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伦理学：相关概念界定

1.1.1　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人类生活并没有出现类似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本身就是一个解析“家国同构”、化私为“公”的过程。根据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们的研究，现代公共领域的明确界定，首先是以个人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所有权”概念的严格确认为前提的^[4](不可否认，正是这种个体权益的合法确定和延伸，再加上经济理性和民主法治观念的张扬，从而促使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意识的觉醒)。所谓“公共领域”，是指基于一种特定而严格的社会“公共组织”结构———以社会基本的正义安排和有序组织为根本标志———和公共管理秩序———以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权力之合法有效的运作为其基本标志———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世界。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基本制度条件下，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一般都呈现为国家范畴内的公共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5]“公共组织”的出现，同样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密切相关，也即具有现代性，它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关系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6]公共组织的构成要素包括权力要素(公共组织进行公共事务管理要依靠“受委托”的公共权力来实现)、人的要素(人是组织中的主要要素)和管理得以实施的要素(如物质要素、职能要素及运行规则要素等)。其中，政府无疑是最重要的公共组织之一，非政府组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种组织形式，二者一起构成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这样，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产生了对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和公共事务管理的伦理道德上的新要求，并且显然的是，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因而相对应地就产生了对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道德规范要求。公共管理是以公共组织(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依托，运用公共权力，为有效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而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则与以下事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使整个社会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一系列矛盾的累积爆发，西方国家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滞胀状态;另一方面，战后广泛福利政策的实施，也使得政府背负上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使政府力不从心，传统的政府管理出现“失灵”的现象。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经历了一场“重塑政府”、“政府再造”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这场运动以1979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为标志。^[7]继英国之后，新西兰财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书被誉为是新公共管理的宣言。美国的行政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政府开始的，这种改革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显露出系统化和全面性的特征，如提出政府应该“少花钱多办事”，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机构，建立“顾客导向”的管理服务体系，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使政府机构成为“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等国也开始加入这一公共行政改革的大潮。从总体上看，这场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倡导的思想主题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顾客导向”(政府由过去的重管理轻服务，转为以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创建“服务行政”，进而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状态);二是“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如政府对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概念的借用);三是“注重绩效评估和效率”(如对政府管理目标实现的评估产生了所谓的三E，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三大评价变量)。(www.xing528.com)

在根本意义上说，管理产生于社会劳动过程中，是社会分工分化出来的一种专门职能，它是生产力中的重要要素，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基本保障，没有管理就没有组织的运行效率。管理的具体性质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即管理理论形成的内容、思想要求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以及这种管理理论为什么样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服务以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任何对人的管理都必然涉及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等基本伦理问题，故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在伦理学思考的层面上意义深远。从管理主体运用的管理手段来看，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道德手段”处理公共事务，实施社会管理就是公共管理伦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