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这个词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变得“炙手可热”的。它的本义是“温度高于周围环境的局部区域”,引申为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地方或问题。尽管中国社会转型肇始于1978年拉开的改革开放序幕,但真正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需要一个过程,生活变化反映在语言当中往往也需要一定时间。所以,“热点”这个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迅速“蹿红”。笔者查了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在1968年1月1日至1988年1月1日的20年间,只有3篇文章提到“热点”这个词,它们都是在物理学的本义上使用的。1988年1月2日至1990年1月1日两年间,共有8篇文章使用“热点”这个词,其中有3篇用于引申义,也就是指受到人们高度关注的地方或问题。1990年1月2日至2000年1月1日的10年间,共有98篇文章使用这个词,而且大多数用于形容“备受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社会现象”。2000年1月2日至2009年1月1日这9年间,更是有286篇文章出现“热点”的“身影”。
一、热点引导之必要性
“热点”在语言上变得“炙手可热”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性、矛盾多发性、观念冲突性、价值分裂性和情绪浮躁性;另一方面也见证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因为在以前,公民很难在公开场合讨论社会公共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热点”当然也就浮不出水面了。
媒体舆论引导针对的“热点”又是什么呢?陈健民认为,它是特指“一段时间内受到社会关注的,令人们焦虑不安、争论不休、迷惑不解、苦恼不已、亟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社会疑难”[21]。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可以把新闻报道的热点分为“国际热点”和“国内热点”两大类。国内热点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国计民生重大问题,如企业转制带来的众多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医改过程中出现的人民群众“看病贵”问题,等等;另一类是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引起人们价值观念激烈冲突的问题,如人肉搜索的是非功过问题,如何看待最牛“钉子户”现象的问题,等等。总之,社会热点也代表着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关键、人民群众最关切、舆论竞争最激烈的议题,加强和改进对这些问题舆论引导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热点引导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推动问题的实际解决。
我们的热点报道,和美国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报道颇多相似之处。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论和辩论;(6)从研究的角度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22]
二、当前热点引导存在之问题
当前,我国在热点引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回避矛盾,不敢触碰社会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媒体把社会热点问题当作“敏感话题”刻意回避,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矛盾和群众广泛议论的话题装聋作哑,对人民群众的关切置之不理。这样的媒体自然不会有公信力。从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升级为社会热点,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有政府和公众沟通不.不佳的因素在内,更需要媒体担当起“沟通桥梁”的作用,让政府的声音得到充分的传播,也让公众的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让两者在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只有这样,热点问题才可能逐步缓解直到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这样的有效沟通,社会热点势必会引发各种社会突发事件,并最终酿成真正的社会灾难。所以,媒体在热点引导中“退避三舍”,其实是一种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也等于在舆论斗争中自弃阵地。当然,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只批评媒体领导是不公允的。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我们的新闻宣传管理办法有更多值得反思之处。比方说,一个具体稿子该不该发,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判断,而且常常是有一位领导给予否定,媒体负责人就会“大祸临头”。能够对稿子进行严厉指责的又不是一名行政领导,而是有“一堆”。也就是说,只要这“一堆”行政领导中有一个人责难,媒体负责人也许就要等着写检查甚至受处分。对新闻宣传工作效果的这种评价方法亟须改变,必须要有一种更加科学、更加制度化的方法来取代,使新闻宣传管理更加有章可循。
第二,简单采信社会上部分人士的片面观点和褊狭情绪,缺乏清醒的判断力。既然是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各界就一定会“议论纷纷”,而且会裹挟着很多偏激的情绪。记者如果见风就是雨,有传言就当事实,不调查、不核实就写稿子,就很容易与真相差之“千里”。极少数女大学生沦落为“风尘女”的现象曾经引起世人关注,一度引起热议。某报记者在采访中听几个自称是大学生的卖淫女说,武汉地区的高校中有8%~10%的女大学生存在卖淫现象,如果加上那些只陪聊陪玩不上床的,估计接近四分之一。于是该记者未经进一步的查证,就把如此高比例女大学生存在卖淫现象写进新闻稿《大学生卖淫现象的调查》。这种草率的判断引起了武汉地区大学生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该记者拿出事实依据和调查数据来。如此报道社会热点,当然不可能会有正面的舆论引导效果。
第三,掌握不好时机和度。热点引导与突发事件不同,确实有个议题推出的时机问题。许多新闻从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样或差不多的稿子,在不同的时间刊发,会产生很不一样的传播效果。这就是报道的时机问题。如当灾难事件刚刚发生或处于发展期时,许多群众还处于极度悲痛之中。这时,媒体对政府全力以赴投入救灾的部署和举措进行客观报道就可以了。如果对政府相关工作的政绩进行高调宣传,势必会引起很多群众的反感。等危机结束、群众生活已经恢复常态,政府的作为也为绝大多数群众所认可,再适当宣传政府工作的成绩,就能对凝聚人心、推进工作发挥比较好的作用。(www.xing528.com)
在热点引导中“失度”的现象尤为严重。关于“度”,大家都知道列宁有一句名言:“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23]如在再就业的报道中,引导下岗工人转变择业观念是对的,但也要循循善诱,细细剖析利弊得失。有的媒体毫不顾及下岗工人的感受和接受心理,一味指责他们对岗位“挑挑拣拣”,好像找不到工作都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报道,当然引起下岗工人的强烈不满。还有对拆迁“钉子户”的评价之类的问题。有的媒体要么把他们塑造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英雄”,要么描述成自私到不可救药程度的“刁民”。总是用这种两极思维看待社会现象,也是媒体在热点引导中“失度”的典型表现。
三、提高热点引导实效之对策
下面针对热点引导当中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一,报纸等媒体要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就必须勇于介入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和讨论。而且很多情况下要“提前”介入,也就是在热点尚是苗头初显或生成过程当中就介入,在热点尚未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尚未造成公众严重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就介入。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应付为主动掌控。
社会热点问题各种舆论的形成与发展,往往由小部分人议论开始,沿着若干级差从无序向有序逐渐递进或者消减。因此做好日常舆情监测研判,是加强社会热点舆论引导的重要前提。报社要发挥记者、编辑联系广、“嗅觉”灵的优势,建立对舆情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的日常工作制度,并将之作为热点引导报道策划的重要依据。
第二,把握最有利时机,寻找最佳切入点。社会环境不同,舆情态势各异,都影响到议题是否适合推出。在考量议题推出的时机是否成熟时,还有一条是要认真研究的,这就是你是否已经拥有议题的最佳切入口。新闻报道只能是用事实说话的,热点引导也是如此。所以要找一个能激发受众思考、引起受众心理共鸣,或者最具有说服效果的具体事件,来为综合报道或者系列报道“破题”。用浙江日报记者张冬素的话讲:“社会热点问题就如一个爆竹,而新闻事件就是其引信,要使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响声,需要一个合适的引信。”[24]
一是寻找最典型、最能激发受众思考的新闻事实,提高热点引导的影响力。张冬素在2008年秋季一开学就在思考学生睡眠时间不足的问题,并策划报道。但她还要寻找一件最典型、最能激发受众思考的具体事件,来作为推出这一议题的“引信”。正在酝酿之时,她在浙江省教育厅网上看到一条中学生发的帖子:磐安实验中学作息时间不合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睡眠严重不足。于是,这件事就成了张冬素点燃学生睡眠不足这一“爆竹”的引信。[25]
二是借助权威人士的评论切入议题,提高热点引导的权威性。王冬梅是工人日报安全生产口的跑线记者。据介绍,她早已关注和思考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处理缓慢、事故责任人迟迟得不到责任追究、一些不法分子迟迟不能被绳之以法等问题。正在此时,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带领督查组在黑龙江督查时,责问当地同志:“11·27”事故发生快两年了,移送司法机关的10多名责任人,为何还没有得到处理?于是,她连忙深入采访,当晚就写出消息《171名矿工遇难两周年祭日临近李毅中质疑:为何还没有人被究刑责?》。后来在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这篇消息被评为一等奖。其实跟随督查组这次督查进行采访的还有不少媒体的记者,但只有王冬梅动笔写了稿子,成为独家报道。这是因为王冬梅早在关注这一热点问题,李毅中的一席话只是给了她点燃议题的引信。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话“破题”,比用记者自己的话“破题”当然更具权威性,能取得更好的热点引导效果。
第三,因势利导。上面说的主动掌控是指通过引导让整个社会舆论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的方向演变,而绝不是扼杀所有不同的声音。既然是“热点”就要允许公民“热议”,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扩大共识。对待社会热点当中的各种议论,只能“疏”而不能“堵”,只能允许讨论而不能强求“舆论一律”。其实,热点引导的效果也不完全体现在告诉受众“应该怎样想”。很多情况下,让受众的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也是重要的引导效果。这就是媒体的所谓“排气阀理论”。引导的时候要掌握好度,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使用偏激、情绪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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