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的突破与影响力基础的重要性

第二节　典型报道

典型报道和上面讨论的主题报道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我国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和传统法宝，从报道动机上看也都带有强烈宣传意图，从新闻意蕴上看都要能反映传播者所要承载的某个东西。传统主题报道的许多弊端也同样存在于传统的典型报道之中。所以，有学者干脆把典型报道也纳入广义的主题报道之中。要说典型报道和狭义的主题报道根本区别在哪里，其实很简单，从新闻意蕴上看主题报道所要承载的直接是一种思想和理念，而典型报道是通过个别人和事承载一种“类”的普遍性，要想反映一种思想和理念也要通过展示这一“类”的普遍性来实现。下面让我们从“典型”和“典型报道”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讨论说起。

一、“典型”和“典型报道”释义

《辞海》对“典型”有两个意义的解释。（1）“原指模型或模范。现指在同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物。”（2）“即‘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典型性格’。作家、艺术家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既具有个别性、具体性，又蕴含着社会、人生的本质性、普遍性内容的艺术形象……”前者是指客观存在的“类的样本”^[10]；后者是作家、艺术家用一种特殊创作方法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既要具有个别性、具体性，又要蕴含着社会、人生的本质性、普遍性内容。

在西方，“典型”（希腊文tupo，英文type）的原义是铸物的模子，同一个模型可以铸造出无数的铸件。这个词在希腊文与idee为同义词，idee的原义为印象或观念，引申为ideal即理想，因此在西文中过去常以“理想”来代替“典型”，在近代，“理想”和“典型”有时也互相换用。^[11]“典型”一开始主要是作为文学概念进入学术视野的，其后才被引入新闻学中。和很少有人给主题报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曾有许许多多学者给典型报道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如甘惜分的定义是：“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12]汪植培的定义是：“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重点报道。”^[13]从中可见，新闻的典型报道和文学的典型塑造，有着同样的关于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哲学意蕴，只是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对客观存在的真实报道，而后者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文学虚构。

根据陈力丹教授的研究，用典型作宣传滥觞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办报实践，后被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列宁所复兴。中国的典型报道实践和上述源头是否有继承关系，学界有争论，由于和本研究关系不是很大，所以这里暂不涉及。这里只是要说明，就当下而言，正如张威所指出的，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14]

树立典型、宣传典型、学习典型，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老传统，自然也成为党领导下的媒体进行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毛泽东曾对报纸批示：“综合宜少，典型宜多。”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党领导的解放区报刊，就多次成功地运用典型报道，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对敌作战。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吴满有、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王克勤等典型报道。^[15]现在，像笔者类似年龄的中年人，大脑里都依然深刻地镌刻着一堆典型的名字：战斗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铁人王进喜，大公无私的好干部焦裕禄，等等。特别是雷锋，更是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和道德反思的镜子。改革开放后新闻界也倾力打造了蒋筑英、张海迪、徐洪刚、李素丽、任长霞、牛玉儒、许振超等重大典型，并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但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在当时社会生活当中的影响相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前言中我们介绍过，石义彬先生认为，我国典型报道按其威力大小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不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为第一阶段；整个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人们对典型报道的读解也可分为三个阶段：偏好阶段、协商阶段、对抗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得到公众的认可，人们比较能接受典型报道中的先进人物报道。80年代后，人们阅读典型报道时赞同媒介的主导界定，但是对信息持矛盾心理，评价典型人物、理解典型意义时保留了自己一定的观点。至于90年代至今，从某种角度讲，典型报道受到了大众的抵抗。

二、当前典型报道面临的挑战

典型报道为什么会落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呢？我们认为，当前典型报道主要受到了以下挑战：

第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使传统的典型宣传模式失掉了“土壤”。典型报道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不含“文化大革命”时期），典型报道之所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威力，是和当时的社会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的。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所谓的“总体性社会”，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又都归属于一个全能的管理型政府，所以每个人都只是高度同质化的大社会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典型”其实就是全能型政府要求人们遵照的角色“模型”，一个人只有按照这个“模型”改造自己，才有可能与他所在的单位乃至整个社会融洽地共存。试想，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一个工人如果敢公开扬言“我不学习王进喜”，一个学生如果敢公开扬言“我不学习雷锋”，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结果？所以，那时典型报道的惊人威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总体性社会”中全能型政府的无限权威。现在的典型报道当然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无形却又无边无际的力量做支撑，要想摆脱日渐式微的窘境，就只能在创新中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

第二，正因为传统树典型的宣传方法，总是把典型当成其他社会成员遵照的“模型”，规范自己的“样板”，“高、大、全”的模式就难以避免。这就是为什么“高、大、全”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典型宣传。对这个问题学界和业界早就很清楚，记者们、编辑们、总编们也很努力地希望在这问题上寻求突破，但一直收效甚微。如纵使写一个典型的缺点，作者也总要为之找到某种合理性，甚至他的缺点也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最终还是一个不是完人的完人。这几乎成了典型报道的一种新程式。吴长伟在分析近几年典型报道的突破时就这样写道：“对典型人物的缺点也不回避，既不人为美化典型，也没有用有色眼镜来看典型，例如写牛玉儒不回避他喝酒……”^[16]那么，作者到底是如何处理牛玉儒的这个所谓“缺点”的呢？作者崔士鑫在回顾采写过程时说：“一些细节的处理，比如怎样理解牛玉儒在招商引资和慰问园林工人等场合敬酒、喝酒的问题，强调不要回避，要通过喝酒这一细节，把他作为民族干部热情的一面、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的一面、为了地区经济发展而忘我投入的一面写出来。”^[17]最后所谓缺点反过来恰恰是为了反衬他高大的一面。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典型还是不允许真正有缺点。

有无数的论文讨论如何把典型报道写得“可信”。本来真实可信是新闻采写的最基本要求，是新闻作品的“底线”，在当前典型报道中连这也成了严重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的存在，绝不是由于一部分记者的作风不深入或者业务能力不够，而是有着复杂得多的深层次原因。这深层次原因就是，典型报道的“高、大、全”其实是和改革开放前“总体性社会”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典型在这种特殊结构里面的特殊功能连接在一起的。现在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人们对典型社会功能的认识没有很大的改观，难怪会产生严重的不适应征候，“高、大、全”也就成了克服不了的顽症。能否根据社会的变迁赋予典型新的合理的社会功能，是考验我们能否使典型报道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的又一挑战。

第三，正因为人们对典型社会功能的认识没有很大的改观，“高、大、全”模式难以突破，又衍生出典型报道具体写作方法中的一系列“顽症”，如重宣传需要而新闻性严重缺失，报道模式僵化、平面化、脸谱化等等。(www.xing528.com)

由于长期以来典型报道直接为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服务，所以典型的选择标准首先要看是否符合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需要。也就是说，往往是先有要体现某种思想或品质的要求，然后再去寻找符合需要的人物或者单位。这就使典型报道在写作上只重宣传需要而新闻性严重缺失，背离受众对“新闻纸”的阅读需求，语言也不自觉地沾染上过度宣传化甚至说教的意味，报道模式僵化、平面化、脸谱化，出现了很多让人生厌的刻板印象：“典型报道的主角如果是知识分子，报道内容大多表现为刻苦钻研，工作废寝忘食，经常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典型报道的主角如果是劳动模范，报道内容大多体现人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以至于‘家人病危也不能回家看望’——曾有人总结出许多类似的报道模式，这种千篇一律、恶俗的套路让人难以卒读，有时还会出现笑话。”^[18]

三、当前典型报道的突围之路

下面我们探讨如何应对典型报道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从传统典型报道的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转变为启迪性、示范性、参照性，在平等交流、服务受众中重新打造典型报道的影响力基础。正如麦库姆斯所说的，一个人刚来到一座新的城市生活，或一个新的大学求学，他会渴求获得关于这个城市或大学的一切重要信息，因为了解这些信息他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在社会公共领域也是如此。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员，也渴望了解他所处的不断变动之中的社会，需要了解他应该在这个社会中如何为人、如何做事。这就是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导向需求。摒弃了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的典型报道，恰恰可以很好地满足受众的这种导向需求，帮助他了解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真实环境，启发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应该如何更好地为人、更好地做事。典型报道不再是以唯我正确的姿态，仙人指路般地教导大众应该怎样做事、怎样度过人生，而是用主人公的真实故事，他的奋斗、他的情感、他的命运，启迪人生真谛，示范成功奥秘，观照生活本真。在这样的启迪、示范、观照过程中，受众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可以和主人公进行精神的交流，也可以和写作者进行平等的讨论。在个性受到尊重的时代，只有这样的典型报道才能获得受众认知上的接受和感情上的共鸣，才能拥有真正的影响力。

近年来，对洪战辉的宣传报道可以说摆脱了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模式的窠臼，而依靠主人公真实生活本身的启迪性、示范性、参照性，赢得了极大的影响力。2005年媒体大规模报道他时，他还是湖南怀化学院经济管理系的学生。面对父亲遭精神疾患折磨、母亲出走的困境，洪战辉靠做小生意、打零工艰难求学，并把父亲“捡来”的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手养大。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有在人生磨难面前的自强、爱心和责任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只是真实地还原了他的生活和情感，却没有把他树成人人都要模仿的道德符号。不过，正是这个平凡的小伙子，给了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们极大的震撼，仅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男孩洪战辉》一书，竟然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销售超过了100万册。中南大学法学院2005级学生吴师法说得很有代表性：洪战辉“让迷失的人找到方向，让失望的人找到希望，让身处逆境的人找到力量”。这就是一种启迪，一种示范，一种思考人生、反省自我的参照。这是洪战辉报道获得强烈情感共鸣的重要奥秘。洪战辉的很多思想和品质当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媒体并没有把他当作人人要亦步亦趋模仿的生活样板，并没有让年轻学子们简单地去做“洪战辉第二”“洪战辉第三”……因为在尊重、鼓励个性发展的时代，要为人们树一个亦步亦趋模仿的样板，肯定是不会受欢迎的。

第二，采写典型报道，必须尊重主人公自身的主体性，而不要仅仅把它当作阐释某种思想或理念的工具。意义是主体本质的自然显现，而绝不能反过来削足适履，为意义而强扭主体。

前面说过，典型就是要在个别中见一般，特殊性中见普遍性。典型报道也肯定要在个体的行为中揭示时代的精神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但是，这种时代的精神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是在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中自然而然地“流淌”、体现出来的。这里，德国大诗人歌德关于诗歌的一段话很让我们玩味，他说：“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很大的分别。由前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19]这就是说，为了一个普遍的意义去找个别性的材料，与从个别性的材料中发现它内在地包含着的普遍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文学而言，“为一般而找特殊”，特殊只能算是一般的一个例证，这样创作出来的只是“寓意诗”，这在本质上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诗。只有“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是有生命的充满灵动的真正的诗。典型报道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一般而找特殊”最多只是一篇“图解新闻”，只有“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能成为一篇真正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新闻作品。为什么我们的记者们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探索，典型报道还是很难写出真正的人情味，甚至让受众觉得“可信”都似乎成了高不可攀的标准？主要原因就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而且经常为了“一般”而扭曲“特殊”，用主观强加的“价值”遮蔽了人物或新闻的本真。

第三，以新闻为本位，改进典型报道写作方法。既然把典型报道作为新闻作品刊登在“新闻纸”上，它也就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必须具备新闻的各种特点和要素。也就是说，典型报道同样必须视真实为生命，客观报道事实。材料的选择也必须讲究时新性、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

要克服语言的过度宣传化。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其实是新时期典型宣传的一种新探索，而且是成功的探索。“在颁奖晚会上，无论是台上的主持人还是台下的观众，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一次又一次为候选人流下了眼泪。”^[20]那么，“感动中国”何以能够真正让中国感动？张培认为，是因为它“换去了传统的典型报道的外衣，特别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用平静的方式表达，以平静的方式展示，源于生活的真实，凝聚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感动中国’的感动方式”。所谓“在形式上隐藏自己”，其实也就是西方记者讲的“藏舌头”的艺术。央视的这一探索，值得我们报社的老总和记者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报纸只需提供值得思考的生活真实，受众自己会去寻找意义、判断价值，记者大可不必跳上“前台”用高八度的宣传语言说个透。这才是新闻宣传的艺术，典型报道也同样如此。

典型报道要真正遵循新闻规律，还原典型人物真实的情感、行为和命运，还必须摒弃在所有情节甚至细节上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人的情感和性格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也正是这种丰富和复杂构成了人生的绚丽多彩。先进典型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崇高品格，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性格和气质都是伟大和崇高的。那些性格和气质是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他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些性格和气质本身既不能算是伟大和崇高，也不能算是缺陷或者缺点。如洪战辉很有经商头脑，做生意7年赚了10万元，这该算是他的崇高还是缺点呢？都不是。但写出来，才是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洪战辉。

正是在所有情节甚至细节上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使是否要写先进典型的缺点成为一个巨大而又尴尬的难题。现在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先是通篇的情节甚至细节都必须反映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后来猛地发现笔下的人物可信度不高，于是再穿插进一点无伤大雅的所谓缺点，这样塑造出来的典型还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其实，写典型人物并不是给他作“鉴定”，和主题无关的缺点完全可以不写。关键是对那些和主题相关的情节和细节，要真切、生动、完整地反映出来，切忌牵强附会地扭曲或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