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下的报纸舆论引导研究

第一节　舆　论

要把握舆论概念在传播学中的准确含义，我们认为进行一番中西文辞源学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舆”字在春秋末期出现，其含义是一种“车子”，后来，“舆”字和“人”字连用为“舆人”，意即造车的人。到后来，“舆人”这个词被赋予管理、驾驶车辆的人的意思。《左传》昭公七年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这里，“舆人”居于“士”和“皂”之下，列第六等，而“舆人”之上的皂是管事的小官，其下的隶则是隶卒。据考证，尽管“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却是拥有特殊技术和本领的人，在“国之大事，唯祀唯戎”的时代，他们的造车修车技术无疑会对战争成败有所影响。并且“舆人”还因可以跟随在主人身边，而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地位，有时有机会同主人说话。他们拥有田地，且能讲究衣冠穿着，其子弟还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战时随军而行的“舆人”有时还为战争出谋划策。^[1]所以他们显然不同于奴隶，不能属于被统治者的代表，而只能属于最高统治阶层眼中的地位低微的人。到后来，“舆人之诵”“舆人之论”便演变成泛指下等人的广泛议论、下层的普遍意见，也有“民心所向”的意思。《三国志·魏·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并怀伊邑。”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舆论”这个词。

卢梭第一个将“publique”（公众的）和“opinion”（观念、观点）合成“opinion publique”（公众舆论，英语是public opinion）。卢梭是著名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家，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准备者之一。他极力鼓吹主权在民，认为opinion publique是民意的表达、公意的展现，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舆论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压制性。opinion publique的提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的形成。

总体而论，舆论确实是民意的表达，它最广泛地反映着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民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情绪和愿望。所以，至今仍有很多人像卢梭那样认为，“社会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与看法，是社会全体成员或大多数人的共同信念，也可以说是信息沟通后的一种共鸣”^[2]。但是，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舆论常常是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的。它只是“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3]。只要在一定范围（这“范围”可以指任何特殊的人群，只要相对来说达到一定的规模）内形成共同的意见和声音，这些意见和声音就会在社会上产生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式，它就构成了舆论。所以许多舆论都只代表在某个范围的人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公众意见”“民意”。也因此社会上总有不同舆论的交锋。

陈健民认为，舆论是“就某些人和事，形成富于集合意识和整体知觉的对有关事态具有权威性、影响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4]。还有不少学者强调舆论形成过程中的“集体意识”和“整体知觉”。我认为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告诉我们，舆论不是一个个单个人意见的简单叠加与混合，在个人意见整合过程中，有着完全不同于个体心理的规律在发挥作用，这就是社会心理或群体心理形成的特殊规律。这种特殊规律也会对我们的舆论引导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良荣教授指出，舆论具有公开性、公共性、急迫性、广泛性、评价性等特性。公开性是指舆论在公开讨论中形成，又公开表达以实施干预。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内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也造成了舆论的开放性。公共性的具体体现是舆论指向的公共性和作用目标的公共性。急迫性是指舆论涉及的都是近在眼前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广泛性是指舆论存在范围的广泛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评价性是指舆论是一种意见，它不是一般的客观陈述，而是对事物（包括社会人物、事件、问题及其方方面面的社会联系等）作出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5](www.xing528.com)

舆论是经过公众公开讨论并得到公开表达后形成的，它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整合的机制。在近现代，这种整合很大程度上依赖可供公众公开讨论公共问题的公共平台。古代这种公共平台很少（也许，只有古希腊城邦公民大会之类的特例。在城邦公民大会上，公民们可通过自由发言对城邦所有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所以“舆人”们意见的整合只能在无数人口口相传中缓慢地进行，而且很重要的形式是传说、故事、歌谣乃至谶语。下层民众借这些东西裹挟着自己的情绪、期望和态度。近现代的舆论至少从形式上必须是以理性论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立场的，而古代下层民众就不可能真正以集体意志的形式理性地、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当然民心向背也给王朝更替带来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方式与近现代以来公众舆论对时局的影响方式有着很大差别。

所以，舆论作为一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力量，基本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因为舆论能成为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力量，需要存在大规模进行民主精神活动的主体——公众，而这是近代随市民社会的产生才产生的。同时，也需要有提供公众公开讨论的公共平台——大众媒介。没有大众媒介的参与，那么舆论就只能在口耳相传中扩散，使底层民众真的形成并表达某一意愿也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举的古代舆论影响政局的例子，很多其实只是一些迷信或权术的使用，而非真正表现为理性的诉求。如陈胜、吴广所制造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异象，为王莽篡权造势的“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之类的符命，为刘秀起事并发展推波助澜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之类的谶语。这些东西对影响某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情绪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政局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和近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大众媒介的产生是近代大众舆论产生的技术前提，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舆论是伴随着近代传播媒介的发达而日益成长的。尽管舆论本身也有科学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甚至是革命与反动的区别，但大众舆论形成本身所需要的那种信息广泛传播的渠道和公开讨论、公开表达的机制，是很容易对专制和愚民政权造成巨大冲击的。难怪，当近代传播方式刚刚出现时，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其恨之入骨。“有的封建王朝用强力来取缔报纸，像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一上台，就下令封闭所有报纸，连仅仅传播商业信息的报纸也不例外，违者处以重刑。有的制定出版法，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压制报纸，像法国封建王朝在1724—1763年两度颁布法令，严格限制书报出版，违者重罚。有的限制民间报纸，用发行官报的办法来控制新闻，像英国、意大利皆如此。”^[6]

舆论能够表达民意，凝聚人心，监督公权力的使用，还在社会上不同人群之间发挥着沟通意见、协调利益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它作为人心向背的“风向标”，要想捍卫一个政权，必然要努力把持舆论；要想推翻一个政权，也必然要先大造舆论。在大众传播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舆论更是成为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说舆论斗争的得失直接维系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绝不为过。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舆论的作用无限夸大化、神化。一方面，我们可以比较舆论和人文理论特别是哲学、神学等在社会运动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方式。舆论居于社会意识形态表层，表现为波涛汹涌，直接冲击社会走势，社会影响最为直接；哲学、神学理论则处于最底层，对社会走势影响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同时也更为深刻，是根基性的。另一方面，舆论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非理性的因素，这一点恰恰是要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等更具理性的声音以及其他社会机制予以矫正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德曾经专门讨论过理性、传统、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觉得这倒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理性可以慢慢影响社会思潮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社会舆论也可转变为比较稳定的社会思潮并进而经过学者加工积淀成为理性。昨日的传统必然会影响今天的舆论，而今天的舆论又慢慢积淀成为明天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