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和实践

第一节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和实践

讨论新闻专业主义，还是得从专业和专业主义说起。

这里说的专业，是在职业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意义远大于简单的职业分工。^[5]专业是这样一些特殊的职业：第一，它的从业需要有较高的知识门槛，必须经过严格的专门的训练。第二，它带有明晰的职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维系着专业的社会责任和荣誉，同时也决定了该专业的基本行为准则。这就是一些专业社会学家所认为的，专业总是具有意识形态（ideological）属性。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提出：“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亟之。”^[6]他的誓言，成为日后医师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职业信念。第三，从近代以来，专业总是有一些组织如学会、协会、联合会等，约束成员行为，保障成员及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的权益，从而实现自律，并通过自律得到公众的尊重和国家的承认，实现自治。这就是专业所具有的制度（institutional）属性。专业主义，正是指该专业的根本信念，以及这些信念所决定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职业操作规范。就一种信念来说，它代表了专业的意识形态（ideological）属性，但是它的维系和传承，又离不开专业教育和制度。

世界上新闻从非专业到专业，显然有个转变的过程。近代意义上的报纸16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新闻“职业”之成为“专业”，要在19世纪中期以后。其基础是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的产生、19世纪60年代独立报刊的基本确立，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一系列职业信念和职业准则。这些职业信念和职业准则，便构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些职业信念和职业准则基本定型于19世纪，但其思想准备则要追溯到久远得多的历史。

大致说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包含两大核心理念（自由主义和公共利益至上），两大实践原则（客观报道和媒体独立），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业务操作规范（如报道和评论必须分开、不同信息源进行互相印证、注意报道的平衡、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和报道对象之间实行利益回避等等）。

在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思想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来的。1644年弥尔顿向英国国会提交一篇演说词，抨击出版检查制度，争取言论自由，于是便有了新闻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文献《论出版自由》。美国国会在1789年通过的宪法的10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宣布：“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报刊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申冤请愿之权利。”

把报刊自由放在人权法案中响亮地提出来，足可见，新闻自由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在反封建斗争中所提出来的“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理论。不过，新闻自由还有一个理论基础，其实就是公共利益原则。因为新闻自由的倡导者认为，只有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才能保证真理永远战胜谬误，让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所以，只有新闻自由才能真正保障公共利益。这就是所谓“意见自由市场理论”。让真理和谬误在自由市场中竞争，最终胜出的一定是真理。而且只有在意见自由市场中胜出的真理才真正可靠，靠权威来判定真理是最不可靠的。

所以，西方的新闻自由理论骨子里内在地是隐含着公共利益的原则的。这一原则，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由哈钦斯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得到空前的强化。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可以说在哈钦斯报告中得到最终的定型。(www.xing528.com)

不少人认为，哈钦斯报告是为纠正新闻自由理论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对报告的极大的误读。报告篇首就提出：“本委员会打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自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回答为：是的……”（The Commission set out to answer the question：Is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danger？Its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Yes...）可见，报告的主旨是要挽救新闻自由于危境之中。如何挽救？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强化传者的责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闻的公共利益原则，才能真正捍卫新闻自由。之所以需要让媒介自由，是为了让它们传播真相，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的知情权。报告在点出新闻自由面临新的挑战之后，阐述了新闻职业的五条基本职责，也就是传者的基本责任。这些职责分别是，媒介必须提供或成为：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景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的论坛；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然后根据这些基本信念，报告展开了一条条很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论述。所以，我认为，社会责任论不是对新闻自由理论的否定，而恰恰是对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与自由主义和公共利益至上这两大核心理念相对应，就逐渐产生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原则，以及由这一原则所决定的一系列的具体操作规范。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最基本的实践原则，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就是客观报道，在媒介体制上就是媒体独立。

客观报道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求新闻必须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操作的基本途径是事实和意见的分离：“新闻是单纯的纪事，意见必须与新闻明确地分开。”^[7]德国学者沃特·拉罗奇提出了“客观描述现实”的七个标准：（1）所有报道的事实必须准确无误；（2）不确定的事实须留待确定后再报；（3）准确无误包括全面和平衡；（4）作者不发表自己的见解；（5）避免华而不实的表达方式；（6）在报道中表达观点时必须明确指明；（7）不给事实添枝加叶、粉饰打扮。^[8]

客观报道理论在具体实践中也遇到不少困难。人们发现，从一种信念来讲，实现完全的客观报道从理论上就可以证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从一种表现手法来看，人们也越来越发现有其缺陷和矛盾。这些矛盾或缺陷有：新闻叙事本身只能是对事实的一种重新建构，所以，还原百分之百纯粹的事实，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可能的。在对所报道事实的选择中就会体现出特殊的价值判断，表明事实与意见往往也无法分开。有人恰恰可以利用这种貌似客观的形式伪装中立、隐藏成见。现代公关业的兴起，使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更是受到公众的怀疑。此外，“客观报道”理论要求只提供原始的事实资料，往往导致对事实的还原支离破碎、缺乏历史脉络，只及表象、难及本质。要求尽可能多引用新闻事件当事人的原话，但所引的话完全可能断章取义，也不能排除说话人巧妙地利用记者误导欺骗公众。

西方人所说的媒体独立，是指媒体的运行要独立于政府和政党，这样才能避免其成为后者的附庸。实现独立的途径，就是其财政、经费和所有权不能受制于政府和政党。应该说，西方独立媒体的实践有其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其不彻底性，或者说是虚伪性和欺骗性。只要媒体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存在，其独立性就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独立。西方媒体在形式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党，但它们在生存根基上却深深地依附于资本。在这种对资本的依附下，它们同样不可能真正完全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不可能真正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

我们可以批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专业主义的缺陷乃至虚伪的一面，但是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新闻专业主义，与集权制度下的封建主义新闻观比较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样的，资产阶级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其舆论引导能力。资产阶级通过新闻专业主义，在传播领域把自己塑造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整个社会的声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而正是这些资本统治下的媒体，巧妙地运用“藏舌头”的艺术，用经过选择的新闻事实构筑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拟态环境”，实现对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和掌控，为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某些发展及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