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艺术美育功能研究成果

第三节　不同时期电视艺术美育功能的不同特点

我国的电视艺术作为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年轻的一类，自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1958年开播，至今已走过50余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化背景下，电视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有不同的特点。

在电视早期发展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电视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宣传。^[6]这符合我国广播电视事业一贯作为国家政府宣传喉舌的角色定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电视节目纷纷变脸，节目类型与内容严格受到限制，栏目都被披上了政治宣教的色彩。改革开放后，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电视台开始谋求改革，独立发展，诞生了一批在当时经历了体制、栏目、管理、文化等多重改革之后的新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化浪潮影响着电视行业的发展，电视也由此进入发展的转型期。这同时也对电视提出了新的要求。电视主观上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同时，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客观上要求电视必须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背景。

基于中国电视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结合电视节目形式的发展，电视艺术美育功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就狭义电视艺术美育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电视艺术如何通过电视屏幕实现思想引导、文化教育、知识传授、科技传播、审美教育、素质培养等功能；就其广义范畴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电视艺术如何实现良好的人格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人文教育，即从具体的电视节目、栏目到全方位的电视人文教育与审美。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电视节目与电视观众两者及其相互关系，并基于此来探究不同时期电视艺术美育功能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一、“思想教化”时代

这一时期具体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中国电视诞生于电视事业发展的国际性热潮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给予它另一个重要的推动。经济的困难和技术的落后，使中国电视营养不良、发育缓慢，半封闭环境和“左”倾的干扰也或多或少地阻碍着中国电视的成长。195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电视台基建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电视大跃进”的口号。在当时我国还没有能力大批量生产电视机，完全依赖进口电视机，电视机仍然是奢侈品的时代背景下，1960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大力发展电视台、试验台、转播台，扩大电视台数量的决策。至1963年，全国电视台、试播台、转播台达36座。短短的三年时间，台数增加26座，增长近4倍。至1971年，全国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已达80座，增长近8倍。同时期在电视剧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口菜饼子》、《党救活了他》、《相亲记》、《新的一代》、《火种》等优秀剧目。在文艺栏目方面，北京电视台举办了三次“笑的晚会”，响应国家休养生息、缓压减压的政策。晚会采用当今仍然广受欢迎的小品相声、滑稽表演等节目形式，为广大观众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喜剧娱乐。但是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因素以及文化氛围的影响，这类节目并未受到好评，而是被盖棺定论为“庸俗的”、“廉价的”电视节目。时过境迁，如今一年一度饱受期待的春节联欢晚会，事实上也是利用同样的艺术创作手法，为全国观众奉献了一道视觉大餐。

“文革”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强调党对广播电视事业的绝对领导，以确保舆论机构的绝对安全。“文革”开始后，诸多电视人以及电视栏目被扣上“封资修”、“坏节目”的帽子，电视台奉令停播，后又奉令复播。但毫无疑问，只有继续走“左”的路线，才能保全电视台的存活。电视屏幕上演的不是革命剧，就是样板戏，甚至成为“斗、改、批”的阵地。总体来看，“文革”时期，我国的电视事业基本上以政治为中心，业务其次，电视艺术发展大为受挫。

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我国电视艺术发展几经坎坷波折，受大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较深，电视台并非独立发展的实体，最终促使其沦为思想的宣传品，政治舆论的造势者。

这一时期的电视内容主要是承载着党和政府主流价值的宣传以及对公众进行教育的功能^[7]，在新闻、社教、文艺以至少儿、体育、服务等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个时代也被称作“宣传品”时代。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折，广播电视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美育发展停滞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美育尽管在国家政策方针上有所发展，在硬件环境上有所起步，但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在理论研究方面更没有实现进展。尤其是“文革”时期，刚刚开始复苏的美育事业又被无情地摧残了。在“左”倾思想的误导下，艺术品被摧毁，音乐、美术等课程被撤销，教师、艺术工作者、学者等纷纷被打成反革命或关进“牛棚”……除了“样板戏”和“忠字舞”以外，人们的生活中再没有任何审美活动。整整十年，中华大地成了一片文化沙漠，多少学人浪费了十年光阴，任画笔蒙尘、稿纸成灰。^[8]

（二）以丑为美、美育颠倒的时代

1966年至1976年的整整十年间，人们的精神生活一片空白，审美教育完全被畸形发展的非理性所扼杀，审美素质急剧下降，甚至以“丑”为美。这十年，对我国美育事业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造成了我国现代美育发展的一个断层，整整一代人成为这个断层的牺牲品。十年的封闭批斗，十年的“样板戏”，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这一切几乎使得美和美育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殆尽。所以，“文革”结束后，对于美育事业来说，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这一时期，电视机以及电视用户的数量极为有限，电视作为奢侈品，看电视局限于有电视机购买力的消费者，因此，电视节目所能覆盖的人群不到总人口的0.1%。基本的电视机拥有量无法得到保证，电视的美育功能发挥得极为有限。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还是政治思想的宣传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

从这一时期的电视事业来看，总结其发展状况及其作品，电视艺术的美育功能特点主要是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性、绝对的阶级性、相对的单一性、浓厚的教化性以及长期的被动性。

二、多方探索时代

这一时期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

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极“左”路线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型的过渡阶段，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全国各地，改革是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电视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电视传媒从业者的个人职业化诉求和专业化追求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重视。政治宣教时代的电视节目创作者模糊的个人形象，在这一时期得以凸显。尽管电视节目不可能完全摆脱宣传教育的色彩和功能，总体上看却已不再是“宣传品”，而成为“作品”。^[9]

进入90年代，随着有线网络与卫星技术的应用，以及在加强覆盖的“四级办台”方针及寻求市场发展两方面因素的同时作用下，出现了有线与无线、事业与企业、综合与专业的各种规模的电视台，县级以下的村镇也纷纷办起了广播电视。到90年代末，中国电视已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卫星、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现代化电视传播网络，无线电视台的数量达到4943座，有线电视台1285座，共播出1005套电视节目，其中卫星频道有30多套。国际频道信号已送往全球。中国的电视机拥有量已经超过了3亿，电视观众也超过了10亿。在这个阶段，我国的有线电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下一步的产业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述数字无疑体现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出现的发展高潮，但同时，一些并不具备办台条件的地区也一哄而上，一些具备办台条件的也没有在加强覆盖和市场发展二者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是硬件的重复建设；二是无序竞争的产生，一个城市有几个甚至十几个电视台同时播放一档节目，广告收费互相压价等情况不断出现；三是电视台的管理也出现新的问题，“治散治滥”成为一项不得不进行的工作任务。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都憧憬着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但现实却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依然匮乏。封闭的中国大陆开始海纳百川。百货店里的舶来品，让人们充满了向往与渴望。于是，长期被排斥的境外文化，如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的电视剧逐渐被引入中国，为中国电视剧注入了新的元素。^[10]来自欧美、日本、香港等地的译制片给我国观众带来了新的思想，对人民的生活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另一方面，国家鼓励自制国产电视剧。1983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达到了4000多部，如《末代皇帝》、《西游记》、《红楼梦》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至今仍影响力不减。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50年代以来，中国观众在戏剧和影视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革命英雄，而霍元甲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在银幕上消失已久的民间英雄的呼唤。随后，《霍东阁》、《陈真》相继在荧屏亮相，形成了“精武门三部曲”。精武门文化的流行，不仅预示着中国武侠电视剧高潮的到来，也成为风行神州的粤语文化的前奏，更重要的是，它掀起了一股新的民族主义热情。这些连续剧的出现，对过去主要只观看单集电视剧的中国观众来说，无疑有其独特魅力：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故事离奇……这种大制作和娱乐化的倾向，为中国电视剧从政治化向大众化、生活化的转型提供了参照和启示。同时，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电视节目形式还是节目类型上，都更加丰富多彩，在创作上也更加新颖成熟。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香港歌星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红遍中国，掀起了人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高潮。

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艺术以“平民”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这种平民情结首先体现在传统价值的回归，代表性作品是90年代初的《渴望》。它是一部讲述家长里短的家庭剧，完全满足了老百姓对好人坏人、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想象，既不超凡脱俗，也不庸俗委琐。这一切，使得《渴望》成为当时最贴近老百姓的道德判断标准、最能代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作品，让观众找到了一种失落已久的文化归属感。影视作品的平民化倾向成为那个时代电视剧的主流，电视剧创作也更加趋于生活化、温情化，富有感染力。

同时，从这一时期的电视节目来看，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提出了“真诚面对观众”的口号，“也是这个口号，开启了电视节目平民语态的大门”^[11]。平民语态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电视语言开始从说“官话”、“套话”向说“人话”转变，亲切家常、考虑受众需求成为平民语态的特点。多年来人们听惯了也听烦了板着面孔说教的宣教节目，平民语态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吹开了电视观众的心扉。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更是让这种语态空前活跃起来。

其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视广告的出现，给予了电视台更大的生存发展基础，也给电视观众传递了商业消费的信息，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商品的知名度，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看广告买东西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新闻类栏目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发布会，也不再仅仅是政治话题的大讲堂，更多借鉴、更多元化的改革，从而也就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以广东电视台为例，在作出了种种改版的举动后，1982年，喜爱广东电视台新闻的观众人数从1980年的倒数第一上升到第四位^[12]，1986年更是居于全国之首。

（一）时代为美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这一时期，我国电视艺术美育也进入了多元探索的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电视艺术美育进入了恢复和繁荣时期。1979年，我国美育事业迎来了它的新生。首先是国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周扬在第四届文代会上首先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美育是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和情操的有力手段”，要求“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美育”。

1981年，国家颁布的《全日制重点中学教育计划试行草案》中就增加了审美能力培养的内容。在“七五”计划中，美育则重新与德育、智育相提并论。1989年，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岚清也特别指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13]，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90年代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发展，党中央也开始关注美育的问题。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文化艺术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一方面，全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为电视艺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文化艺术思潮活跃等大背景之下，人们对电视美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经过30余年的发展，电视媒体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的观众基础，形成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力。另外，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为电视艺术美育实践提供了物质层面的可能性；双休日等国家休假制度的推行，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为电视艺术实践创造了平台。

（二）美育进入稳定恢复的时代

历经了战争烽火，又遭遇了“文革”重创的美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这些可喜变革也鼓舞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美育理论的关注和研究。1980年，第一届全国美学会在昆明召开，美育就是其中一个专门的议题。会后，全国美育研究会和地方省市的美育研究会相继成立，各级各类的美育研讨会也相继召开，报纸杂志则争相刊发了相关文章，全国出现了可喜的“美育热”。这一时期的美育理论研究，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微观阐述，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美育总体呈现出变革创新的特点，从相对的开放性、单一化向多元化过渡，从政治层面向市场层面转移，从绝对的阶级性向大众性转变，以及从被动性向主动性尝试。

三、多元创新时代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美育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金融、通讯、运输、服务等各个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价值体系、民族观念、消费行为的转变），人们用“全球化”来描述这一发展变革及其意义。^[14]“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其所带来的影响席卷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国际交流频繁的国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同时，现代电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科学技术的产物，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涉及经济贸易，又关乎时事政治。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中，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现代电视也借助这股洪流，在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下，不断地作出自我调整和完善，实现了又一次的飞跃。

经济全球化导致传媒功能的产业化。1998年，美国摩根斯坦利全球投资报告对依靠11种产业建立起世界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要的年限作了统计分析，发现传媒业所需的年限为8年，远远短于其他行业。^[15]20世纪后期，西方一些大的传媒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产业的调整和组合，形成了一批规模巨大的传媒产业集团。在我国，电视传媒的产业政策的确定也越来越明确。随着全球化浪潮中电视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信息量的需求不断增长，作为承载信息的重要载体，电视媒介的信息供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需求、引导消费，甚至可以制造市场。需要指出的是，电视传媒既不同于一般的工业企业，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事业，电视所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而非一般的商品。在电视传媒的改革中，既要考虑到电视传媒的一般行业属性，同时又要兼顾电视传媒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电视传媒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电视节目内容与市场、与观众的收视需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注重“宣传”而不考虑受众的观念和做法已经很难获得现实的市场支持。一些以往在主流电视媒体中不太提及的字眼，成为近些年来电视媒体从业者所关注的焦点，如产业化、集团化、市场、效益、效率、收视率、受众需求以及成本核算、营销、广告等，并影响着他们的电视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电视内容，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选择，从电视节目内容的组织、策划、运行直到最终的价值实现，这一特征体现得日益明显。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电视生产与传播时代”，这一时期的电视节目内容也被称作电视“产品”。^[16]

我们首先来看电视艺术中电视剧的创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金庸原著改编而成的金庸武侠剧系列，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等风靡一时。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的种种希望、寄托和梦想通过这些想象中的武侠故事得到了传达，人们沉醉在武侠世界里，来自现实世界的种种压力在这里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和释放。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内地开始刮起一股偶像剧旋风，从《将爱情进行到底》开始，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电视剧取材的日益多样化，昭示着一个新的电视剧时代的来临。步入新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日益多元化，更加促进了电视业的繁荣。近年来，一系列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以《亮剑》和《士兵突击》等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它们契合了这个时代人们对理想、信念的呼唤和追求。它们都强烈地体现出一种精神，一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没有流失的精神，一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能缺失的精神。在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和偶像剧大放异彩的同时，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家庭剧也并没有在荧屏上销声匿迹，这类电视剧（如《金婚》、《媳妇的美好时代》等）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注重以情动人，于平淡中体味亲情，让观众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中国民众爱看家庭剧，反映出亲情仍然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价值。家庭情感是电视剧永恒的主题，最能打动人的还是亲情。

再来看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早些年，《正大综艺》、《综艺大观》等电视综艺类节目曾风靡一时，可谓开内地娱乐节目的先河。此类节目的文化氛围浓厚，无论是《正大综艺》游历世界的趣味问答还是《综艺大观》传统的相声小品，都给观众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近年来，随着《快乐大本营》等一批新娱乐节目的兴起，传统的综艺类节目逐步淡出了荧屏。新娱乐节目时尚的内容与轻松搞笑的语言氛围一时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于是，类似的节目风起云涌，渐渐充斥了大半个电视屏幕。在目不暇接的选秀娱乐类节目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快乐大本营》那样自然愉快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无底线的游戏、泛泛的节目流程与主持人过分夸张的互动串场。自从《超级女声》在国内大获成功后，大量的选秀节目开始充斥我们的眼球，“型秀”、“快男”等一个又一个节目使人应接不暇，全社会掀起了娱乐化的浪潮。在这场浪潮中，电视媒体创造了史无前例的高收视率。的确，作为一个衡量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以收视率为标准来评价电视节目，可以说是电视走向观众、贴近观众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所说，收视率是把双刃剑，运用适度，它会使媒体更好地考虑观众需求；如果运用过度，它就会使媒体走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低俗化之路。而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一些电视台已经走上了“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道路，把收视率请上了神坛，以收视率论英雄，以收视率来决定节目的存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已经从“明星时代”走入“大众时代”，电视节目的“生杀”大权越来越明显地掌控在普通大众手里。

（一）电视艺术美育进入多元化时代

电视这一媒介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时，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电视已不再仅仅是载体与传体，电视本身需要承担责任，海量的传播内容和信息需要电视的把关人做出抉择，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代表着更加复杂的判断标准与执行方式。如何剖析新闻事件、焦点人物，代表着电视台以及电视人的观点及立场。

受众，不再是待射的靶子，单向的传播一去不复返。电视观众的群体在年龄上有了更大的跨度，从幼儿至老人，如何提高观众满意度，如何真正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平，充实精神文化生活，是国家、社会与业界的重要目标。而诸如电视节目的开机率、收视率、市场占有率等等反馈指标，又决定着该电视节目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一边是质量，一边是数量，一边是长远，一边是眼前，一边是精神生活，一边是收视数据，两边都要抓，两边都要硬，是当前电视艺术美育所应承担的艰巨任务。

（二）电视艺术美育进入创新时代

进入21世纪，新媒体的出现给电视这个并不“旧”的媒体带来急速的冲击，电视与新媒体的新鲜与速度之争，电视如何保住自己的阵地，还是电视节目质量、电视美育功能、电视观众满意度说了算。

总而言之，21世纪电视艺术美育肩负的重任与面临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电视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化，所承担的美育功能也更加具有挑战性。电视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今，受众面对的传播市场更加开放，受众心理也更难以预测。有鉴于此，电视唯有在内容的广度上不断突破创新，在内涵的深度上不断挖掘提炼，才是在此时代背景下的积极对策。

【注释】

[1] 刘秀梅、莫晓菲：《高度综合、兼容并蓄的美学趋向——跨世纪电视艺术的审美透视》，《学术交流》1999年第2期。

[2] 马铭：《谈电视艺术的基本特性》，《理论观察》2002年第1期。

[3]徐正浩、杨萌：《关于电视艺术审美价值的几点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光明日报》2006年9月14日。

[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_10/24/content_6938568_6.htm

[6]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7] 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8] 梁红燕：《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125页。

[9] 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10] 程萌、罗婷、刘雄峰：《中国电视剧——流金五十年》，http://focus.hustonlinen.et/html/2010-1-10/68705.shtml

[11] 高红波：《转型期中国电视语态的变迁》，《声屏世界》2008年第12期。

[12]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13] 李岚清：《在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行知研究》1995年第1期。

[14] 顾琴：《试论现代电视的美育功能》，扬州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15] 顾琴：《试论现代电视的美育功能》，扬州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16] 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