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于自身价值确立的目的，元代儒生开始抛弃传统的以功名论成败的评价方式，转而以儒生的学识、襟怀、文才等儒者的修养为主要评判标准。他们常常把儒生中的佼佼者称为“英豪”。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就把散曲曲家编成“古今群英”[23]一百五十人。在《录鬼簿》中，作者也一再将出色的士人称为“英雄”、“豪杰”。如【吊吴中立】：“莱芜穷又染维摩病，想天公忒世情，使英雄遗恨难平。”【吊王伯成】：“马致远、忘年友，张仁卿、莫逆交，超群类一代英豪。”【吊史九散仙】：“编《胡蝶庄周梦》，上麒麟图画中，千古英雄。”【吊黄德润】：“一心似水道为邻，四体如春德润身，风流才调真英俊。”[2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生的评判标准中，“英豪”首先是文才出众者。正如散曲“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中所言，文人把“席上挥毫”与“江中斩蛟”、“云间射雕”相提并论，将“诗情”和“剑气”等同视之，正反映出元代儒生自己的价值评判，是对当时民间对儒者的轻视的反拨。儒生在元代的低下地位，使得穷通进退已不能与儒生个人的才华能力联系在一起，功名机遇的普遍丧失使得元儒们评定英豪时“不把穷通较”。这样的士人聚在一起以文会友，当没有了外界的眼光，儒生们会以纯粹的文才及气质作为评判标准。因此，在《录鬼簿》中，众多的仕途失意的曲家都是以出众的文才和儒雅的风度成为元代士人心目中的“一代人物”的。如：
宣庸甫：日与诗人墨客讨论经史、商搉古今，或赋诗饮酒、填词歌曲、蹴踘吹箫，诚一代人物也。
沐仲易：读书敏捷，工于诗，尤精书法，乐府、隐语皆能穷其妙，一时大夫士交口称叹。
金元素：风流韫藉，度量宽洪，笑谈吟咏，别成一家。
月景辉：公人物俊伟，襟怀洒落。吟诗和曲，笔不停思。
黄德润：公有乐府，播于世人耳目，无贤愚皆称赏焉。
虎伯恭：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首称云。[25]
对于元代少数功业有成、主政一方的士大夫，文才和儒者风度仍然是他们在文坛内赢得声名的主要途径。如贾伯坚贵为扬州路总管，他在文坛的扬名来自于他的创作和“急就章”的捷才：“（贾伯坚）善乐府，谐音律。有《朱砂渍玉鼎·庆元贞》盛行于世。至初任满时，新太守到任，僚属设席于路后堂，庆新送旧。席间，新指上高竿为题，求公乐府，公不停思，咏【水仙子】一阕，满座称赏。”[26]僚属公然在宴席之上，对新任太守出题考核，正说明士人们对于一个官员的文才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而“公不停思”，一阕《水仙子》为他迎得了真正的声名。从钟嗣成对这个故事的记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元代大量士人被朝廷弃用的现实也促使元代士人的价值观从外在的建功立业转向了内在的文才和风度上。脱离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文人开始正视士人自身拥有的真实能力。这也是《录鬼簿》和《青楼集》这一类专为才华出众而地位低贱者立传的作品在元代出现的社会思想基础。
然而这种儒者形象的坚守和士人评价标准的转变还只是属于抗争外在表现，对于儒生个体而言，仍需要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足以维持这种抗争状态。元代儒生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养气说”是元代儒生经常论及的一个话题。
清人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关于诗歌主气的一段带有集大成意味的论述作为后期气论的代表：“夫气以雄放为贵，若长江、大河，涛翻云涌，滔滔莽莽，是天下之至动者也。然非有至静者宰乎其中，以为之根，则或放而易尽，或刚而不调，气虽盛，而是客气，非真气矣。故气须以至动涵至静，非养不可。”养成浩然之气的根本在于达到这样一种心泰然无事而常乐，世俗之荣辱不足为己之轻重的理想道德境界。
至此，我们可以将儒生的精神追求区分为由内到外和由外而内两大系列：前者是向外发散，意气昂扬，要求自我实现，即“外王”弘道；后者向内收敛，宁静观照，要求和谐整一，即“内圣”修身。这种足以与世俗抗争的精神境界就是内圣修身的精神追求，是元代士人从外王的政治理想失意后的儒者追求的转换。
郝经的《养说》强调儒者之“气”必由后天养成：“古之大圣大贤，莫不有以养之者。尊养时晦，时纯熙矣，此武王之所以养其武也；‘公孙硕肤，赤舄几几’，此周公之所以养其圣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颜、曾之所以养其贤也；至大至刚，养而无害，浩然塞于天地间，此孟子之所以养其气也。由此观之，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27]
元代另一位大儒吴澄在《别赵子昂序》进一步区别了自然之气和养成之气：“盈天地之间一气耳，人得是气而有形，有形斯有声，有声斯有言，言之精者为文。文也者，本乎气也。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画《易》造书以来，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复少，天地之气固然。必有豪杰之士出于其间，养之异，学之到，足以变化其气，其文乃不与世而俱。”[28]这段话阐明了人生而有气，但这种气与“天地之气通为一”，豪杰之士的不与俗同之处在于通过“养”与“学”以“变化其气”，当后天的“养成”施之于文时，这样的文才“不与世而俱”。具体的养与学又是指什么呢？吴澄在下文中以赵子昂为例，给予了说明：“心不挫于物而所养者完，其学又知通经为本，与余论及书乐，识见夐出流俗之表。”可见，道德境界的修养完善和学识的博大精深，最终实现了豪杰之士内在气质的升华，这样的士人的作品才能“不与世而俱”，超然于世俗之外了。
这种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人生态度，是元代士人经历了儒者社会价值的失落，对生命价值的恐慌后，逐渐找到的与自我和解的精神之路。只有走到这一步，元代士人才能真正从激愤、焦虑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儒学修养不再是他们实现名利或实现不朽的工具，而真正变成了他们心中自发自愿的快乐之源。只有在这时，浩然之气才能筑造出一个独属于元代的“豪杰”来。(https://www.xing528.com)
白贲的《正宫·鹦鹉曲》在元代最负盛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曲律和谐，用字精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支散曲写出了元代士人最后的心灵归宿。曲词中写道：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此曲被推为曲中“最上品”，作者因此被赞为“如太华孤峰”[29]，其原因除了对于音韵的要求非常高，创作难度相当大之外，此曲中的高雅意蕴也历来为士人所称道。曲中渔父自称“不识字”，其思想境界却远胜于凡夫俗子。“满眼青山”早已不是衣食所系，而成为渔父心灵的乐土。他的不识字，更像是对儒者身份的解脱。因为不识字，他不再担负儒者济世的使命。他的儒学修养只会滋养他自己的心灵，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江南烟雨”），他总能在风雨中“睡煞”，这种沉睡，更多是一种儒生在排除世情纷扰后的精神独立。“觉来满眼青山”，看穿世情后的智者才能真正从生活中看出生活之美，他热爱生命却不受制于生命，一个真正的儒者在穷尽学识之时，也不会拘泥于学识，“抖擞绿蓑归去”的渔父主动奔向了自己的桃花源。这样的“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潇洒才是元代儒生追求的至境。
这种心中的真乐，才能使饱受世情打压的儒生能放开心中的焦虑，寻求坦荡洒落的精神乐境。这种精神的大解脱成为一部分优秀的元代儒生面对世俗时的解药，让他们从世俗的混乱中抽离出来。当这类人超脱出了世情的藩篱时，他们展现出的洒脱之气让他们占据了元代儒生群中的心灵高位。可以说，这样的“豪杰”之士才是儒生中真正的豪杰，是儒生中的精神领袖。
另外，由于元代士人洒脱来自于对社会意识的超越，这也使得他们的“洒脱”始终区别于道、释的“虚无”。从元代归隐、游历题材散曲中突出的“有我之境”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元代散曲家们并不是故意忽略现实，他们在作品中刻画的自然田园充斥着社会现实生活的痕迹，是一种对于痛苦的现实生活的逆向思维和精神超越。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儒者的精神追求对于元代文人创作的深刻影响。
从元散曲描绘的元代士人的生活画面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始终是以浓厚的文人生活情趣为基调的。不论是穷困时感叹雪夜折梅的尴尬，还是幻想中理想田园的闲适，他们的散曲中都不曾忘记自己的文人身份。即使是与渔樵为伍，隐居田园，诗酒书茶也是他们赖以区别于凡夫俗子的醒目标志。以曾瑞的《般涉调·哨遍·村居》为例：
【幺】量力经营，数间茅屋临人境，车马少得安宁。有书堂药室茶亭，甚齐整。鱼池内菱芡，溪岸上鸡鹅，壮观我乘高兴。缫车响蝉声相应，妻蚕女茧，婢织奴耕。陇头残月荷锄歌，牛背夕阳短笛横，听农家野调山声。
【耍孩儿】虽然蔬圃衠畦径，搀造化夺时发生。也和治世一般平，桔槔便当权衡。堤防着雨涝开沟洫，准备着天晴浍水坑。栽排定，生涯要久远，养子望聪明。
【幺】把闲花野草都锄净，尚又怕稊稗交生。桑榆高接暮云平，笋黄菜绿瓜青。葫芦花发香风细，杨柳阴浓暑气清。开心镜，静观消长，闲考亏盈。
【五煞】菜老便枯，菜嫩便荣，荣枯消长教人为证。菜因浇灌多荣旺，人为功名苦战争。徒然竞，百年身世，数度阴晴。
【四】兴来画片山，闲来看卷经，推敲访友针诗病。消磨世态杯中酒，聚散人情水上萍。心方定，但缘有酒，与世忘形。
曲中既写了农家乐、乡野情，又用儒者的高雅审美趣味将其美化，是一幅明显的文人化了的乡居图。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生活环境悠闲适意，乡邻朴直有礼，他们在与诗朋酒友的高雅交往中过着诗意雅致的生活。它的文人化的倾向如此明显，以至于散曲很难被解读为作者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摹写，而更像是作者在幻想自己的精神家园。多数涉及田园归隐的散曲作品都属于此类。
另有少数作品则显然写出了儒生生活中的另一面。在这样的生活中，儒生的居所景象萧索“老树支门，荒蒲绕岸，苦竹圈笆”（乔吉《双调·折桂令·荆溪即事》），他们因入仕无门而生活艰难“寒风透户，夜永更深”（丘士元《双调·折桂令·秋晚》），孤寒交迫“寒侵帐幕，冷湿阑干”（白朴《大石调·青杏子·咏雪》），物质生活极其贫困。但就是在描写这样的困苦生活的同时，士人的雅兴总是在的，他们“冻骑驴灞陵桥上”，仍不忘“对梅花细说愁烦”。士人的雅趣冲淡了生活的苦，精神的丰富让描写现实生活的散曲作品也有了雅意。这之间的矛盾正是儒生环境和心境、现实和理想的冲突的体现。
元代曲家以写实的手法直陈生存的艰难，却又难以放弃自己的文人身份，即使现实迫使他们以吏、医、商等其他身份谋得生存之资，但他们的内心世界仍然只有文学可以表达，他们也只有在文人的世界中才能获得慰藉。以高雅的文人情趣抵御现实的困境，这是元代散曲创作动机和艺术特色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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