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艺术美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确立与重要性

第三节　美育的确立

从教育发展史来看，我国有着悠久的美育传统。不管是以儒家为主的注重人格塑造的“乐”教，还是以道家为主的注重自然恬淡的“默与天和”，抑或是当今旨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素质教育，都蕴涵着丰富的美育思想。进入20世纪以来，卓有成效的现代美育理论研究和相关的美育实践活动更为我国当前的美育发展提供了广博的知识背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我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形成时期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资本主义文明也涌入了华夏大地。新型的美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西学东渐”的大气候中形成的。当时，清廷颁布的各种“教育章程”中都提到了游戏、唱歌等科目的作用。当时虽然还没有“美育”一词，但人们对于美育的社会功能已明显有了认识。如在1905年《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中就提到：“教育机关云唱歌者，培养美感、高洁心情、涵养性情也。”后来，经过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学人对美育思想的系统阐述和努力实践，我国现代美育理论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美育理论深受时代思潮和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当时的学者大多学贯中西，所以，他们所阐释和实践的美育思想既不乏传统的伦理教化成分，又带有西方的科学理性因素，具有明显的中西合璧特色。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丰子恺等学人，在美育理论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尤以王、蔡两人为著。在我国美育思想史上，王国维首先提出了“美育”这一术语。他深受康德理论的影响，将人的精神分为“知、情、意”三部分，认为与此相适应，应该对人实行三种教育：“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4]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了美育的独立品格，将之与德育、智育相提并论。蔡元培则进一步明确了“美育”的概念，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教育，以陶冶情感为目的者也”。^[5]与传统的美育思想相比，近代思想家借助科学分析已明确认识到了美育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吸收了传统美育思想的精华，以传统美育重“成人”的思想来阐释现代美育的功能。如王国维对孔子的“乐教”大加赞赏；蔡元培认为美育的作用在于“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6]鲁迅也著文讨论了美育的社会功能，认为文艺可以涵养人的神思、美善人的性情等。这都与传统的“成人”思想一脉相承。

其二，当时的中国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后，列强纷纷染指中华，大江南北插满了万国旗帜。“救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美育救国论”是当时众多救国理论之一。所以，这一时期的美育思想具有浓厚的救国气息，且十分注重理论的现实操作性。

王国维有感于西人对我民族“东亚病夫”之蔑称，著文强调了美育的情感教化作用，认为只有通过美育，方能拯救沉迷于吸食鸦片之中的国民。蔡元培针对社会现实，提出了“美育代宗教”说，他讲应该把戏剧、图画及旅行等引进学校，让人们改变一些不良的嗜好，以美育陶冶人的心灵；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美育实施方案，如关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社会美育的设想；奔走于祖国各地创办各类艺术院校，举办讲座等。陶行知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真善美相统一”的教学原则。鲁迅、丰子恺则致力于儿童美育，强调了青少年读本的趣味性和健康性，他们为儿童创作的作品和译作，至今仍是进行儿童美育的极好教材。此外，关宽之、吕徵等人的美育思想也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刊有美育方面的文章，还有专门的美育刊物，并出版了专门的论著和译著，如“中华美育会”于1920年创办的《美育》月刊，李金发在1928年创办的《美育》杂志；不过，由于现代美育思想刚刚起步，所以大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如丰子恺译著的《艺术教育》就是由10篇单独成体的文章组成的。虽然这一时期没有系统的理论专著，但当时的论文却涉及了美育的方方面面，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已有了相当的建树。其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为我国美育界所沿用，如《美育的实施方法》（蔡元培）、《关于儿童教育》（丰子恺）、《中学校的美育实施》（吕凤子）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美育名篇。

二、20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美育思想的休眠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与生死”是时代的主题。面对侵略者，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起武器，“美育救国”等就显得相当苍白。所以，这一时期的美育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的《谈美——给青年们的第十三封信》。书中论及了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美的作用以及人生艺术化等问题，这本书好比一副清凉剂，多少给饱受战争煎熬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安慰。另外，当时以各种形式组织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以及后期延安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文艺创作，可以说是美育理论在战争年代的自发运用了。那些四处传唱的抗日救亡歌曲和各种战时文艺作品，蕴含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以文艺的特殊魅力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昂扬斗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美育了。

新中国成立后，美育被重新提到了教育日程上。当时制定的教育方针中明确指出，要使受教育者“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在所颁布的中小学及学龄前教育的暂行规定中，也都提到了美育的要求和任务。如1952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就提到：“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时候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四育”并提的。1962年，刘佛年教授主编的《教育学》中也提到了美育；《文汇报》等报刊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专门讨论美育的文章。不过，这一时期的美育除了在国家政策方针上有所起色外，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在理论研究方面更没有进展。尤其是“文革”时期，刚刚复苏的美育事业又被无情地摧残了。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艺术珍品被摧毁，音乐、美术等课程被撤销，教师、艺术工作者、学者纷纷被打成右派或关进“牛棚”，除了“样板戏”和“忠字舞”以外，人们的生活中再没有任何的审美活动。

整整十年，人们的精神生活一片空白，“审美”完全被畸形发展的理性所扼杀，审美素质急剧下降，甚至以“丑”为美。十年动乱，对于我国美育事业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造成了我国现代美育发展的一个断层，整整一代人成为这个断层的牺牲品。十年的清一色衣裳，十年的“样板戏”，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这一切几乎使得美和美育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殆尽。所以，“文革”结束后，对于美育事业来说，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美育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1979年，我国美育事业迎来了它的新生。首先是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周扬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首先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美育是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和情操的有力手段”，要求“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美育”。1981年，国家颁布的《全日制重点中学教育计划试行草案》中就增加了对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的内容。在“七五”计划中，美育则重新与德育、智育相提并论。1989年，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岚清也特别指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7]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90年代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发展，中央政府也开始关注美育的问题。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领导同志在各种场合提到要重视美育与艺术教育；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设专节论述了美育的重要性；1999年3月，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同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经了战争烽火，遭遇了“文革”重创的美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这些可喜变革也再次鼓舞和激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美育理论的关注和研究。1980年，第一届全国美学会在昆明召开，美育就是其中一个专门的议题。会后，全国美育研究会和地方省市的美育研究会相继成立，各级各类的美育研讨会也相继召开，报纸杂志则争相发表了相关文章。湖南美学会还创办了普及性的《美育》杂志（1990年后更名为《真善美》），《中国教育报》则开辟了专门的“美育天地”。全国出现了喜人的“美育热”。

这一时期的美育理论研究，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微观阐述，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独立的美育学科已初步形成

自从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提出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教育科学之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家们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国内外优秀的审美教育理论，并积极利用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加强了对美育独立品格的研究，力求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样，经过80年代初期的收集、整理、翻译介绍等美育恢复工作之后，到了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对于美育的理论研究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为许多具有一定科学理论构架的美育专著的出现，如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一书，就对美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既有宏观上的理论分析，也有微观上的方法、途径等方面的探讨。随着美育理论研究的初具规模，国家教委在1992年颁布了《中等专业学校（非艺术类）美育基础教学大纲（试行）》，在各中专院校开设了美育课；之后，许多高校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美育研究中心。

（二）形成颇具特色的“大美育观”

当代的美育理论不再是单纯强调美育的独立品格，而是突出了美育的综合性，强调“美育是多种教育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的无形的有机融合”^[8]。如在学校美育方面，不再是简单地将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等相提并论，指出真正的美育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是一种“旨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融合式教育”^[9]。另外，当代的美育理论还扩大了美育的内涵，指出美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感性教育”，它与人的理性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阐述了美育的真正目的是实现感性和理性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有学者指出当代美育应是“人格教育、趣味教育和情感教育”的有机结合。^[10](www.xing528.com)

（三）美育功能的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势

现代社会由于过分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常常忽视了人和人的情感，加上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浪潮又无情地涤荡着现代人的精神追求，针对这一现实，学者们纷纷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审美教育的当代使命问题，从不同侧面研究美育的功能。有的学者强调了美育的人文性，并密切联系我国的国情和美育实际，指出美育虽不能为人们提供赚钱的技能，却能帮助人们“发现和创造个体在世界中的意义和与人交流的价值”^[11]；有的学者则根据大众文化下“单面人”的出现，强调了美育的精神魅力，指出“美育的当代使命是拯救感性沉沦中的大众”^[12]；而有的学者则强调美育的人格塑造力量抑或趣味引导作用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叶朗先生有关“人生审美化境界”的学说，强调了美育的价值导向功能，指出通过美育能帮助人们从容摆脱物欲，走向生机勃勃的“人生境界”。

另外，在中西方理论交流上，已不再是简单地吸收，而是加强了对话意识，强调了美育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

【注释】

[1]《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七《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3页。

[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72页。

[4]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5]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6]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7]《李岚清副总理在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_ZYJA406.000.htm

[8] 王善忠：《美育教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9] 滕守尧：《美育：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0] 樊美筠：《论美育的现代使命》，《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

[11] 杜卫：《现代美育学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 罗筠筠：《美育的当代使命：拯救感性沉沦中的大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