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新道路：思想政治理论课复习指导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知识清单

本章点睛

本章主要讲述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及中国革命在这一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情况。

本章重点：一要掌握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及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认识土地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了解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二要掌握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情况。

大纲知识点精解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国民党于1928年2月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主席，后来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死。其子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200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此。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自1934年11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府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也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环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采用颁布法律法规、建立保甲制度、强化特务组织乃至军事“会剿”等手段，疯狂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的破坏，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 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先后英勇牺牲。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党内不少人在思想上、政治上陷入混乱状态，存在着严重的消极、悲观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妥协动摇，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 900多人锐减到10 000多人。各地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亦被查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虽时有发生，但都遭遇失败。

大革命高潮时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产生动摇，脱离了革命阵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里，革命的力量只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质量在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了。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探索。

（2）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武装斗争。

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根据7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复兴中国革命。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是：第一，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第二，它成为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第三，它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针对陈独秀的错误，既强调农民是要革命的，充分肯定开展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军事运动必须同民众运动结合起来，“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起义爆发。同南昌起义相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放弃了“左派国民党”运动的旗号，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二，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带领起义部队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转移；随后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将原有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共产党各级组织，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成为建设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抵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它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深入农村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最终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上述三次著名的起义，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中的大多数很快就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统治阶级占据着中心城市、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一部分起义部队，由于及时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处于数省边界的农村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而得以坚持了下来。这就为后来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在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在中心城市。但是，党在中心城市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十分艰难，付出了重大牺牲却成效甚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八七会议在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寻找新的道路的任务。把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同找到新的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大进步。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指出：中国革命似乎很难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可能。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明确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8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中国可以划分为许多小国，它们的经济力量都可以独立，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些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2）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科学地回答了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国民革命的影响。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客观条件。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两个主观条件。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随着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与土地革命的深入。

①随着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和中国革命的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

②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存在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错误规定。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针对根据地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不安心生产的实际情况，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所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所有，任凭自由买卖。这就确立了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其他同志一起规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主要是：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开展，充分调动了根据地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

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的80%以上，有的达到90%。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其他各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对根据地实行残暴的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动员和组织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关，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毛泽东高度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33年8月和1934年1月，他先后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针对根据地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特点，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干部教育机构，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其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2）“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基于复仇心理的近乎拼命的“左”倾急躁情绪。在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和夺取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第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暂时退出革命阵营，在“九一八”后要求抗日与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第三，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的主张。第四，在反“围剿”的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第五，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共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近乎拼命的冲动，始终没有能够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第二，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还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王明又时时搬出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容易使一些干部受到蒙骗。第三，共产国际的干预以及对王明的全力支持，更使许多人失去了识别和抵制能力。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又一次陷入困境。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由博古总负责。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等不少同志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多次提出了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一意孤行，甚至对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以及支持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干部进行排挤或打击。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对中央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矛头直指毛泽东。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根据地红军领导地位之外。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斗争的矛头实际上对向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以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进攻。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指挥军事作战。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作战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在进攻受挫后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后又丧失了同在福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配合作战的良机。蒋介石在平息福建事变后，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根据地北大门广昌。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王明等的“左”倾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2.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了震惊中外的长征。此前，为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组成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孤军深入敌后不久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中央红军主力撤退后，项英、陈毅等率领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进行了历时3年的游击战争。

长征初期，博古等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的广大党员和官兵通过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比较，产生了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1934年12月，蒋介石调遣重兵，准备围歼向湘西方向转移欲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中央红军。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提议放弃原来的进军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向贵州北部进军。随即，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2）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意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的召开证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党以及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不断地把党及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

3.红军长征的胜利

（1）长征的胜利结束。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历经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战役，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1935年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由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集中北上，相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主张，给红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历尽艰险，穿过茫茫草地。随后，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作斗争，决定先行北上，并将北上的中央红军主力改称陕甘支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在那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合。至此，中央红军行程25 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

张国焘在南下途中，公然于1935年10月5日另立“中央”。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坚决斗争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在此期间，南下的红军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退守到西康甘孜（今属四川省）地区。1936年7月初，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转移后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即奉中央指令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贺龙、任弼时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一起力争，迫使张国焘同意共同北上。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2）长征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它粉碎了国民党“围剿”红军、消灭革命力量的企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第二，通过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这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准备了条件。长征结束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开始了。第三，长征保存并锤炼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尽管经过长征，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第四，长征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它向沿途的人民群众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复习重点提示

要重点掌握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以及内外政策，了解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要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曲折，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以及为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而对历史经验进行的总结。(www.xing528.com)

模拟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著名论断是（　　）。

A.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B.兵民是胜利之本

C.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D.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　　）。

A.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B.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C.标志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D.中国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　　）成立。

A.瑞金

B.兴国

C.遵义

D.延安

4.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被毛泽东称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是（　　）。

A.瞿秋白

B.鲁迅

C.茅盾

D.邹韬奋

5.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　　）

A.“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

B.“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主张

C.“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D.“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设想

二、多项选择题

1.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三件大事是（　　）。

A.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

B.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C.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D.组织湘、赣两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

2.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毛泽东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根据是（　　）。

A.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

B.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C.中国革命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农村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

D.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3.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A.四渡赤水河

B.巧渡金沙江

C.抢渡大渡河

D.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

4.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　　）。

A.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B.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C.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D.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5.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其主要错误有（　　）。

A.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

B.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

C.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

D.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三、分析题

1.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1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100多年前（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摘自《毛泽东文集》

材料2

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摘自《毛泽东文集》

材料3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摘自《毛泽东选集》

材料4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摘自《毛泽东选集》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请你从以上材料中分析和总结中国实际是指什么。

2.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

模拟练习题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　　2.A　　3.A　　4.B　　5.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　　2.ABCD　　3.ABCD　　4.ABCD　　5.ABC

三、分析题

1.［答案要点］这里说的中国实际是指：

第一，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

第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和正确的理论，主要是对于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

第三，中国的历史文化。

2.［答案要点］（1）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上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2）在城市起义相继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实践中率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同时在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论述了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第一，毛泽东从理论上分析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红色政权产生和存在的最根本原因；良好的群众基础、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红色政权产生和存在的主客观条件。第二，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且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政权的建设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第三，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斗争胜利地走向确定的革命目标。

（3）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它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4）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