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成功改隶

1952年2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开始调整，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两校之农学院组成华南农学院，校址为原中山大学石牌校址；中山大学其他院系与岭南大学有关院系组建成新的中山大学，校址为原岭南大学康乐校址。在调整时，就植物研究所隶属问题，华南农学院与中山大学发生争执，结果还是隶属中大。是年10月植物所由石牌迁往康乐，安置在原岭南大学蚕丝改良局。

图5－14　1952年植物研究所自石牌迁至岭南大学蚕丝局，此为蚕丝局建筑之一

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之功过是非，非本书所能评述，但院系调整对中大而言，至少松动先前本位主义价值观念。中山大学与华南农学院虽就植物所归属曾发生争议，但各方不断呼吁改变华南植物研究体制，高教部先为之松动，中大也就不再坚持。关于此中交涉，现尚未获得完整史料，仅就掌握所及，列举如下：

院系调整之后不久，广西大学农学院独立为广西农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依旧隶属于农学院。1952年10月19日，广西大学校长又呈文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再次建议经济植物研究所与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合并，由中大或中科院领导。

院系调整之后，中科院对中大植物所情况甚为关切，计划局计划处处长简焯坡曾致函陈焕镛询问：“听说中大植物研究所已确定由中山大学领导，并已迁往河南康乐，近况如何，便中请示知。”^[17]1953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27次院常务会议，会议听取了计划局局长钱三强关于拟接收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以及岭南大学自然博物馆三个研究单位的研究意见后，认为如果高等教育部同意该三单位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可考虑接收。中山大学基本同意中科院意见，并起草《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改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合约》，其文如下：

一、鉴于华南只有中山大学一所综合大学，变更领导关系后，应该努力实现的方针是使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和中山大学生物系专业及有关植物学的教学工作成有机的联系，使该所的研究工作成为提高专业教学的指导，专业教学又成为该所培养干部的基础。

二、变更领导关系后，如中国科学院一时不能配备行政事务的干部时，该所的人事和财务工作暂由中山大学就近照顾；部分人力分配问题，应本研究与教学兼顾的方针，由该所与中山大学生物系协商决定之。

三、原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藏书、标本及仪器等财产（房屋除外），应无偿地转为中科院所有，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教学上必须的标本，由所与系根据兼顾教学与研究的原则协商决定之。

四、中山大学应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供中科院建立植物所的房舍及植物园，地面大小、坐落方位，应照顾中山大学的发展前途决定之。

五、本合约经中科院、中央高教部及中山大学签字后生效。^[18]

中科院于1953年12月3日召开第41次院常务会议，讨论该《合约》及接管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的问题，决定：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改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并决定将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改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站。对于《合约》则补充两条：“一、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二、该所的研究工作和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及有关植物的教学工作应成有机联系，该所人员得按照大学的需要，兼任植物专业的课程，并参加教研组；植物专业的教师得利用该所的设备，在所内进行研究工作。”^[19]对植物所之于中山大学所应承担之义务，作出更明确之承诺。12月21日高教部致函中科院，同意合约及补充，“希你院即派员迳赴中山大学办理接管手续。”12月29日中科院致函中山大学，告知将派张肇骞于1954年1月5日动身前往接收，并云：“今汇暂付款七千万元，请你校保管，供植所预算确定前，发放工资、办公等费用。广西部分已另汇三千万元。”张肇骞（1900—1972），字冠超，浙江温州人，1922年入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受教于陈焕镛。1935年自英国邱园进修返国，先任教于广西大学、浙江大学、中正大学。1946年任静生所技师，1949年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副所长。中科院派其来广州接收中大植物所，实因陈焕镛在谋求改隶过程中，与其交接甚多。1951年张肇骞曾来广州考察中大植物所情况，以便予以资助。另外，派张肇骞来广州，还有调其来广州，协助陈焕镛，加强即将成立的华南植物所领导之目的。与张肇骞同来广州办理接收事宜的有中科院计划局王毓琦等，中大则派副教务长黄焕秋代表校方移交。

图5－15　张肇骞

接收之后，中科院于1954年6月12日召开第23次院常务会议，批准陈焕镛任华南植物所所长，吴印禅任副所长。7月14日中科院第30次院常务会议，决定调张肇骞为华南植物所副所长。

中科院在办理接收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同时，也在办理广西大学经济植物所之接收，拟将该所作为华南植物所工作站。广西方面对改隶之举，一向持积极态度，此次再议，农学院也无异议，并拟就方案，惜未见原文。此录1953年12月19日陈焕镛致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函，对广西农学院方案，阐述其意见。

一、中国科学院在良丰设立机构是旨在结合教学与广西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

二、该站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领导与政治理论及时事学习，由该院领导，在科学院未派人来站领导之前，我们同意。又该站所需的房屋和栽培实验所需的场地愿意拨用，交通上及其他有关工作上的困难愿协助解决，我们同意接纳并表示感谢。

三、所列植物研究所职员工友十五名以外，还有梧州农场职员二人、工友十三人，应同时一并列入。

四、关于钟济新教授与李树刚讲师问题：钟教授与李讲师都早在一九三五年即到所工作，直到现在仍维持着一贯的密切关系，应仍编入华南植物研究所，在保证不调离良丰原则下，继续负责协助该院教学，为了搞好教学结合科学研究，希望今后院站两方面在以往的团结互助基础上，使科学研究发展、教学质量提高和研究与教学人才的培养都获得一定的美满成就。

五、关于本站的会计出纳工作，在科学院尚未派人员到站主持之前，希望该院仍旧予以协助。

六、我们热诚欢迎院系教师们今后尽量利用我站的设备，来解决实际问题，并给予我们研究上的协助。

于是中大筹备委员会请陈焕镛去广西农学院，联系解决华南植物所广西工作站人员编制及场所等问题。陈焕镛于12月25日由广州赴桂林。1954年3月 6日中科院同意接管广西农学院属下的经济植物研究所，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工作站”，任命钟济新为副主任，主持工作。1954年7月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西分所”，陈焕镛兼任所长，钟济新仍为副所长。此后该所几经改隶，现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图5－16　钟济新晚年在工作(www.xing528.com)

中大植物所改隶中国科学院后，改名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址设于广州河南新港路87号（今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其研究内容仍然是两广及西南地区植物标本采集和植物分类学。但据中科院计划，研究所将朝综合性研究所发展，自1955年至1958年，先后成立地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资源学等学科研究室，1956年另选北郊龙眼洞开辟植物园和设立鼎湖山树木园，1957年及1958年在大坑岗兴建生理大楼及分类大楼先后竣工，华南植物所遂迁所至此，其发展亦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华南植物研究所经历多次改隶，现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但其所址园址未再变动。

图5－17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今为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注释】

[1]李树刚：《陈焕镛材料》，1967年7月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2]钟济新：《陈焕镛材料》，1967年7月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转引自《陈焕镛纪念文集》，中科院华南植物所1990年。

[4]陈焕镛：《建议设立华南经济植物研究所意见书》，1950年，广西植物研究所文书档案。

[5]陈焕镛致胡金昌函，1950年7月7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文书档案。

[6]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

[7]钱崇澍复陈焕镛函，1950年11月26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文书档案。

[8]陈焕镛致钱崇澍函，1950年11月26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文书档案。

[9]吴征镒：《怀念陈焕镛先生》。《百兼杂感随忆》，科学出版社2008年。

[1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2页。

[11]何椿年此言有误，解放之后，1950年吴印禅即任植物所副所长。

[12]何椿年：《自我检讨》，1952年7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何椿年档案。

[13]人民币币制改革后，将1万元改为1元。

[14]侯宽昭致陈焕镛函，1952年5月2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15]吴印禅：《侯宽昭同志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1954年1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侯宽昭档案。

[16]徐祥浩：《〈广州植物志〉及其主编侯宽昭教授》。《羊城今古》1989年第6期。

[17]简焯坡致陈焕镛函，1953年3月2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18]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改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合约》，1953年11月。中山大学档案馆档案。

[19]中国科学院致中山大学函，1954年12月4日，中山大学档案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