他六七十年代的喜剧体现了他乐观幽默的人生观，在直陈故事的同时，在不经意中展现幽默可笑的场景，又不亵渎剧中人物。如约翰·拉尔所言：“西蒙的角色可能会互相抨击，但他不会去摧毁他们的信仰。他并不是与社会背道而驰，他总是在思考社会，观察和记录中产阶级的悲伤与狂妄。对他和他的观众来说，他的戏剧里没有冲突，幽默不是武器，只是一个瞬间，是对我们的荒诞生活的舞台表现。”^[16]这时期他著名的喜剧包括《吹响你的号角》、《小我》（Little Me, 1962）、《赤足在公园》、《古怪夫妇》（The Odd Couple, 1965）、《普拉萨饭店》、《第二大街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Second Avenue, 1971）、《阳光少年》（The Sunshine Boys, 1972）和《第二章》（Chapter Two, 1977）等。然而，对他作品中迎合美国中产阶级的陈腐与拜金的倾向，评论界一直持保留态度，正如奥尼尔鄙视那种粉饰现实的浅薄的乐观主义的态度一样。西蒙早期机智幽默的喜剧因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长期得不到评论界和学术界的承认，也就进不了严肃的艺术领域。

然而，人们批评西蒙浅薄的同时忽视或者并没有认真地去审视他的喜剧背后的社会主题和犀利的批判力量。在80年代以后，西蒙的喜剧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时他实现了创作风格的两大转变。首先，他将严肃的主题引入喜剧创作中，嘲弄美国中产阶级道德体系，揶揄现代生活中的物欲主义；其次，他大胆地将犹太主题和族裔文化作为剧作的题材和内容。西蒙的戏剧因此内容更丰富，揭露更深刻，也自然得到普遍好评，获得托尼奖和普利策奖在内的诸多大奖。西蒙终于昂首进入艺术家行列。这时期他的著名作品有：《布赖顿海滩的回忆》（Brighton Beach Memoirs, 1983）、《天才大兵》（Biloxi Blues, 1985）和《走向百老汇》（Broadway Bound, 1986）等“布赖顿海滩三部曲”、《迷失在扬克斯》（Lost in Yonkers, 1991，获普利策奖）、《23楼的笑声》（Laughter on the 23rd Floor, 1993）、《伦敦套房》（London Suite, 1995）、《晚宴》（The Dinner Party, 2000）和《百老汇街边》（45 Seconds from Broadway, 2001）等。

西蒙的早期作品中只有《吹响你的号角》明显是根据剧作家自己的经历写成的，剧中人物都是犹太人，反映的也是犹太文化中新老两代犹太人对成功和独立的看法和族裔认同主题。而80年代以降西蒙也紧跟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潮流，所创作的剧作大多与犹太主题有关。美国犹太喜剧可追溯到19世纪。整个20世纪涌现了一大批犹太裔喜剧演员，“通过将意第绪传统表演中的许多民歌和笑话以及典型的犹太喜剧场景穿插到剧作之中，美国犹太喜剧编剧^[17]和演员们使少数族裔喜剧文化为美国观众所喜爱。”^[18]

西蒙的“布赖顿海滩三部曲”围绕一名名叫尤金·莫里斯·杰洛密的犹太裔青年展开，讲述他少年在家中、青年从军和艰苦创业等三个阶段的故事。显然这三部曲是自传性的，尤金是西蒙的化身。《布赖顿海滩的回忆》在三部曲中最成功，共公演1530场，并获得托尼奖。故事发生在1937年9月那个经济萧条、战火将至的岁月和纽约布鲁克林布赖顿海滩犹太人集聚区。和西蒙一样，尤金生活在一个中低收入的东欧犹太裔家庭。父亲杰克是一个劳累奔波的推销员，还兼职做一份工作，辛苦地赚钱养家糊口。他是全家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即使在丢掉一份工作，家庭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仍然很乐观，毫不气馁。经济大萧条没有让他退缩，他还经常同情在水深火热中的欧洲犹太人：“我们已经陷入其中了。也许不是我们，但肯定是我们的朋友和亲戚。只要你是犹太人，就有一个弟兄在世界某个地方遭罪。”^[19]杰克是一位理想化的父亲形象。凯特，一个典型的犹太母亲，负责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但看不起街道对面的爱尔兰移民，对孩子们不会表示母爱。一家人除了应付因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拮据，还要担心远在波兰的同族亲戚。姨妈一家也因经济原因来投靠他们。14岁的尤金与父辈们不同，他生长在美国，是一个十足的美国孩子，而且也没有对基督教WASP文化的敌意和恐惧感。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一家人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父亲因心脏病失业了；尤金的哥哥斯坦利因赌博丢掉工作而离家出走了；姨妈布兰奇与女儿诺拉为诺拉是否辍学争论不休；母亲与布兰奇一家多有龃龉。但在剧终这些矛盾都得到了化解。像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一样，这部剧作是西蒙的私人回忆录。青春期的躁动、犹太裔的意识以及家庭的贫困与担忧都构成了剧作严肃的现实主义主题。为了打破戏剧的“第四堵墙”，西蒙将尤金设计成既是剧中主人公又是剧情的叙事者，直接与观众对话，回忆并讲述45年前真实而艰苦的成长经历。第二部《天才大兵》描写尤金5年后在南方密西西比州比洛克斯进行新兵训练的故事。剧作主要反映军营里的种族歧视、粗暴与欺压和军训的枯燥等残酷现实与新兵们浪漫幻想之间的矛盾。尤金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与WASP文化接触，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受到歧视甚至侮辱（他是军营中仅有的两个犹太人之一，多愁善感且是文弱书生，因而受到歧视，也是他生平第一次直面残酷的反犹主义），与军官及其他士兵斗争（他们经常遭体罚，如匍匐前进十几英里或做100个俯卧撑是常事），以保持军人或者普通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与两位女性的经历让他懂得了性的神秘和爱的苦涩，他逐渐摆脱了少年时的稚气和天真。丰富的军营生活也让他平添了一份创作的冲动。他细心观察，收集素材，勤学苦练，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倾注到戏剧创作之中。因此，剧作的中心议题仍然是成长的烦恼，即从天真到经验的过程。最后一部《走向百老汇》虽然讲述尤金和斯坦利兄弟俩双双成功走向百老汇演艺业的故事，但作为两人支撑的家庭尤其是父母亲出现了严重的感情问题，最终离婚。作为自传性的剧作，西蒙自己的父母也是在经济状况好转时情感破裂而离异。父亲经常加班工作，与家人沟通甚少，有时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回家，但在家里与母亲在一起可能一个月都不说话，最后他索性抛弃家庭，与另一个女人同居。后来西蒙在他的回忆录《重写》中坦言：“我以孩子的视角审视麦密和欧文·西蒙（尼尔的父母）的婚姻，扭曲的记忆中充满了他俩冲突时的痛苦、丑陋和愤怒，我也亲眼目睹他俩一起分享的瞬间的快乐。我深信，这两方面的形象都具有真实性。”^[20]剧中父亲杰克遇到了中年婚姻危机问题，他焦躁不安地向妻子凯特坦白自己的婚外恋，声称这只是为了逃避枯燥生活。凯特则面对丈夫的外遇感到力不从心，因为30年来她一直在照料家庭和两个孩子，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如何能和有学历、交际广的丈夫的相好相提并论？因此尤金对母亲的失望、苦痛和沉默报以极大的同情和安慰。在母亲极度痛苦之中，他邀请母亲跳舞，让她放松，缓和情绪。剧中另一线索是兄弟俩进军百老汇创作喜剧。也许是作者有意安排，他俩第一个作品就是将父母亲的婚变搬上舞台。虽然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激怒了父亲，他终于决定抛弃家庭，哥俩也只得离家，走向百老汇。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尤金一家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家庭一起生活了。三部剧作以尤金一家为主线，揭示了尤金少年成长过程时一家人的艰辛和惧怕心理、青年时期的性尝试和步入社会的心酸，以及成年时走向成功的喜悦和父母婚变带来的伤害。(www.xing528.com)

1991年，西蒙的喜剧《迷失在扬克斯》终于赢得了评论界的一致赞誉，而一举赢得该年度的普利策戏剧奖、托尼最佳戏剧奖和戏剧评论界最佳戏剧奖。

剧作以1942年纽约扬克斯一座公寓为背景，通过一个犹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揭示社会压力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精神创伤。身负债务的父亲艾迪只身去南方做生意，将13岁和15岁的儿子送到母亲处。孩子们开始由他们的祖母，一个专横的犹太裔德国老太监管。在孩子们被流放在扬克斯期间，家中其余成员不幸而又滑稽地迷失了。两个孩子跟祖母生活在一起没有快乐和自由，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破碎的家庭，人物的性格都被艰难时世扭曲了。老祖母是德国犹太难民，身躯高大，腿微跛，年轻时格外辛苦，独自将四个子女养大，同时也养成了专断的性格和暴烈的脾气。在她身上，慈祥的母爱似乎已经消失，她得出了一个扭曲的人生哲理，即要在残酷的世界上生存，就必须在感情上经受磨难，像犹太祖先那样接受挑战。结果，她自己成了法西斯，儿子入了帮会，走上了邪路；女儿贝拉已是35岁的老姑娘，长期受母亲的压抑和虐待，呆滞疯癫。她对母亲不满，两个人常有龃龉，最后的摊牌成为全剧的高潮。舞台逼真地展现了各个人物的扭曲心态，但造成他们性格缺陷的根源正是千里之外的二战，老祖母本人就是战争的受害者。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所有劫后余生的犹太人心中都留下了严重创伤，再加上生活的拮据等原因，造就了祖母的扭曲性格。被剥夺了爱的权利的她已无力跟迫害她的那个社会进行抗争，于是对子女也无法施舍一点爱，他们只能沦为她撒气的对象，也成了缺乏情感的机器人，如弱智的贝拉。虽然此剧并非自传性的，但其中几个人物都有现实原型，尤其剧中祖母的形象以作者祖母为创作模型。西蒙只见过祖母四五次，他说：“她连我和哥哥的名字都记不得。回想有一次我上前去吻她的脸，那是一张冰冷的脸。我不特别喜欢她。”^[21]剧作充分展示了一家犹太人劫后余生的悲惨凄凉的生活情景：经历了大屠杀之后来到美国定居的母亲跟女儿之间感情上的冲突，恐惧感造成了深远的心理影响，他们在这种悲凉气氛中挣扎着生存下去。

西蒙80年代以来的作品以怀旧模式展开，表达对家庭天伦之乐的怀念。西蒙一直遭到学界的批评，认为他早期作品缺乏深度，后期作品又以喜剧冲淡严肃的主题，也过于小资情调。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西蒙的作品，尤其后期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主要通过家庭这一载体呈现大萧条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家庭的解体也正是源于经济大萧条和战争的威胁等外部原因。西蒙的创作揭示了许多社会、民族、家庭和个人的问题，如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反犹主义、大屠杀、体罚等，也说明西蒙将犹太人身份和族裔文化问题放在了他喜剧创作的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