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舆论引导
舆论是在人们对公共事务的不断讨论争辩、观点碰撞、意见整合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肯定会有个人或组织力图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施加影响、进行干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舆论引导。喻国明教授曾对“舆论引导”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舆论引导实质上是传播控制者通过对有关信息的组织、选择、解释、加工和制作来影响公众舆论的耗散状态，进而促使其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一种社会过程。”[7]
由于舆论引导包含着对舆论进程进行某种“控制”的含义，所以有人就会认为它和现代民主的基本准则相冲突，甚至把它和文化专制联系起来。其实这是对舆论引导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第一，舆论本身是在引导中形成的，没有引导就没有舆论。任何社会舆论的形成，都会大致经过以下阶段：由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引发各种议论；个人意见通过沟通与议论圈而得到扩展；偶然事件的激发；意见领袖的引领；个人分散的意见得到整合，一定数量追随者产生，标志着一种社会舆论正式生成。[8]所以，舆论形成过程本身必然会有“意见领袖”对分散、自发的公众议论的引领，而充当“意见领袖”的有时是个人，有时是政党或别的组织，很多的时候是被称作“舆论机关”的媒体。舆论本身不可能在不“导”中形成，问题只是谁“导”了舆论。(www.xing528.com)
第二，需要通过舆论引导克服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舆论常常具有感性化、情绪化的特点和盲从等社会心理机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个人在群体中的盲从心理有非常深刻的剖析：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这种现象，在舆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确实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说：“在公共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9]舆论引导就是要通过理性的声音尽可能减少“公共舆论”中的这种“无穷错误”。
第三，舆论是各种政治力量意识形态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各种政治力量不可避免要通过引导舆论实现其政治利益或政治理想。如果说舆论引导必然包含某种意义上的“舆论控制”的话，那么这种“舆论控制”只要不越出其法律和政治伦理的合理边界，就是正当而且必要的。世界上的任何政治力量，不管它是否承认，都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手段进行这样的“舆论控制”。在任何一个社会，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都是必要的，是对社会进行良性治理的前提之一。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也绝不可能放弃对舆论的引导。
但是，在强调舆论引导必要性的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理性地、正确地引导舆论与尊重民意、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关系。和世界上任何事情一样，舆论引导的合理性是有其边界的，一旦僭越了边界就会走到事情的反面。这个边界第一条就是法律的框架，像林彪、“四人帮”这样搞“无法无天”的新闻控制，就不是合理的舆论引导，而是赤裸裸的文化暴政。第二条是媒体在充当“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时，首先要真正了解民情，掌握民愿，为人民代言。脱离民情、民愿的舆论引导也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第三条是讲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可以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以一部分人的意见不符合“导向”为由而剥夺其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也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以自己“代表多数人意见”为理由，剥夺少数人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说，舆论引导“应该以保障合法的自由传递的环境为限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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