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犹太人历史写作与道德寓言

阿瑟·米勒生于纽约市一个富裕的犹太移民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成衣制造商，母亲是家庭主妇。但父亲在美国30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中破产，不久去世。为了挣大学学费，米勒先后做起了卡车司机、侍者、制盒厂工人、搬运工和文员，1936年开始戏剧创作。米勒继承了由易卜生开创的社会问题剧风范和美国30年代欧德兹和海尔曼等人的社会抗议剧传统。他以《全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 1947）、《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桥头眺望》（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和《美国时钟》（The American Clock, 1980）等现代社会悲剧而闻名遐迩。他强调剧作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批评功能，反映现代人类在后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中的生存状况。^[7]而米勒的犹太族裔文化情结持续保留在他的创作之中。从40年代到90年代整整半个世纪，犹太民族悲惨的历史记忆和人性的道德操守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戏剧创作中挥之不去的犹太主题。

《推销员之死》是对美国商业社会里所有处于最底层的推销人员经历的高度浓缩和概括。米勒通过威利一家的悲剧批评了以推销术为代表的商业文化对普通民众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及误导。该剧展现的是一个只认可“成功”（或曰“美国梦”）的社会，而它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恰恰是一个渴望成功却又屡遭挫败的普通人。他渴望被人接受、让人尊敬，但又被一脚踢开（这一点是所有少数族裔在美国被边缘化处境的真实写照），最后因这种观念的鬼迷心窍，居然以自杀来换取保险的方式满足虚幻的成功的梦想。米勒写《萨勒姆的女巫》的真实目的是影射现实社会和揭露人性的邪恶面，树立起坚持真理、抗拒邪恶和不公、富有社会道德和责任感的自我形象。《桥头眺望》以30年代美国布鲁克林区意大利移民的生活为背景，以意大利西西里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为依托，讲述背叛与告密的故事，揭示剧中人物内心驱赶不走的内疚感和良心谴责。成功梦想破灭、道德关注和背叛等主题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美国犹太戏剧创作的基本主题。^[8]

60年代，米勒开始关注犹太主题。在沉默近十年以后，他携带两部反映犹太主题的戏剧《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 1964）和《维希事件》（Incident at Vichy, 1964）重返剧坛。前者含有许多自传成分。剧作家运用心理分析手法进行米勒式的自我解剖、自我审判，其中描写的犹太人是来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集中营的瞭望塔的意象被用于象征情感背叛，暗示人物内心的残忍。后者直接写犹太人在严重政治迫害和遭受大屠杀的情况下求生的主题，揭露和抨击了德国法西斯杀戮无辜犹太人的罪行。两者都涉及犹太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根植于犹太文化的人性的罪感、诚信缺失和道德危机问题，揭示了人性的软弱和悲哀，再次进行米勒式的良心拷问和道德审查。四年后米勒又拿出了主题酷似《全是我的儿子》的《代价》（The Price, 1968）：一对兄弟为出售已故父亲的家具发生矛盾，反映出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剧中的犹太商人所罗门形象充分体现了犹太民族的聪明才智、幽默性格，甚至略带狡黠。70年代米勒几乎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仅有的两部剧作只是《圣经》隐喻和政治讽刺，没有引起戏剧界的关注。

80年代后，米勒笔耕不辍，接连创作了10多部剧作，一直到2005年去世，其中《美国时钟》、《为了生存的演奏》（又译《用演奏来延宕时间》、《集中营血泪》等，Playing for Time, 1980）和《砸抢之夜》（又译《破碎的玻璃》和《水晶之夜》，Broken Glass, 1994）等多部戏剧以犹太文化为背景，描述犹太人遭受的反犹排犹的苦痛，^[9]并且坚持现实主义戏剧原则，通过展现犹太族裔在经济大萧条和战争大劫难所遭受的打击和磨难，一以贯之地坚守历史真实的写作和道德批评原则，反映人性中正直的良知。

《美国时钟》（小标题：戏剧的壁画）以回忆的方式讲述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情景，剧中情节和人物让人们联系到米勒的犹太家庭，尤其是精明能干的父亲的商人形象。因为米勒本人亲身经历了那场经济危机，以及自己家庭从中产阶级的富裕到父亲破产后的穷困的沧桑巨变，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米勒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该剧创作于80年代初，米勒称自己受到美国作家特科尔（Studs Terkel）的《艰难的日子：一部关于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历史》（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970）一书的启发，写出一部以30年代美国大萧条为背景的社会剧。此剧被誉为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缩影。它全方位地展现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生活现实，目的是使年轻一代了解历史上的悲惨一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给美国人民精神和生活带来的悲惨景象。全剧人物多达40余人，几乎囊括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米勒用戏剧的形式在观众面前展现了一幅幅文献性的全景式壁画，又像一首史诗，记录了美国经济危机和自然灾难的全貌，从而重振人们的尊严与信心。剧作演绎的是纽约布鲁克林区犹太人李·鲍姆和阿瑟·A·罗伯逊两位经历过美国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见证者的回忆与讲述的故事，前者的财产在崩盘的股市中丧失殆尽，终于身无分文；后者的农场在一夜之间被沙尘暴吞没，一家人也不得不远走他乡。剧作描绘出美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给美国人民精神和生活带来创伤；另一方面，人们之间那种久违的亲情、友情、爱情却越发的凸显，真正的民族信念也随之树立。全剧描绘了美国人民历经的那次浩劫的悲惨景象，其目的在于告诫美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不要在虚假繁荣的景象中忘记过去沉痛的苦难。

如果说《美国时钟》是自传式的回忆剧，涉及犹太文化不多，而只是以犹太家庭破产故事为线索来展开画卷，那么米勒同年创作的电视剧《为了生存的演奏》（后在1985年由米勒改编成为舞台剧）则直接描写犹太人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故事。该剧根据法妮亚·费尼伦1977年出版的自传《奥斯维辛音乐家》（The Musicians of Auschwitz）改编。剧本以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为背景，以歌手法妮亚·费尼伦（该集中营的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为基础，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把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分子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滔天罪行逼真地搬上了电视屏幕，在CBS电视台播放。女主人公法妮亚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犹太家庭，是一位歌手，在酒吧、餐馆等场所演唱或弹钢琴。但是法西斯侵略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她以唱歌为掩护打听纳粹情报，暗中帮助抵抗组织，再加上她的犹太血统，德国纳粹很快就将她逮捕，装进囚笼，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随身行李被搜走，削发成光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她由于加入集中营的音乐团得以幸存下来，但一起来的同伴全部被送入毒气室后焚烧了。她和乐团成员天天面临着同样的死亡威胁。她以音乐为手段，拼命地进行演奏和歌唱，“愉悦”麻痹敌人（即纳粹分子），拖延时间，争取让人们（犹太人）有机会活下去。这种“追求生存”的场面是凄惨而悲壮的。直至1945年被解救，她已经染上伤寒症，骨瘦如柴。(www.xing528.com)

剧作自然真实地描写了法妮亚等乐团成员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为黑衫军军官提供娱乐，另一方面则为送进毒气室的死囚演奏送葬。生存与死亡、仇恨与娱乐、内心谴责与其他犹太人的嫉恨唾弃等等不同情感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多年后，戏剧评论家基恩·普兰卡高度评价米勒的良苦用心：“吸引米勒的是这个故事所传递出的人们在艰苦和死亡环境里仍然表现出的对自由和生命的渴望，而且整个集中营到处充满了这种渴望和期盼，尽管许多道德评判都已经失效。”^[10]音乐提供了唯一的避难途径，给法妮亚等人特权地位，振奋了团队的士气，净化了在极端艰难和屈辱的环境下的痛苦灵魂，促使他们忍耐与坚持。比格斯比这样评论剧中（或者是现实中）音乐的作用：“他们也许是被逼迫来演奏，但乐器及其奏出的音乐组成了无穷的源泉，甚至在为囚禁他们的刽子手们演出时，他们在音乐里找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美的源泉。”^[11]音乐也凸显了刽子手们的邪恶，他们企图用音乐来安抚自己恶魔般的灵魂，以求得某种超脱，但戏剧明显地揭示了纳粹主义者邪恶的阴暗心理和伪善嘴脸。

剧作弘扬了艰苦环境中人们表现出的高尚的人道主义，也批判了奴颜婢膝与自私自利。虽然玛利亚音乐才能一般，但法妮亚坚持要求同伴玛利亚也一起进入乐团，否则自己不进乐团。这一义举不但挽救了玛利亚的生命，而且表现了法妮亚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法妮亚还经常与同伴分享食物，悉心照顾虚弱生病的同伴。而乐团指挥阿尔玛·罗斯则把音乐视为纯粹的美学理念。她自高自大，吹嘘她父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视乐团成员为贱民，并按照纳粹的方式对待他们。她的音乐只用于安慰纳粹刽子手，最终被同伴秘密毒死。另一位乐团成员玛丽安则极端自私。她经常偷吃同伴的配给食物，卖身给狱吏以换取一片面包。她像动物般寻求肉体满足和食物需求。这种物质主义与法妮亚所代表的精神升华构成了明显的反差。最终她也因罹患癌症在出狱后不久去世。

米勒这部剧作通过对纳粹集中营的直陈，揭露了德国纳粹分子的种族灭绝罪行，讴歌了犹太人在人性自尊被剥夺的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对生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以及所表现出的同舟共济的高尚品德和道德操守，凸显了音乐在实现人生超越和精神净化方面的作用，真实地记录了那段苦难历史的永恒记忆。

《砸抢之夜》讲述了1938年在纳粹德国发生了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的“砸抢之夜”^[12]后，一对美国犹太夫妇菲利普和西尔维娅·格尔伯格在纽约的生活遭遇。当西尔维娅在报上读到“砸抢之夜”的报道后，她突然半身瘫痪了。在华尔街一家银行做财产抵押没收的丈夫菲利普请求海曼医生为西尔维娅诊治。海曼医生认定西尔维娅的瘫痪是身心失调所致。在治疗中海曼渐渐明白了西尔维娅的个人生活与婚姻中的苦痛。菲利普在与上司争吵后突发中风。他在弥留之际与妻子相互直面彼此的情感。他在临终前乞求西尔维娅的宽恕，而此刻，西尔维娅的瘫痪康复了。纳粹的排犹事件在剧中被用作西尔维娅暂时瘫痪（或曰伪瘫痪）的导火索，远隔重洋的同族人的遭遇突然牵动了她长期以来脆弱的神经，像剧名“破碎的玻璃”，一方面瘫痪意指犹太人在遭受大屠杀后幸存者缄默无语的困境，另一方面意为夫妻婚姻关系如玻璃一般破碎了。换言之，破碎的玻璃象征着西方民主对法西斯纳粹幻想的破灭，象征着同化少数族裔文化或熔炉观念的破灭，象征着对爱情婚姻浪漫而天真的幻想的破灭。原来格尔伯格夫妇的婚姻一直处于瘫痪状态，长期的感情冷漠和性冷淡终于在纳粹砸抢犹太人的那一夜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玻璃的破碎象征着婚姻彻底的破裂。剧作通过海曼医生的心理治疗（其实是心理侦探），逐步揭开了格尔伯格夫妇婚姻生活的面纱。菲利普虽然身为犹太人，但已被美国主流文化同化的他持有反犹观念，强烈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挣扎造成了其对妻子的冷淡和冷漠，或者发泄无名的怒火，甚至施暴，最终他在忏悔并得到宽恕后才离世。剧作因此涉及当前美国有关身份、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热点问题，揭示了美国多元文化时期少数族裔的矛盾处境。菲利普的瘫痪和死亡揭示了戴着假面生活的危害，自我隔离、自我背叛让他在一种文化夹缝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甚至走向反面成为反犹分子。

作为第二代犹太裔，米勒其实对犹太文化以及20世纪犹太人所经历和拥有的历史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有时像赫尔曼一样有意躲避犹太身份，因此也无法深入理解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死亡恐怖和浪迹天涯的离散苦旅。正如凯奈瑞特·梅耶所言：“面对莱昂内尔·特瑞灵^[13]所说的‘人类苦难的不可沟通性’，他（米勒）经历了一种‘想象的缺乏’——他的想象无法去把握死亡集中营的恐怖。而且，米勒可能已经缄默于‘距离的道德内涵’——这种远离自我的身份逃避，不仅由于时空，而且也由于文化的疏离。”^[14]米勒在创作他的经典剧作时，常常超越时空，运用表现主义手法。他于1987年出版的自传《时移世易》（Timebends）也使用了同样的时空穿插的模式。这样，在对过去的再创造中，戏剧既是故事也是历史，是用隐喻模式对个人经验的重塑，又是对个人经验的超越，成为可穿越的文化场。米勒借用犹太话题表现他对道德和良心的持续关注，有时甚至图解道德和政治主题，让他的戏剧变成一则则道德的寓言，以达到一种普世主义的传播目的。米勒试图通过戏剧告诉世人大屠杀给人们带来的深远的影响，让人们关注发生在欧洲和非洲的种族大屠杀事件及其给人们心理造成的巨大影响。米勒在1964年旁听了纳粹审判并参观了集中营，之后写出了《维希事件》，并撰文《纳粹审判与德国良心》和《悔罪与维希事件》。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的时代，面对着几百万被杀戮的无辜生命，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大屠杀的反思，思考作为幸存者的我们如何对未来负责。”^[15]米勒坚持他一贯的创作风格，一面借用现代戏剧手法，如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一面尝试实验戏剧的手法，如《美国时钟》和《为了生存的演奏》等使用拼贴画和类似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的手法，而《砸抢之夜》则又回归现实主义风格，穿插使用现代主义手法，形成当时盛行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同时，他的戏剧宣扬了永恒的道德主题，表达了老一辈剧作家的社会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