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岁月的荒唐事
入夜,斜靠在床上读书,读到一篇《锣鼓声声》的文章很有意思,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斗地主斗地主婆的定期锣声成为作者按时上学,农民按时出工的钟声,最后地主婆病死在游斗的路上,一村的生活秩序也因此被打乱。掩卷沉思,回想到自己童年时在那个荒唐岁月耳闻目睹的几件荒唐事儿,百感交集。
小“敌特分子”
1975年,我们全家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居住在谷城县庙滩公社的新气象七大队第五生产小队,旁边就是公社的集贸市场。儿时的我们,不似现在的孩子,有许多好玩的游戏。小伙伴们在一起疯玩,不是结伴下河摸虾,就是合伙上树摘果,或是满巷子转着滚铁环,泥猴般趴在地上弹玻璃球儿,三五一伙地躲在麦垛里玩捉迷藏。
夏日里,我们就拿着长长的竹竿,在农户房前屋后的大树上粘知了。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恕儿的家。在他家屋后,长着几棵爬满知了的柳树,还有几棵高大的泡桐。泡桐树的叶片很大,遮盖着一大片荫凉,下面零星地开着大朵的紫色桐花儿。我们玩累了,就在树下“打啪子”(一种用纸烟盒叠成三角板的游戏)。十五岁的恕儿身体不大好,苍白的小脸儿上几乎看不到血色,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屋内,看着我们玩耍,更多的时候,抱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鼓捣,或是放在耳边倾听。当时,那个破黑匣子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显得极为神秘,里面能唱歌,能拉二胡,还能传出女人那种嗲声嗲气的对话。不过,它所发出的声音极其微弱,我们也试着凑上前去听了两回,却听不大清楚,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又跑开了。
有一天,公社的公安特派员突然带了两个民兵上门,将恕儿带走了。后来,在公社中学操场上的一次公捕公判大会上,我们看见瘦弱的恕儿被捆成了一个粽子似的,紧缩在台上,面前挂的一个纸牌子上写着“敌特分子”四个大字。听了宣判词,才隐隐约约地知道,恕儿因用那破黑匣子收听了台湾广播电台,被人告发了,当成“里通外国的敌特分子”抓了起来,判了两年半。
恕儿出来后,人已经变疯了。
斗地主婆儿
地主婆儿那年有六十多岁了吧,身材高挑,面孔白皙,腰板挺直,仍能看出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儿。当时人们物质贫乏,精神也极为贫乏,没事、没趣的时候,民兵营长就说,把那婆娘揪出来游街示众吧。于是,民兵排长喊来两个民兵,把地主婆从家里叫出来,戴上用纸糊好的高帽子,给她手上塞上一副铜锣,勒令她敲打着从村子里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还要喊:“我家是地主。我剥削过群众,我对不起人民。”那地主婆完全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更多的像是一次人生难得的表演。她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一身在微风中摆动的蓝色衣裤也洗得干干净净,这衣料据说是用日本援助中国的化肥袋子染色后做成的。她有板有眼地在村子里缓缓地走,当,当,当……锣声不紧不慢,颇有节奏感,喊出的声音也字正腔圆:“我家是地主。我剥削过群众,我对不起人民……”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跟在后面跑着看热闹,一面跑,一面唱着自己现编的儿歌儿:“地主婆,真是行,浑身上下穿涤纶,前面看着是化肥,后面看着是日本。” (布料虽染过色,但“日本化肥”四个字仍依稀可见)
一些大嫂大婶们也站在门上,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着地主婆从面前走过,一边在背后指指点点,大声地交谈着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那言语里虽有几分不屑,但也带着几分羡慕。
地主婆的两个儿子极为孝顺,据说,老人最后以九十岁的高龄离世。(www.xing528.com)
私分公粮
我们家当时住在生产队的仓库旁边,仓库的门前就是一个大大的稻场。平时,生产队收割的豆麦就在上面打好扬净,然后收到仓库用篾席围着的粮囤里,由一个老实巴交又极为认真的人负责保管。那时仓库保管员的地位是极为崇高的,腰间那把用麻绳拴着的大大的钥匙,决定了一个生产队几百号人的性命。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小伙伴疯玩之后,兴奋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大约夜里十一点多钟,我听到一阵激烈的狗叫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趴在门缝里往外瞄,发现白日里平静的稻场,此时站满了黑黝黝的人群,在几根火把的照耀下,鬼鬼祟祟地提着口袋从仓库里进进出出。随着那个又黑又瘦队长低低的吩咐声,一袋又一袋的粮食被偷偷地运走,搬回到各自家里。我认真地看了又看,在人群中,竟没有发现一家是外来户,私分公粮的全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而当年是一个丰收的年景,家家户户并不缺粮,提前偷偷私分的目的是占公家的便宜,因为第二天公社要派干部来收购公粮。可见,当地的农民是极为排外欺生和自私自利的,幼小的我对此非常反感,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这些人耿耿于怀,难生好意的主要原因。
时过三十多年,我现在想起这个场景,依然觉得那不是一群饥饿的农民在私分公粮,而是像一群耗子乘着黑夜偷吃集体粮仓。
投机倒把分子
那时,每家每户并没有什么收入,养的几只鸡,栽种的竹园和果树,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为了一家的生活,男人们就只有利用自己的木工、泥瓦工手艺走南闯北搞副业,到年底才回家里,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给盼了一年到头的大人小孩添置几件新衣。
我所生活的小镇,离河南省的南阳地区不远。那边就常常有一些人拉着板车过来,上面放着用麻袋装的红薯干儿,与当地人交换檀条和旧家具,然后拉回去倒卖换钱。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河南人是很吃苦耐劳的,他们吃饭极为简单,往往是捡几块砖头支起一个简陋的三角灶,把一个黑乎乎的盛满水的搪瓷缸儿架在上面,用拾来的枯枝烧,水开后丢下一把面条,煮熟后就着缸儿连汤带面地吃,也不用任何下饭菜。晚上,扯出一床脏兮兮的被子,和衣躺在板车下面凑合一夜。
我们队里的稻场旁,住着一个外来户,男人,就是从河南入赘上门的。他把家乡大量的红薯干拉来,换了当地的檀条和旧家具回老家倒卖,几年下来,竟赚了不少的钱,家里还盖起了几间令人羡慕的红砖瓦房。这引起当地人的眼红嫉妒。那年,有人告他投机倒把,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带人到他家抄家,从灶膛里搜出五百元现金,并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满村游斗。
这个刚烈的汉子,禁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和屈辱,竟在一次游斗回家后,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彻夜里痛哭,听得人心里发怵。
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后的今天,抚今追昔,每每想到这些发生在那荒唐岁月的荒唐事儿,心里真是感慨万千,由衷地感叹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伟大举措之英明,感叹当今时代我们经济与社会的繁荣,民主与法治的进步,让人性的美好也得到了充分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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