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存在的基本或最大的理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当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国家有义务采取可能采取的手段给予救济[ 37] 。这种国家意志体现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 而政府则是社会公权力的执行者。当发生药品安全事件或者在分析研究药品安全风险时,出于对人甚至是整个人类利益的考虑, 社会公权力必定要发挥作用。从近年来的药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 政府在日益重视药品安全问题, 这是中国政府和政府药品监管部门的进步。
有些学者认为公共权力的价值可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 工具性价值体现在“效率、公平和秩序” 。公共行政的价值研究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我们借用这个概念从其角度对政府药品安全事件的处理作出评价。
效率是指“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既定的目标, 或者成本既定时产出最大” [ 38] 。从我们引用的2000年以来重大药品安全事件去分析, 政府处理药品安全事件的效率大大提高。它体现在:社会资源的调动越来越有效, 医学界、药学界、临床部门、产业部门、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各种力量都投入到事件的处理之中。公平, 在药品安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强调的是结果的公平,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 [ 39] , 如果我们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就是一种不公平。在整个药品安全事件中, 公平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这种对生命的救济, 不论个人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而一律平等。政府有关部门主要精力不仅仅在于追究事件真相和控制事态发展, 也在于对事件受害者提供救援, 卫生部门公布救治方案, 给与受害者医疗救济都是追求公平的表现。在这些药品安全事件的处理中开始形
成一套处理机制, 事件中政府之间和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的及时有序的交流使得政府在突发事件下依然保持良好和稳定的社会秩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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