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性媒介受众：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

二、韩国女性受众与媒介

（一）女性受众的被动性与主动性

大众媒体研究领域的受众研究主要考察受众自律性、理性能力或是否以“被动性—主动性”的模式接触媒介为中心。立足于传统的说教性沟通的研究认定消费者为“目标性受众”，将其作为被动的形象来理解，即可以由大众传媒大量制作、操纵的被说服的对象，由“被动的受众”——人云亦云者、白痴、傻子、易受攻击者，以及牺牲者等否定性形象构成。反之，“主动的受众”是不受个人主义影响的，理性选择的存在（李江秀，1993：299）。

“被动的受众”对看电视并无清楚的目标或理由，具有一种盲目的倾向。因此，电视剧制作者规定其为特定的社会、心理、文化存在。对他们来讲，电视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广泛。然而，“主动的受众”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对他们来讲，电视对其影响很小。而且，电视的信息被解读为与众多社会、心理状况相关的多种含义。

“被动的受众”的立场，可以将重点放在受众如何接受电视信息上。在此脉络中，可在受众的个人层次上考察电视的影响力与副作用。例如，专家们指出，电视剧的社会作用（即副作用）是，电视剧在性别分工的固定观念中再现女性形象。另外，多数研究者认为，电视剧的社会副作用，应从收看电视剧的受众的主动属性中寻找问题的原因。换言之，受众被动地收看电视，故而容易在观看之后按照剧中提示的方向形成意识，进一步形成他们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于电视剧的性别歧视弊端认识，从其意识水准，比如他们的被说服倾向、女权主义意识的缺失等个人的角度来理解。

随着受众的需求细分化，媒体具有高度的主动性指向。另外，社会各界各阶层为了健康的电视信息，积极努力地主动发挥了批评和监视的作用，即使这样的效果流于表面，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将存在的问题反映了出来。尽管如此，电视剧中的女性相关形象为何仍然体现性别歧视呢？标榜性别歧视的电视剧在收视率上是否占优先位置？这是传播者个人的问题意识吗？是出自电视台组织的文化吗？还是源于电视的商业性或家长制属性？

（二）韩国的女性受众

根据统计厅（2002）的资料，韩国国民最喜欢的业余生活是看电视。而通过看电视度过业余生活的比例根据性别的不同呈现出差异，即女性更加偏爱电视。如表7-1所示，男性业余休闲方式中看电视所占的比例是39.6%，而女性是42.8%。

表7-1　韩国国民业余休闲方式比例构成（1984、1990、1993、1996）

出处：统计厅（2002），韩国的社会指标。

女性之所以偏好看电视是由于：

第一，电视剧是故事匣子。女性偏爱的电视剧有一定的模式（例如，通过人数众多的出场人物相互纠结的三角或四角关系等联结成无休止的故事形式）。人气电视剧讲述了特定的、相当于大众女性的最大公约数的形象的故事。

第二，趣味性。女性受众喜爱电视剧的倾向并非因为电视剧的有益性，而是“有趣的电视剧”。因此，女性受众关注的不是特定人物或状况，而是电视剧的结构或人物关系的趣味性。与传统观念不同，电视剧的收视中不怎么存在代理满足和代理经验，所以女性可以从电视剧的结构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获得趣味。

第三，专注于剧情即选择性地代入。一旦女性对某电视剧产生了兴趣，就会有很强的自我代入与以现实为依据的意义解读。此时她们对剧情的专注，并非对电视剧整体的关注，而是对自己喜爱的部分有选择地、能动地解读。女性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精巧细致地解读故事中心。

第四，私人的人际关系的描述。女性受众从与子女及丈夫的关系中获得最多的教训，其次是婆媳、邻居、婆家、娘家的关系。然而对于脱离家庭之外的其他关系并不熟悉。

而另一方面，韩国女性看新闻的原因何在呢？朴东淑（1999）以46名被访者（男24，女22名）为对象调查研究的结果是：

第一，作为共享的文化看新闻。受众看新闻的原因在于了解世界正发生的事情。女性通过看新闻了解文化状况，若不看会感到落后于时代。这是不论男女都收看新闻的出发点。

第二，当做男性节目收看。女性受众由于观看了很多自己喜欢的电视剧节目，为了均衡也会收看新闻。但或许女性是由于觉得新闻是男性的节目而保持距离感。即使这样，女性还是收看新闻的原因在于她们将其作为义务。

第三，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女性主义实践行为——追随新闻，只是为了表明女性不比男性差的一种表达方式。即韩国社会将公共的主题定义为比私人主题更高级和有价值的，因此女性仅仅为了表明不落后于男性而学习种种知识。

金善南（2002）将电视新闻受众分为四种：

第一类，工具的男性中心主义者，认为新闻是了解世界的窗户。这类人群认为新闻是日常的、工具性的、非常可信的。他们不认为电视新闻有性别歧视，而是认为新闻对女性进行的是非常客观的报道。他们的性别倾向往往很保守，故对电视新闻的保守性性别倾向习以为常。同时这类人群超越了性别差异，在已婚者中很普遍。

第二类，消费的女性主义者，为了信息及娱乐追求而收看包括新闻在内的多样的电视节目。他们不认为电视新闻是重要的信息源或可信赖的。他们仅仅是从消费的需求出发收看电视。他们清晰地看到电视节目的性别歧视，一边批判之一边积极地利用电视。这一人群成员主要是女大学生、职场女性、10～30岁年龄层的青壮年。

第三类，消费的男性中心主义者，即电视新闻保守的消费者。他们主要收看女性电视剧，不喜欢看政治新闻，喜欢看犯罪新闻。他们保留了女性应以家庭和家人为第一位的传统观念，同时关于新闻的性别区分也完全接受。这一群体固执于电视剧与软新闻，与其他类型不同，这一类全部是女性，尤其是20多岁的主妇、未婚女性等。

第四类，工具性的女性主义者，强烈怀疑电视新闻，关注电视“现实结构体”的特性。最显著的一点是，这一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他们认为电视新闻有鲜明的性别歧视倾向，因此指出电视的商业主义。他们对于电视剧中的性别歧视倾向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是进步的性别意识接受者。他们一边批判电视的性别歧视倾向，一边关注商业的和煽情的社会弊端。他们可以称作喜欢看新闻的女性主义者。属于这一人群的成员没有明显的人口社会学特性，即年龄、性别、婚否、职业等，非常多样化。

由以上的研究可知，韩国女性受众多喜爱电视中保守的女性。但是，对于此结果，有研究者认为是女性所具有的被孤立感的反映。这表面上似乎是表现男女平等，实际上是固守传统的女性意识的立场。从女性主义立场看来，传统的女性和女强人形象是女性人权不受欢迎的反映，而女性对此的热爱说明了韩国传统社会中对女权的压制。

总之，对韩国女性受众的特性应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为提高女性受众的女性主义意识，政府有关部门应实现媒体教育政策的现实化。

（三）媒介的利用与性别——质的分析

1.受众的变化

自大众传媒研究初期起，人们就将受众范围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大众传媒出现以来对受众的讨论根据认识的框架或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形成了多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讨论，受众的概念以及媒体与受众的关系被不同地认知。受众研究中，理解媒体或消费媒体内容物的受众活动的方式也有不同的观点。

考察一下形成大众传媒研究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美国媒体研究状况即可知道，初期的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大众媒体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研究即受众研究。被称作“利用和充足研究”（uses ＆ gratifications approach）的新的认识体系在受众研究中出现，挑战了效果研究中的被动受众概念。与以受众作为被动的大众传媒的力量为根本前提的效果研究不同，“利用与充足研究”将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复杂化和中介化，即受众按照自身的要求和动机，自律地选择媒体或媒体内容。相对于“媒体给了受众什么”，这一研究更加关注“受众可以利用媒体做什么”，以此展开对媒体力量的讨论。在以往的媒体效果研究中，信号发出者总是主动把握媒体的主动权，受众则常常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利用和充足研究”试图向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转换，具有重大意义。但“利用和充足研究”方式由于以个人的要求和需要为中心，过于关注个人的、心理的因素而遭到批判。

效果研究和包含利用与充足研究这种“传统的”受众研究中提出的受众观念与方法论，随着1970年对受众的新的讨论的形成而受到质疑。自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电影理论等多样的学问传统与研究方式应用新的概念和理论，提出了与“传统的受众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受众概念，看待受众的这种新立场可以笼统地概括为“对策性的受众面貌”。

传统的受众理论与对策性的受众理论大概有三个差异。首先，看待媒体现象的基本视角的差异。传统的媒体研究中，将媒体看做发送信息者向受众发送的单纯的过程，而对策性的受众研究中认为媒体不停地反映现实生活，以此维持现有社会。因此，传统的大众媒体研究重视“效果”，对策性的媒体研究重视“意义”。其次，指称大众媒体内容物的用词不同。传统的大众媒体研究中使用的“message”一词，在对策性媒体研究中用“test”来代替。这一改变具有超出单纯的表达之上的含义。即“message”一词是以媒体内容划一的、客观的意义为前提，而“test”一词则表明媒体内容物不可能是绝对的和客观的，而是假定通过受众与媒体内容物的接触而产生的立场。因此，对策性的受众研究中的受众更加主动，在意义重建中更有主体性。最后，研究方法论的差异。原有的实证主义媒体研究中，受众研究大部分使用量的研究方式，以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观察和验证方法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而对策性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深层次的访谈，参与观察等民俗志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受众日常生活中媒体消费的意义，以及通过媒体生产何种意义。

总之，与大众的、匿名的受众的传统方式不同，对策性的媒体受众研究将受众当做主体看待。受众不是单纯接受刺激作出反应的被动存在，而是赋予意义，创出其象征化的意义。受众的意义创出根据受众所处的社会位置或文化背景，即使是同一内容物，也表现得多种多样。即受众作为交流的主体，参与日常生活的实在的文化生产。(www.xing528.com)

对受众的这一视角与考察方法，以1970年英国为中心的文化研究传统的理解为先导。此时文化研究中受众的能动性与“利用与充足研究”提出的主动性视角不同。如前所述，“利用与充足研究”中主动的受众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受众积极的媒体利用，而文化研究中主动的受众则是在信息的解读和意义创出方面占主动。

总之，传统的大众媒体研究以自然科学和初期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为基础进行研究，而对策性的媒体受众研究则基于民俗志学与质量的研究，以主动的主体的存在研究受众。

2.媒介的利用与日常生活

（1）收视研究的关注点转换——媒体文本中受众收视脉络

受众的媒体收视行为不是在真空中形成，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状况中形成。这使得受众的实际的媒体接受形成，需要利用媒体生产意义多样的状况说明。这一观点在实验室那样的环境中无法理解，必须在实际的媒体接受的日常生活中、在对于媒体接纳行为的研究中慢慢形成。由此侧面来看，1980年以后，很多受众研究开始表现出通过受众的日常生活脉络分析媒体收视的倾向。

这种在脉络上对媒体收视特性予以说明的研究，主要使用了上述民俗志学的方法，民俗志学不是发现普遍的法则，而是在特定文化中考察生活经验以及对构成该经验的社会规范进行描写。这种受众研究因不将受众的媒体接触行为从其所处的日常脉络中分离而有意义。

对电视、VRC（Vehicle Radio Communication）、卫星广播等多种媒体进行的受众研究，主要关注媒体最自然的接受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同时电视收视与家庭环境同其所处的家庭成员的不同立场也有关系。

（2）家庭内权力关系与受众的媒体收视

关于媒体接触的受众研究，需要从日常生活的多个侧面，例如劳动与休闲、家庭关系等日常家庭生活的实践与文化等进行考察。家庭由性别关系和世代关系等复杂的关系形成，媒体接受在家庭成员间这样的权力关系中形成。关于家庭中媒体使用的研究，是表现家庭中的这种权力关系的重要指标，对于理解家庭媒体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家庭内媒体使用的样式本身由家庭成员复杂的关系决定的观点，一方面可以看到围坐电视机前的全家人和睦的面貌，一方面可以看到家人间的力学关系。

由此可见，家庭成员间的媒体使用状况差异无法单纯以个人的关心或爱好的差异来说明，而是要从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层面上考虑。尤其是与媒体收视相关的家庭内关系对于收视的资源，即时间、空间、金钱、教育等物质的或是文化的资源上的分配有关系。

（3）媒体使用与性别的关系

关于由性别差异或肥皂剧等特定样式的收视所带来的趣味性的研究，可以摆脱以往单纯以样式特征为主的考察方式，也可以从样式的收视脉络观察其特性。与样式中心主义研究不同，对日常生活中媒体收视的研究，由于女性对节目存在偏爱或对媒体收视有一定影响，可以从女性所处的日常空间，即家庭生活的角度来说明。可以说，这不仅表现在样式的内容和喜好上，而且在媒体使用形态的性别差异方面也会表现出来。换言之，性别不仅决定了样式的偏爱度，而且是决定媒体收视内容的重要因素。在此侧面上，分析媒体收视方式的性别歧视的研究通过媒体接受的特征来表达性别与媒体收视方式的关系。

对家庭这一收视载体的关注，包含关于家庭影院、卫星转播等多样的媒体手段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反映家庭中媒体收视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样式如何内在于家长制社会的性别秩序。如上所述，毛利认为家庭中女性与男性之所以偏爱不同的媒体内容，是由于家庭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具有不同含义的缘故。格莱则指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所受到的压制，在收看节目时能够得以放松，为了将自己的这种小小偷懒合理化，她们把收看媒体节目当做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这不是从两性差异的本质区别，而是从男女的家庭分工和性别歧视的角度来看待媒体的使用。

同时，家庭分工对男女收视媒体的影响也有例外。在女性从事全职工作的家庭中，女性将家庭当做休息的空间，为了享受家庭生活而使用媒体，即全职女性使用媒体的倾向与男性相同。就是说家庭的性别分工与媒体使用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时时变化。

3.媒介受众的新审查

在之前以文化研究为中心进行的质的受众研究中，我们考察了看待受众的观点及其主要研究焦点。这与实证主义大众媒体研究中实行的传统的受众研究不同，以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受众研究新方法与媒体领域中多样的学问之间的交流为基础。传统的受众研究由于受众的匿名性，会产生被动和被操纵性，关注对受众的态度和行动产生影响的信息的效果。而对策性的受众研究，由于将受众看做主动的信息分析和意义创造主体，会根据受众的社会性、文化性位置不同，对媒体的内容物有不同的分析，即在超出受众个人层次的宏观层次上把握，作为社会的主体，成为日常生活中实际的文化生产参与主体。

另外，对策性受众研究，超越了传统大众媒体研究的局限和表面化框框，试图关注日常生活中如何形成主体。这种质的受众研究主要以民俗志学的方法为基础，探求媒体在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意识、相互作用中的意义。在此，受众既是主体又是创造的存在，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通过受众与文本的关联而形成的，由于受众的位置、经济、社会、文化脉络的不同，媒体收视及其意义随之多样化。

以上既是受众的质的研究，同时也是从人性的视角试图把握媒体的主体，以及受众生活中媒体接受如何形成，从而形成不同于传统媒体研究的观点。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2]李殿云、张令振：《中国妇女接触传媒和电视收视情况调查》，《中国新闻年鉴1996年》，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第372页。

[3]http://www.tv-view.com/development/old/china_TV_popularization.htm

[4]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01/15/content_405334.htm

[5]刘景慧：《大众传媒与女性发展》，《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

[6]赛来西阿斯玛：《妇女报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影响》，《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7]http://www.genderwatchina.com

[8]刘利群：《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报告（2005～2006）》，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49页。

[9]卜卫：《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新技术与女性》，《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1]卜卫：《社会性别视角中的传播新技术与女性》，《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2期。

[12]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周宪、许钧主编：《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202页。

[13]王淑娴：《行动纲领中的重大领域简介》，Lisn Steams：《非政府组织与行动纲领》，收录于《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2期。

[14]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