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问题与历史-二魏晋南北朝艺术哲学

1.先导者

A.哲学的前导

王弼（三国，魏，226—249）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魏晋南北朝艺术哲学的前导是魏晋玄学，王弼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弼对中国美学的意义，是综合《庄子》的“得意忘言”和《易传》的“立象尽意”，提出了“得意忘象”的命题。王弼认为，言的目的是“明象”，象的目的是“出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但手段不能高于目的，因此“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这无疑是一种超越，即超越有限的物象去把握无限的本体。这也是哲学和艺术的相通之处。因此，王弼这个并非美学的命题却对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意象超越

代表作：《周易略例》

学说：得意忘象说

葛洪（东晋，284—363）

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

如果说王弼追求的是“无限”，那么葛洪追求的便是“不朽”。他炼丹，是追求肉体的不朽；著书，则是追求精神的不朽。因此葛洪反对“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的说法，认为即便有“本末”之别，也“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何况著文并不比行善容易，因为德粗文精。“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艺术鉴赏比道德判断更难，完全用不着厚此薄彼。显然，这里体现的，正是“文学的自觉”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关键词：德行文章不朽

代表作：《抱朴子》

学说：德粗文精说

世说新语（南朝，宋）

会心处不必在远

南朝刘义庆所编《世说新语》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也没有提出什么美学观点，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却有着但丁《神曲》的意义和地位。它记录了人的心灵怎样从官方意识形态（经学）的束缚、禁锢和压抑下解放出来，又怎样投射到自然界去。它是“魏晋风度”最感性的记录，也是魏晋玄学最唯美的艺术化。它提出的一系列诸如风骨、风韵、情致等审美范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审美魏晋风度

B.文学的自觉

曹丕（三国，魏，187—226）

文以气为主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给予文学以极高的地位，宣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认为“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也许，这正是鲁迅先生要把魏晋这个“文学自觉时代”称为“曹丕时代”的原因。

关键词：文学的自觉

代表作：《典论.论文》

学说：文气说

嵇康（三国，魏，224—263）

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

如果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文学从经学中脱离出来的“独立宣言”，那么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便是艺术王国的“建国纲领”。在这篇不朽的论著中，嵇康第一次从艺术自身的规律出发对儒家美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颠覆了《礼记.乐记》奠基的传统音乐理论，成为中国形式美学的第一人。其时间，比奥地利的汉斯立克早了一千六百年。

嵇康认为，音乐有着自己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根本就不是政治伦理的附庸。它之所以是“感人之最深者”，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宫商集化，声音克谐）。这种形式“成于金石”，“得于管弦”，而“无系于人情”。如果硬要追根寻源，那也只能说是得之于自然规律（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也就是说，音乐的美，是自然界固有的（在于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不以主观情感为转移的（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这是一种客观的美。

美既然是这样一种“自然之和”，音乐当然也就既不是什么社会生活的反映，也不是什么伦理道德的表现。音乐只有美丑（原文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但此“善恶”非今之伦理学意义的“善恶”，而是美学意义上的“美丑”），而“无关于哀乐”；哀乐是情感的事（哀乐自当情感），而“无系于声音”。所以，什么季札听声能观众国之俗，师旷吹律而知楚军必败云云，都是无稽之谈（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与嵇康的这种批判相比，阮籍的《乐论》就大为逊色了；而一千多年前的官方美学要靠嵇康用客观美学和形式美学来批判，也十分耐人寻味。

关键词：音乐美学客观美学形式美学儒家美学批判代表作：《声无哀乐论》

学说：声无哀乐说

陆机（西晋，261—303）

诗缘情而綺靡

作为“文学自觉时代”又一个代表人物和又一部代表著作，陆机及其《文赋》的意义有以下几点：一、以“诗缘情”代替“诗言志”，标志着文学脱离政治伦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成为以情感和形式为主要目的（一要表现情感即缘情，二要形式美丽即绮靡）的真正的文学。二、第一次对艺术创作的心理状态进行了精辟的描述，其中涉及想象（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创作快感（伊滋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艺术多样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等问题。三、对各类文体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开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之先河。四、使“味”这个概念正式成为审美范畴。中国美学虽然历来就有“以味说美”的传统，但先秦美学中的“味”是饮食之味（口感），而非艺术之味（美感）。陆机批评某些文学作品“缺太羹之遗味”，虽然仍是以饮食（太羹）为喻，但所说已是艺术。至宗炳提出“澄怀味象”，钟嵘提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时，味或滋味就指品味（审美鉴赏）或品位（审美价值），完全是美学范畴了。可以说，嵇康以其音乐理论，陆机以其文学理论，和曹丕的文艺理论一起，共同构成“文学自觉时代”的丰碑，成为刘勰《文心雕龙》的先声。

关键词：诗缘情想象灵感文体论艺术创作代表作：《文赋》

学说：诗缘情说

C.审美的超越

顾恺之（东晋，约346—约407）

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

人物，是魏晋时期艺术和审美的重要主题。《世说新语》品人（品藻人物），顾恺之写人（描绘人物），其共同特点，是要求超越人物的外表形体（形），去把握其内在精神、思想性格和气质风貌（神）。所以顾恺之画人，常常几年不画眼睛。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外表好不好看并无关紧要（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达其内在风神却靠眼睛（传神写照正在阿诸中），因此“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写生时看不看得清模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入对方的心灵）。

这无疑是一种审美的超越，它与魏晋玄学密切相关。因为形神关系本为玄学的重要命题，而玄学讲究的是玄远。“宅心玄远，故重神理而遗形骸”（汤用彤语）。表现于人生，是“魏晋风度”；表现于绘画，则是“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悟对通神”。所谓“迁想妙得”，不仅是想象，而且是移情，即主体将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在想象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体验对方的内在精神，所以叫“迁想”。“迁想”才能“妙得”，即得其不可言传的“玄妙”之处。表现于画面，则是后来苏东坡提出的“意思所在”。不妨这么说，“传神写照”是目的也是标准，“迁想妙得”是途径也是方法，“意思所在”是诀窍也是关键。

因此汤用彤说：“顾氏之画理，盖亦得意忘形学说之表现也。”实际上自从《庄子》提出“得意忘言”，《易传》提出“立象尽意”，王弼提出“得意忘象”，至东晋已形成一整套美学观念：艺术立象尽意，得意忘象；文学以言表意，得意忘言；人物（做人和画人）以形传神，得意忘形（放浪形骸或不重形似）。这里说的“忘”，就是超越。

关键词：神形体验想象移情魏晋玄学

代表作：《魏晋胜流画赞》

学说：传神写照说悟对通神说

宗炳（南朝，宋，375—443）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登怀味象(www.xing528.com)

顾恺之以玄对人物，宗炳则以玄对山水。因为在他看来，山水本身虽然是物质的，是实体，山水的美却是精神的，是虚灵，这就叫“山水质有而趣灵”。因此应该澄怀味象，以观山水，应目会心，以为创作。所谓“澄怀味象”，就是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澄怀）去细细品味（味）物象和物象的美（象）；所谓“应目会心”，则是不但要用眼睛去观看（应目），而且要用心灵去体验（会心），这才能做到“神超理得”。这就是“理”，也就是“道”。因为虽云“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但山水也是“道”的表现。“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天人圣贤原本就是相通的，即通于“道”。

关键词：山水画自然美审美态度代表作：《画山水序》

学说：澄怀味象说

谢赫（南朝，齐，不详）

气韵生动

谢赫的“气韵生动”，是中国美学史上影响很大也争议颇多的一个命题。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作为“六法”之首的这一命题，究竟是“气韵生动是也”，还是“气韵，生动是也”。但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绘画“应该气韵生动”，还是“气韵即生动”，都意味着魏晋南北朝美学将超越艺术哲学阶段而走向艺术心理学。

关键词：气韵气韵气韵生动代表作：《古画品录》

学说：气韵生动说

2.集成者艺术哲学

刘勰（南朝，梁，约465—约532）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作为艺术哲学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高屋建瓴，体大思精。它与中国美学其他著作的明显区别，在于有一种罕见的宏观态度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使它成为此前美学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也使它无可置疑地成为一部艺术哲学著作。

刘勰的艺术哲学体系是以道家的自然法则为理论外壳，儒家的伦理美学为思想内核，玄学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佛教因明学为逻辑方法来构成的，其核心则是“自然之道”。刘勰认为，文（文章、文采）作为审美形式和泛审美形式，艺术形式和泛艺术形式，它的意义、功能和来头都是很大的（文之为德也大矣），因为它“与天地并生”；而它之所以会和天地一起诞生，则又因为它是“道”的表现和产物。不但天地万物的审美形式是“道之文”，包括文学、艺术，甚至哲学、宗教、道德、政治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它们都可以统称为“文”），也都如此。因为人本身就是“道”的表现和产物。“道”不但产生了天地万物，而且创造了人，以为万物的精华（五行之秀）和天地的心灵（天地之心）。心灵一旦产生，就有了语言（心生而言立）；语言一旦产生，就有了美（言立而文明）。因为但凡有形有声即有美（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所以就连没有意识的动物植物无机物也都有美（无识之物，郁然有采），作为天地心灵的人岂能没有（有心之器，其无文哉）？这就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为本体论。

这就把包括自然美、艺术美和人类所有文明在内的“文”，界定为由“道”这个本体派生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它是“道”派生出来的，因此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道”之所以要派生出“文”，则是为了显现自己。在刘勰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无须论证的，因此叫“自然之道”。但是“道”作为本体，并不能直接显现自己，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圣”（圣人）。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创造了“经”。“经”是最早的“人文”，也是最重要的“人文”，其中最原始也最本源的是爻和卦（《易经》）。因为它们是圣人通过“天启”和“神示”（河图、洛书）创造的最早的符号（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它的创始人是伏羲（庖牺画其始），阐释者是孔子（仲尼翼其终）。而且，由于“道”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它的美首先表现于天地，因此孔子在阐释代表天地的乾卦和坤卦时，特别采用了美文学的形式，并名之曰《文言》（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这正是人作为天地心灵的表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于是，“道”通过“圣”显现和昭示了自己的美，“圣”通过“文”认识和阐明了“道”。在“道”与“文”之间，“圣”是中介；在“圣”与“道”之间，“文”是中介。这就叫“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圣人创造的“经”，是绝对的真理（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和典范的文学（义既极乎性情，词亦匠于文理），也是一切精神产品和文学样式的本源（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由于“经”的引导，文学诞生了。是为发生学。

本体论和发生学的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谈文体论和本质论了。刘勰认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形文”就是美术，“声文”就是音乐，“情文”就是文学。文学既然是“情文”，那就应该“为情而造文”，不能“为文而造情”。

这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内容与形式在刘勰那里叫“情采”。“采”是重要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但“情”更重要。情感的原则是文学的最高原则，情感的真实是文学的最高真实。为了情感的真实，可以超越生活的真实，夸饰其词，以少总多，反丑为美，做到“情貌无遗”。但倘若虚情假意，则必将丧失审美价值（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是为本质论。

因此文学家应该以情感的态度去体验生活，既“随物以宛转”，又“与心而徘徊”，也就是“目既往还，心亦吐纳”，通过“移情”实现主客互动，物我交融，天人合一（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是为体验论。

创作需要体验，也需要想象。想象在刘勰那里叫“神思”，其特点是超越时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和空间（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自由驰骋。但“神用象通”乃“情变所孕”，想象的目的是传达情感。因此应该“适分胸臆”、“率志委和”，还应该神闲气定，以逸待劳，使文学作品成为作家心灵自然的流露。是为创作论。

做到“从容率情，优柔适会”的前提条件是修养。作家应该“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同样，批评家也应该大量阅读作品，因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博观，才能做到“形无不分”，“理无不达”。因此，“良书盈箧”，则“妙鉴乃定”。是为批评论。

批评的标准是审美理想。刘勰的审美理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刚健、笃实、辉光、自然。刚健就是“风力遒”（风），笃实就是“骨髓峻”（骨）。“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这也就是“采”。具体说来，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其中一二说“风”，三四说“骨”，五六说“采”；或一三说“真”，二四说“善”，五六说“美”。因此刘勰的审美理想，就是风、骨、采的统一，也是真、善、美的统一。它们都统一于“自然”，因为“自然”是“道”。刘勰一再说“自然之趣”、“自然之势”、“自然会妙”，就因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为理想论。

刘勰的这一理想归根结底是儒家的，而且只有儒家的经典才实现了这一理想。因此矫正时弊的唯一途径是“还宗经诰”；而“自然之道”作为道家理想和魏晋风度，则刘勰儒学化了。中国美学史在刘勰这里又回到了儒家的原点。

关键词：文道艺术哲学

代表作：《文心雕龙》

学说：原道说

3.终结者

A.文学与音乐

沈约（南朝，梁，441—513）

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刘勰之后，中国美学不复再有哲学兴趣。就连与刘勰同时且比刘勰成名更早的沈约，也如此。沈约的影响在于提出了“四声八病”说，认为艺术应该“五色相宜，八音协畅”，做到多样统一（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而且认为只有懂得形式美的规律，才有资格讨论艺术（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关键词：多样统一形式美

代表作：《四声谱》

学说：声律说

B.文学与美感

钟嵘（南朝，梁，？——约518）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沈约认为诗要讲声律，钟嵘则认为诗要有滋味。滋味即美感。如果“理过其辞”，则“淡乎寡味”。可见诗之美在形式。五言诗之所以取代了四言诗，就因为它的形式最具美感（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形式和形式美，是诗歌美学的重要课题。

钟嵘不但崇形式，而且重表现，认为诗歌的创作发自自然（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因此他反对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批判“补假”，提倡“直寻”，即认为优秀的作品无不是天才艺术家直觉的产物。这是极有见地的。钟嵘美学是刘勰之后最杰出的思想。

钟嵘的另一意义在于首开评定诗人诗作品级之滥觞。这是魏晋人物品评的流风余韵。自曹丕品评建安七子之得失起，风气渐开。于是谢赫有《画品》，庾肩吾有《书品》，沈约有《棋品》，钟嵘有《诗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美学将由研究走向鉴赏，从艺术哲学走向艺术心理学。钟嵘无疑是这一时代潮流在文学领域的代表，因此其《诗品》的影响远远大于《文心雕龙》。

关键词：滋味情感形式鉴赏

代表作：《诗品序》

学说：滋味说

C.文学与非文学萧统（南朝，梁，501—531）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中国美学史上提出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标准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礼记.乐记》，第二次就是《昭明文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纯文学作品选集。为此，作为主编的昭明太子萧统特别提出了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即要看是“以能文为本”，还是“以立意为宗”。后者以美文学的形式为非文学的内容服务，是“泛文学作品”；前者以审美的形式为文

学的本质特征，是“纯文学作品”。这无疑是一个艺术哲学的标准。于是，萧统就以这个标准为艺术哲学时代做了总结，它标志着文学的真正独立和自觉。

关键词：艺术标准审美形式代表作：《文选序》

学说：能文为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