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三年工作成果简述

为响应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植物学专门会议”精神，1951年6月8日中大植物所组织召开华南植物分类学研究人员会议，商讨如何编纂华南植物志。会议在中山大学文明路同德会举行，出席者除中大植物所及中大农学院森林系工作人员外，尚有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等单位人员。会议即席订出今后工作计划，并议决团结所有华南植物分类学研究人士，包括各学校教员、农林厅工作人员等，成立“编纂华南植物志工作委员会”作为推进工作负责机构。中大植物所在积极推进这一计划实施同时，先行编纂《广州植物志》。该项工作推陈焕镛主持，所内大多人员参与其中，双子叶植物由侯宽昭主持，蕨类植物和单子叶植物由吴印禅主持。通过《广州植物志》编纂，将植物所工作带动起来，兹分述如下：

1．整理标本室

植物所自抗战以来，辗转迁移，复员以后，所址发生问题。此时陈焕镛欲收回法政路所址，不知是听从竺可桢之劝告，还是另有原因，此后即未再提收回要求。植物所之标本、仪器存放于理学院三楼，因面积狭小，不敷应用，无法妥善保管和方便使用，致使研究工作也发生困难。先仅增加一名标本室管理人员，稍事整理，远未能达到索取自如。1951年7月生物系再设法空出地方，使一直放置在走廊中的复份标本得以安置，并添雇标本制作与装订人员4人，将新采标本及原先存有未装订标本及各机关新近赠予标本，予以制作及装订。

2．标本采集

编纂《广州植物志》，除利用已有标本外，还需补充，即动员所内人员，不断在广州近郊采集，如石牌附近、白云山、龙眼洞、黄埔、石榴岗等地。1951年7、8月间，还组织较大规模采集队，前往西江鼎湖山采集。1952年张宏达率队继续在鼎湖山采集。在此期间所采标本约5万份，至1954年1月移交中国科学院时，标本约有20万份。野外调查，除获得标本外，还搜集苗木，返校栽植于标本园。

3．侯宽昭主持编纂《广州植物志》

图5－12　侯宽昭

因陈焕镛不常在所，《广州植物志》编写即推侯宽昭主持。侯宽昭本人承担编写任务最多，而其身体欠佳，卧病在家，不能前来石牌，何椿年则从中协助，来回于植物所与侯家之间。每日代检标本和文献送至侯家，并与之商讨相关问题，遇有疑问，返回植物所再校对清楚，始行撰写。但陈焕镛与蒋英之间不合作，也影响到《广州植物志》编写，妨碍华南植物分类学工作发展。该志编写之初，蒋英并未参与其事，而是另作“岭南大学校园植物手册”。两项工作属同一性质，却未能整合在一起，造成人力物力分散，影响《广州植物志》完成日期。原先计划一年完成，后至1954年才算杀青。此时植物所实现改隶已有一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且是举全所之力，并邀请其他机构人员参与，蒋英也在其列。出版则延至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陈焕镛予该志很高评价，作序云：“在短短的四五年中，由于党和政府大力地提倡科学，科学家也响应党的号召，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科学事业有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过去30多年所不能完成的广州植物志今天完成了，正是反映植物分类学中这个转变的新道路。”将研究所历史划分为新旧两个时期，以适应其时社会政治变化，或是陈焕镛真诚感激新时代；但没有旧时之积累，何以有此新道路，陈焕镛却未言及。《广州植物志》是中国以植物分类学方法编纂的第一部地方植物志，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图5－13　《广州植物志》书影

1954年，吴印禅对侯宽昭之学术贡献，曾这样评述：(www.xing528.com)

一、对植物资源资料的收集　过去廿余年当中，侯同志曾赴华南各地搜罗植物标本，最完整的部分为海南岛的三次搜采，目前经营热带林业，此部资料研究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材料。

二、教学成绩　侯同志一向在前中大农学院担任林学主要课程，如普通植物学及树木学等，在所内负责指导研究生论文研究及干部培养工作，近因脑病，不能授课，但所内同志仍往侯同志寓所请教指导。

三、对科普工作的努力与贡献　侯同志曾于1947年写著《华南经济果树录》，1951年写著《广东救荒植物资料》，近正写著《华南蔬菜诠释》；又植物学会委托本所编辑的《广东常见经济植物》及本所即将完成的《广州植物志》，均由侯同志负责起草，近著《中国种子植物辞典》亦将由科学院出版。

四、专门学术论著方面　在茜草科、红树科植物方面，侯同志有专科性论文多篇发表，为该两科的专家，此外如旋花科及豆科植物方面，亦有著述讨论。

五、侯同志对学术工作的突出点　由于侯同志曾在海南岛作三次大规模的采集工作，对海南植物不仅种类鉴定上能解决问题，即发布情况亦均大体了然，为目前国内外对海南植物有深刻了解的专家。^[15]

吴印禅之于侯宽昭评述，可谓全面准确。是时侯宽昭年仅46岁，其成就已指不胜屈，实是其20多年来，其视科学为生命，厚积薄发之结果。至如今，侯宽昭主编《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仍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界广泛使用。侯宽昭为农林植物所研究生培养也倾注心血，早在1941年何椿年入所就读陈焕镛研究生，实是跟随侯宽昭。抗战胜利后，高蕴璋入所，也奉侯宽昭为师。同为植物所研究生之徐祥浩曾云：“侯宽昭教授也是陈焕镛教授的学生，经常协助陈教授指导研究生，他对研究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既有表扬，也有批评。研究生毕业出去工作后仍时常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他自奉甚俭，衣着朴素，除了假日喜欢看足球比赛外，日以继夜地在研究室工作。”^[16]侯宽昭还是农林植物所平稳发展不可或缺之中坚力量，惜天不假年，过早去世。

4．重建植物标本园

植物所标本园在战前已具相当规模，广州沦陷，全部被毁。复员以后，受财力限制，未能恢复，仅种植一些苗木，用于出售。1951年7月中科院补助6 300万元，根据陈焕镛指示，用于标本园重建，力求恢复旧观，再图扩展。先整地起畦，将原先苗木赠送给军政大学、南方大学等干部学校，新建一座大型荫棚及一所播种育苗之温室。

中大植物所诸项事业重新兴起之时，《中山专刊》却未能复刊，此并非经费缺乏，或者稿源有限，而是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将1949年之前各研究所出版之学报合并为《植物分类学报》，由植物分类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刊创刊于1950年，至1954年中大改隶前，陈焕镛、侯宽昭、张宏达、黄成就均有论文刊于其上。

5．橡胶北移试验

20世纪50年代初，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建议下，中苏签订《中苏联合发展天然橡胶的协议》。据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决定，由副总理陈云负责在国内寻找橡胶资源并组织生产。1951年8月31日，陈云受周恩来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00次政务会议，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在我国热带地区展开产胶植物资源调查，寻找适宜种植巴西橡胶或印度橡胶地区，作为推广种植依据。遂在广西、广东、云南等省区展开调查。中山大学植物所参与广东调查工作，1951年夏，接受中央林业部委托，蒋英与高蕴璋赴粤西进行橡胶宜林地考察，经过几个月深入调查，详细了解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为发展橡胶种植提供科学资料。1951年底至1952年初，林业部组织全国十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对粤西、海南、广西等地可以发展橡胶种植地区，进行大规模勘察、测量与设计，中山大学植物所吴印禅、陈少卿、贾良智等参与此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