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皇帝的玩风雅与文人雅士的困惑

就怕皇上玩风雅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们在一起吟诗，作画，写字，都是一件极为风雅的事。封建王朝的皇帝们，“马上”得天下之后，为了显示自己文武全才，“马下”照样能治天下，也开始附庸风雅，兴冲冲地玩弄起笔墨纸砚。不管这些玩意儿整得如何，都有人三呼万岁一个劲儿叫好。皇帝老儿是谁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皇帝老儿的诗文书法当然也是举世无双。如果哪个文人雅士不识相，不知好歹地“欲与天公试比高”，那是典型的系着脖子荡秋千——吊死了还以为升了仙呢。

南北朝时，宋文帝刘义隆好写点文章，自以为天下无人比得。为了显得自己礼贤下士，就常常和文人们在一起扎堆子。他很赏识当时的诗人谢灵运，称其诗作和书法为“二宝”，常常要他侍宴写诗作文。文人们的一大缺点，就是给点儿洪水就泛滥，本来就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哪里受得这等礼遇，在酒宴上就忍不住地自夸：“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高八斗”的成语就打这儿来的。文帝豢养他，只是拿他当宝耍，可谢灵运却不知天高地厚，常常不上朝当班。在唯我独尊的皇帝眼里，一个仅仅会舞文弄墨的穷酸文人算得了什么？不想为我所用，就不能让你风光自由。不久，宋文帝便找一个理由把谢灵运给杀了。杀鸡儆猴，猴一看当然胆战心惊。同时代的文学家鲍照为了不重蹈覆辙，每每陪侍皇帝游娱宴乐时，小心翼翼，不敢充分展示才华，而且故意在文章中掺杂一些鄙言俚句，把皇帝老儿哄得颇为痛快。

王羲之的第四世族孙王僧虔，是南朝齐国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通文史，精音律，少即善书，得家传，工隶、行、草书。宋孝武帝刘骏长于文学，作文辞藻甚美，想以书法著称于世，独占书法家的美名。聪明的王僧虔很会来事儿，不敢再显露自己的书法才能，故意用坏笔写字，以保全皇上脸面和自己性命。靠这一手，王僧虔混到宋亡齐兴，仍稳稳地做着高官。齐太祖萧道成也爱好书法，一天，他命在丹阳（今江苏镇江）做官的王僧虔来朝，提出要与他进行书法比赛。书写完毕，太祖问王僧虔他们两人谁是第一。王僧虔很圆滑地说，皇帝的书法在帝王中第一，自己的书法在人臣中第一。皇帝对此还不大满意，结果把王僧虔吓得半死。(www.xing528.com)

隋炀帝虽是无道昏君，但毕竟生于帝王之家，《隋书·隋帝纪》说他“少敏慧，美姿仪”，受过良好教育，多少有些文才，好诗文却不精熟，更容不得他人的诗文比自己好。本来，皇帝的诏书是由专门撰写诏书的大臣来写，可隋炀帝却看不上别人写的诏书，亲自写后展示给群臣，昭然自得。一次，隋炀帝与群臣做诗，限押“泥”字韵。群臣都说这个“泥”字难和，唯独年轻气盛且素有诗名的薛道衡和出了《昔昔盐》，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尤为人们赞赏，但这可激怒了隋炀帝。于是，便编造罪名杀了薛道衡，临刑还不忘嘲弄他：“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事隔不久，隋炀帝又写了一首《燕歌行》，命大臣唱和。这回大家都学乖了，惟有才子王胄不信邪，一句“庭草无人随意绿”，又把隋炀帝的锋芒盖住了，没过多久，王胄也“因故”上了断头台。

因此，一些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文人，只要投皇帝所好，往往能够收到奇效。那个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是个极喜欢到处涂鸦的主儿。写了诗，当然得有人应酬唱和，喝彩叫好。山西省代巡抚朱石君就摸准了乾隆爷的脾气，不遗余力地收集了乾隆所有诗作，关起门来细细研究，逐首唱和。乾隆遇知音，大喜过望，为了体现自己礼贤下士，与朱石君开始翰墨来往。后来，朱某人又把乾隆的诗文分门别类，编辑成部函，加上注释和按语，并且评论那些诗歌掩过“三曹”，比肩“李杜”。乾隆本来自视就高，更禁不住朱某人的吹捧，竟然御笔一挥，得意洋洋地批注道：“以上所语都是纪实，其题跋更为得体恰当，知我诗文之博大精深者，朱爱卿也。”乾隆还把自己的著作钦定为皇子皇孙的补充教材，而朱石君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上书房师傅”，专门为皇十五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帝）传授学业，成了帝师。

封建时代，文人雅士们就怕皇帝老儿一时兴起也玩风雅，迎合不是，不迎合更不是。如果和皇帝老儿在一起耍诗卖文，既要玩风雅，还要讲风骨，那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