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及思政复习指导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知识清单

本章点睛

本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至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以及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及探索道路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本章重点：一为良好的开局；二为探索中的严重曲折；三为建设的成就与探索的成果。

大纲知识点精解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1956年是我国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在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经过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随着苏共二十大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进一步披露，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鉴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共中央又指出，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工夫。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2.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3.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

（1）《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基本精神是要在着重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并且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沿海与内地两方面的建设积极性。报告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应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这实际上涉及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报告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肃反中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绝不能一切照搬。

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方针。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理论准备。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临的国内形势，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这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奠定了客观根据。

第二，毛泽东在文章中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第三，毛泽东在文章中还概括提出了区分和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八大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3）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是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全会认为，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并确定下一年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讲话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达，引起热烈反响，并开始揭露和检查各方面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此时，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这次整风运动，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中央要求，这次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场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听到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高度重视开门整风取得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是诚恳的，但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这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

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全面开展起来。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的严重损失。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二、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力图打开一个新局面。这个努力没有获得成功。

“大跃进”的提出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一是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二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可以出现比“一五”计划高得多的建设速度。三是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受到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鼓舞，相继提出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奋斗目标。“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逐步提出并加以推进的。

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7年冬季，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力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会议错误地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重点转移同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联系在一起，偏离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正确轨道。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更把这条总路线引向了极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的建议指标提高了很多。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2年的预期产量，钢产量从原先的1 200万吨提高到3 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 000亿斤提高到7 000亿斤。

这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但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极其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这一时期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国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2/3是在这个时期动工的。这个时期，原子能利用等一些尖端技术开始取得突破，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显著发展，并长期发挥作用。

就在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开展起来了。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7、8月间，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随后，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普遍建立起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随即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即造成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以及政府和公社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等现象，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七中全会等，主要是纠正围绕生产关系方面的急于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等问题；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按农轻重比例安排国民经济。这对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总体说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经过八九个月纠“左”的努力，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这种纠“左”是在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但是会议表明，党内高层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时形势的估计存在着许多分歧。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认为1958年大跃进“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的原因在于：一是浮夸风气和认识上的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彭德怀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做阶级斗争来处理，这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原本希望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使人民群众早日富裕起来，却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导致发展上的大起大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2.国民经济的调整

（1）面对严重困难，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①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彻底纠正“共产风”，一心一意地发展农业生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标志着党和政府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

②1961年3月，根据深入调查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下发执行。《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这些工作条例的制定，还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开始有了具有本国特点的具体规章制度，是这一时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

③经过一年的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情况开始有了好转，但是面临的困难还很大。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工作方向，1962年1、2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打破惯例，直接请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7 000余人与会，以便于中央与地方各级的直接沟通，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代表中共中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指出，一是由于工作上的缺点与失误而造成，二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弄清楚它的规律。

这次会议对于恢复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起了积极作用，在贯彻落实“八字方针”、推动形势迅速好转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这次会议前后，中央开始对“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④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2）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会公报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1963年至1965年，在多数城乡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问题都作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来处理，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1月，在为纠正运动中的扩大化偏差而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里，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放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上，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严重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等国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这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主导方面。

3.“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1）“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2）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层群众受到排斥。

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工农业生产被进一步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生活供应陷入困境。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担心和忧虑，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怒，1967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3）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4）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邓小平等被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还想利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之机，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遭到挫败。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5）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最初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群众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4.严重的曲折和深刻的教训

（1）“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2）“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但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我们党在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积累下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事物、新问题时，容易照搬过去的经验，把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做是阶级斗争，仍然习惯于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去处理，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再次，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做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做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最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中国共产党能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终于战胜了他们。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的。

第四，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正如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32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3）“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得到了沉痛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一是一定要认清国情，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决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三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四是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五是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全党的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www.xing528.com)

三、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国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尽管经过严重的曲折，但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

从“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3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 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 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 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 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具备了自主设计制造万吨级远洋轮船的能力。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三五”时期开始到1980年“五五”时期结束，共投资2 052亿元。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1）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还是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例如，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 263.6亿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 726.1亿市斤。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长到1976年的9.3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

（2）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上，开展了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运动，并加大了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文学艺术工作尽管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的发展，全国医院的数量从1949年的2 600家发展到1976年的6.3万家，其中县级以上医院7 952家。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

（3）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前实现，1963年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以及核技术、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华罗庚、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童第周、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等一批科学家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像大庆和大寨那样艰苦创业的英雄集体，涌现出的大量英雄模范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精神风貌。

3.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一面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实现了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1960年1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解决了边界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争取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中坚力量。

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经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发起了“乒乓外交”，实现“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同年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家就有62个。

4.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贡献。

（1）毛泽东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3）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4）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5）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6）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7）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革命的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等。

（8）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复习重点提示

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积极进展；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汲取历史教训；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正确认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及对这些错误的科学认识。

模拟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　　）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

A.陈云

B.陈毅

C.李维汉

D.周恩来

2.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

A.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B.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C.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路线

D.已经突破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束缚

3.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的方针。

A.边打、边稳、边建

B.调整、巩固、充实、提高C.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D.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4.“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　　）。

A.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B.《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C.“五一六通知”

D.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5.“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相继建立的政权形式是（　　）。

A.人民公社

B.革命委员会

C.人民代表会议

D.联合政府

二、多项选择题

1.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　　）。

A.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束

B.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C.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D.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　　）的文化方针。

A.推陈出新

B.百花齐放

C.百家争鸣

D.古为今用

3.“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　　）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A.高指标

B.瞎指挥

C.共产风

D.浮夸风

4.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强调指出（　　）。

A.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

B.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C.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

D.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5.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有（　　）。

A.邱少云

B.雷锋

C.王进喜

D.焦裕禄

三、分析题

1.论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2.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1

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法拉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邓小平又说：“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之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

材料2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这是两个相互关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1）1980年，邓小平为什么强调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2）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的深刻内涵及其意义？

模拟练习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　　2.B　　3.B　　4.B　　5.B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　　2.BC　　3.ABCD　　4.ABCD　　5.BCD

三、分析题

1.［答案要点］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要用强制性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第四，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具体方针：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经济生活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文化上，实行“双百”方针；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上，实行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理论支持。

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学说对贯彻和实现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有着重大意义。第一，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二，当前社会存在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具体方针仍然是适用的，如统筹兼顾、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双百”方针等。第四，在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理论的同时，要顺应时代要求，开拓创新。

2.［答案要点］（1）①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后，毛泽东及时领导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②毛泽东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具体情况、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③虽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中出现严重错误和挫折，但成就巨大而卓越：他领导党和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制度条件、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所以，邓小平强调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2）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是党领导人民开启并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时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成果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和经济前提，也提供了改革动力和前车之鉴，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对改革开放前的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因此，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互不否定。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认识“两个不能否定”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期，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经验教训，并继续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后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两个不能否定”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当前国际形势、国内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作出的又一个准确务实的判断和清晰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