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勇气与真实性：《基层公务员手记》

说真话的勇气

传说明朝有位相士，相面非常灵验，衙门师爷便推荐他给县太爷看相。相士左看右看，说：“老爷眼大无神，口大无唇，耳大无轮，鼻大无准，看起来像个兔子。”县太爷大怒，喝令绑了。师爷埋怨相士不该乱讲，自找麻烦。相士也后悔，本来是挣算命钱的，得罪县太爷何苦来哉，便求再给县太爷看看。师爷向县太爷解释，说相士昨天通宵喝酒，醉眼　，没看清楚，现在老爷一怒，他的酒也醒了，希望再细看老爷尊容。县太爷气解，就叫松绑叫他再看。相士端详半天，央求差役说：“刚才的绳子还在，请公爷还是把我捆上吧，因为他实在像个兔子。”相士宁肯自己受罪，也不愿意违心说假话，确实勇气可嘉。

说真话，是人的天性，也是一种修养、美德和境界。但是，在人们习惯于说言不由衷的假话、听冠冕堂皇的奉承话的时代，敢于直言，肯说真话，需要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需要一份责任和良知，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上海社保基金案牵发的陈良宇腐败案没有暴露之前，有“郎监管”之称的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早于2006年上海有线电视的“财经郎闲评”节目中提出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不能挪作他用。但一经播出，该节目就遭封杀，停播理由竟是其“普通话不标准”。其实，郎咸平以敢于直言闻名久矣。2004年，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他指出科龙集团的前董事长、格林柯尔公司的老总顾雏军用巧取豪夺的伎俩席卷国家财富。这篇尖锐辛辣的演讲成了顾雏军等八名罪犯坐牢的通知书，而自认为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的郎咸平，因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勇于直言，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和支持。

说真话，在某些场合是极其危险的，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需要有大无畏的刚直精神和为民请命、赴汤蹈火的勇气，只有心地无私、置个人身家荣辱于不顾，执着追求真理的人才敢于说真话。说真话，有时是一出雄美凄凉的悲剧。(www.xing528.com)

1962年，在全国人民陷于大饥馑的生死关头，中央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地委、省市委、中央局和中央领导等五级干部集中起来，召开了持续28天的大会，宗旨是分析与总结“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的责任问题时，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彭真凭着良知、勇气和责任感的坦率直言，为大会掀起了一个高潮，但彭真也为敢于直言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头投入监狱。政治家是应该有道德底线的，不能为了个人权威与荣辱，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一个高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在人民陷于饥馑面前，在人民处于倒悬之际，不说真话，仍然闭着眼睛说假话，说谎话，迎合奉承，欺世盗名，试问还有什么政治良心与道德评判可言？

敢不敢说真话，需要的是勇气，会不会说真话，需要的则是技巧。众所周知，秦二世是个不好侍候的主儿，他手下有个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名叫优旃，在劝谏君王时却很有一套。有一天，秦二世突发奇想，要在城墙上涂漆。明知是劳民伤财的事儿，大臣们却都不敢吱声。优旃却一本正经地说道：“这主意好啊，虽然费了点力气，但城墙光彩鲜明，看着肯定漂亮多了。还添了城池的保障，敌人就算到了城下，也没法爬进来。所以，我也正想着这么做。只是，我看了看，那城墙涂漆容易得很，但我修不成那么大间房子，把城墙给装起来，让它快些干掉啊！”秦二世听后，哈哈大笑，废了这个想法。

真话，往往忠言逆耳，需要听真话的人能够宽容、真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敢于对整个社会说真话，需要这个社会具有真诚、宽容、民主、法制、公平的美德，需要这个社会阶段具有高度的文明。所以，一个敢于说真话，能够听真话的环境，是衡量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只有说真话，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社会文明的发展，需要说真话的人来推动。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敢于说真话的人就越多，说真话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如果培养出人人都敢讲真话，人人都能听真话的风气，社会就容易走上健康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