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中的重利务实文化基因

元代的统治者来自于草原，他们的特质需要是很难做到自给自足的。因此，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由来已久。他们不断地向外扩张本身就是满足自己生存物资需求的表现。统一中原后，元蒙统治者奉行的经济至上的政策也极大地刺激了元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原的城市经济在元代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态势。如元初的大都、平阳府及元代中后期的杭州等都发展成为涉及全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各类人才聚集，商业及文化活动异常活跃，马可波罗也曾羡慕地写道：“中国的城市，既大且富，商人众多”。“尤其是大都，至所有珍宝之数，更非世界任何城市可比。”^[12]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元代市民文化，与儒学对物质享受的轻视和对商业的贬低不同，一直是崇尚物质的，从民间一直盛行的拜财神等活动可知经济富足一直是平民阶层的梦想。元代的重商政策又加大了民间这种重利的风气。于是我们可以在元散曲中看到大量融入了商业元素的作品。元散曲中的一个特色就在于以商业话语言情，表现出浓厚的商业气息。如：

本利对相思若不还，则告与那能索债愁眉泪眼。

——关汉卿《双调·沉醉东风》

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利，这本钱见他时才算得。

——徐再思《双调·清江引·相思》

搅柔肠离恨病相兼，重聚首佳期卦怎占？豫章城开了座相思店。闷勾肆儿逐日添，愁行货顿塌在眉尖。税钱比茶船上欠，斤两去等秤上掂，吃紧的历册般拘钤。

——乔吉《双调·水仙子·为友人作》

从这些散曲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商业气息已经渗透到了元代士人的生活之中，商业用语成了他们日常话语的一部分，致使他们能灵活运用、随时变通，以适应他们情感表达的需要。

民间重利的风气的另一面是极力批判为富不仁。这源于为富不仁违背了平民阶层中最倚重的互助精神，因此受到最大限度的否定。不论是宋元的平话、小说、杂剧，还是散曲中都表现出这样一种向往富贵却又痛斥为富不仁的思想倾向。这与正统儒学将金钱视为“阿堵物”的态度截然不同。元代士人社会和经济地位双双沦落后，对于市民生活体验感同身受，才接受了民间文化中这一元素的原因。这也是元散曲中“俗”味的源头之一。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无名氏《正宫·醉太平·贪小利者》

鸡鸣为利，鸦栖收计，几曾得觉囫囵睡。使心机，昧神祇，区区造下弥天罪。富贵一场春梦里。财，沤泛水。人，泉下鬼。

——曾瑞《中吕·山坡羊·叹世》

从无名氏对贪小利者的嘲讽，到曾瑞对为富不仁者的诅咒，士人俨然成了社会底层民众的代言人，他们用文字记录下贪利者的丑行，代表被压迫被欺辱的那一群人表达他们的愤怒。从作品直白夸张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愤怒不是如“三吏三别”一般的对百姓的怜悯，它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感受，是他们自己生活体验的凝聚。元代士人作为社会中下层的一员，他们的愤怒也是与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愤怒一致的。因此，他们才能用如此俗化的语言，写出如此纯粹的俗曲。

进一步说，元代城市经济的发展迅速，造就了商业、手工业、娱乐业的高度发达，逐渐在城市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追逐“功利”，崇尚务实，厌弃清高。这种世俗文化的政治和伦理色彩相对淡漠，这与程朱理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峙。这时的散曲更乐于歌颂城市的繁华和人生的享乐，极富世俗生活的情调，反映出新的市民阶层的逐利务实的人生态度。

同时，市民阶层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勤奋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但作为个体，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很软弱，政策的变化，甚至官吏的变动，一次生活中的偶然变故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他们赖以生存的个人能力和少数的财富积累都只有在最安稳的社会环境和最平顺的人生遭遇中才能发挥和保存。因此，维护个体生活环境的稳定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他们最欣赏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他们渴望每一次变故都会指向最终的安稳，这是市民阶层向往的最大的幸福。个体能力的薄弱和生存环境的脆弱又使他们不敢轻易尝试激进的改革和反抗，为了维持或回归安稳，忍辱退让、安分守己、谨言慎行，成为市民阶层共同的行为准则。他们在享受娱乐时也不忘这一点，在大量的市民文学中，这样的生存哲学通过各种故事被反复搬演。《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结尾说：“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言酿殃危。劝君出言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就是这种市民阶层生存哲学的反映。

热衷享乐和退缩避祸成了这种新人生态度的两面，它的核心就在于对于个体生存利益的务实计算。有利则为之，不利而避之，沉重的社会责任对于市井细民来说，属于毫无价值的精神负担。这种民间观念对长期生活在市井之中的元代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映到元散曲中，表现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往往简化为利害得失的计算，这使他们与传统志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已渐行渐远。(www.xing528.com)

从个人的得失为出发点来评价历史和人生，这与传统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天下情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元散曲中的众多归隐之作都是如此。从表面看，这一类归隐之作都散发着道家的超脱逸气，表达着作者对于名利的厌弃。但这一类散曲中，我们看到的主人公的归隐更多是出于个人得失的务实计算的结果。试看以下散曲：

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往常时秉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东离；往常时俯仰承极贵，如今逍遥谒故知；往常时狂痴，险犯着笞杖徒流罪；如今便宜，课会风花雪月题。

——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

这样的直白的归隐理由可能只有在元代散曲中才可能出现。一样是归隐，一样是“把菊向东离”的潇洒风度，但理由却是畏祸贪闲。张养浩官至礼部尚书，本该是最具儒者操守的士人，但他归隐的理由不是为了修身明道，而是因为他的官宦生涯危机四伏，不仅常常“为功名惹是非”，而且“险犯着笞杖徒流罪”，就算是平安之时，也要辛苦奔忙，“趁鸡声赴早朝”、“秉笏立丹墀”，看似富贵，却要低三下四地“俯仰承极贵”。与这样的生活相比，悠游地在民间享受风花雪月，自然要舒服得多。在这样的得失盘算后，自由的隐居生活当然成了上上之选。这样的选择不是真正的儒生的归隐的理由，他更像一个务实的市民对自己的生活的盘算，因此，张养浩自己理想的隐居生活也与一个对生意心生倦意的老富翁的理想相似：游山玩水，赏花酣睡，见见老友，玩玩风月。这样的归隐与儒者的“道”无关，它本质上是世俗的选择，一个洞彻人事的老人疲倦后的退路，他的前路是悠然养老，而不是修身明道。

这样的想法在元代士人群体中很常见，薛昂夫在《中吕·朝天曲》中把话说得更明白：

好官，也兴阑，早勇退身无患。人生六十便宜闲，十载疏狂限。买两个丫鬟，自拈牙板，一个歌一个弹。醒时节过眼，醉时节破颜，能到此是英雄汉。

好官做久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急流勇退，才能保证一个平安无患的晚年。什么样的晚年最理想，与张养浩一样，风花雪月是一个老人对自己半生辛苦的报偿：“买两个丫鬟，自拈牙板，一个歌一个弹。”这样的享乐生活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精神追求早已南辕北辙。他们的起点都是离开官场，但他们的终点却一个是更热闹快活的俗世，一个是更心静志远的精神乐土。元代士人的“俗”由此可见一斑。

又如卢挚的《双调·蟾宫曲》：

想人生七十犹稀，百岁光阴，先过了三十。七十年间，十岁顽童，十载尪羸：五十岁除分昼黑，则分得一半儿白日。风雨相催，兔走乌飞，子细沉吟，不都如快活了便宜。

不论是儒家的修齐观还是道家的逍遥游，在计算生命的长度时，他们注重的都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与转瞬即逝的生命相比，精神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不朽意义。这与此曲表达的人生观显然是不同的。这种提倡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更像是市井细民盘点积蓄时的精心计算。然而这支曲的作者卢挚是元代名扬一时的大儒、显宦、文学家，他的一言一行对元代士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而卢挚回首自己的一生所算的这笔人生的细账粗浅而务实，带着浓厚的市民哲学色彩。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主题在诗词中并不少见，但更多是结合事功名利，反衬出士不遇的悲哀。而此曲以赋体直陈之法敷写，在一五一十的精打细算中直指享受当下的世俗心理，表现出了浓烈的市井气息，反而给人以尖新直露之感。

除卢挚《双调·蟾宫曲》之外，元散曲的归隐之作中，随处可见“岂是无心作大官？”，全因“高竿上本事从逻逻，委实的赛他不过”，想来“百岁光阴能有几？快活了是便宜”的感叹。这样的归隐观，令元散曲中随处可见的归隐之作不能简单视为元人高洁志向的流露，而更适宜于看成是他们在世俗文化浸染下对人生利益的计算结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元人热衷“吏隐”、“市隐”，也有着难以忍受“山林之隐”的贫穷寂寞的重要原因。市井勾栏的繁华热闹、世俗生活的享乐快活已成为元代士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休弹山水兴，难洗利名心”，在市井中享受生活，等待机会，成为元代士人最务实的选择。对于这一点，元代士人并不讳言。

舞低簇春风绛纱，歌轻敲夜月红牙。金橙泛绿醽，银鸭烧红蜡，煞强如冷斋闲话。沉醉也更深恰到家，不记的谁扶上马。

——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适兴》

拂寒生踉跄步空涧，踏冻雪趑趄度浅湾，拨荒榛屈曲盘深涧。抵多少庐山高蜀道难，对梅花细说愁烦。谁家无锦衾毡帐？那答无银筝象板？何处无玉辔雕鞍？

——汤舜民《双调·湘妃引·道中值雪》

卢挚在《沉醉东风》中留恋着酒宴的奢华热闹，不愿回到自己的冷斋之中；汤舜民在冰冷危险的山路中踉跄前行，孤寂失意之时只有对着梅花细说愁烦，然而，他对着清雅傲雪的梅花寻问的却是哪里有 “锦衾毡帐”、“银筝象板”、“玉辔雕鞍”？这不能不说成了一种讽刺。梅花在这里不再是隐士精神的象征，它沦为了挨冻忍饥的文人的同命人，在相互同情和慰藉中怀着对富贵生活的向往苦熬寒日。对物质享受的留恋，只有元代曲家敢于如此坦白地直接说出来。这证明了元代商业社会造就的繁华世俗生活对于士人思想的深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