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中山大学被接管。此时中大植物所主要人员有所长陈焕镛、副所长吴印禅，研究人员有侯宽昭、何椿年、张宏达、何绍颐、贾良智、黄成就，采集员陈立卿，秘书李仲洛。
陈焕镛担任中大植物所所长和中大教授职务，在1949年10月中大接管之后，很快得到恢复。但是，其并没有立即回到广州，而是在桂林，继续兼任广西大学经济植物所所长及广西大学教授。其不愿立即返回中大之原因甚多，前已有述，此不再赘。但其在桂林不是逃避，而是想依靠西大将华南两所整合在一起，改隶于中国科学院，关于此，前也有述。陈焕镛在中大复职后，令其对新政府产生好感，这主要是其生活得到改善。自从抗战爆发至此十余年中，陈焕镛生活在动荡之中。战前生活优裕，吸烟只吸英国产“急士顿”（Capstain）牌纸烟，日常所吃肉食、面包、牛油等亦必派专人往沙面香港牛奶公司购买。在敌伪时期，虽也得到陈璧君、林汝珩等人一些供给，也仅是维持生活，所抽卷烟改为街边小贩手工卷制之散装烟。此后，中大几次解其职，生活在动荡之中。解放后，教授工资甚高，且陈焕镛在两校供职，拿两份工资，生活好于过去许多。
陈焕镛在桂林，其对中大植物所之领导，是通过何椿年执行。吴印禅名为副所长，只是负责与学校之间联络，对所务却插不上手。先前所内重要人员侯宽昭此时患病在家休养。黄成就、贾良智系植物研究所1947年后招收之研究生。其时，植物所改属理学院，故招收研究生一改农学院时期只招收本院本科毕业生之前例，此两生均非中大本科毕业。黄成就（1921—2002），广东新会人，抗日战争时期流寓云南昆明，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2年，抗战胜利，又往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就读2年。1947年毕业回广州，考取中大植物所研究生。后曾休学2年，1950年1月复学，其研究生论文《中国牻牛儿苗科植物之研究》，毕业之后留所工作。贾良智（1921—2004），四川成都人，1946年华西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948年考取中大植物所研究生，其研究题目是《中国素馨属植物之研究》，毕业后留所工作。
图5－6 黄成就
图5－7 贾良智
图5－8 何绍颐
此时，在植物所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中，还有一位何绍颐。何绍颐（1919—1996），广东番禺人，1944年广东省文理学院毕业，在广州等地中学任教。其父何杰，为地质学家，广西大学教务长，与陈焕镛有旧。陈焕镛在广西大学任教时，何杰将何绍颐介绍给陈焕镛，收为助教。1948年将其调至广州中大植物所，从事标本采集及制作，后研究植物生态学，为华南植物所地植物研究室与野外台站之创建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大植物所在中科院经费支持下，逐渐恢复先前之工作，并承担中科院下达的新任务，1951年又增聘陈德昭、冯钟元来所工作。此时植物所还向中大呈请招收4—5名研究生计划，但终未分配到所。关于是时植物所情形，何椿年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自我批判时这样说：
解放后，侯宽昭病倒，所长亦常时因公外出，所内事务我只能担负起来。由于我没有行政经验，只知秉承所长的意志来处理业务，无原则的奉命执行。1951年陈所长由桂回所，聘请吴印禅先生来所任副所长，[11]负责行政上任务，兼对上级接洽所务工作，一切所务，本应通过吴副所长才可执行。但由于一贯的家长作风，有时所长直接交下工作或任务，我亦只知一贯奉命照办。例如我所聘任陈德昭同志及冯钟元同志，事前都没有通过吴副所长，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至于业务上的工作，我也只知墨守成规，依照所内惯例去办理，除非有对外的特别事件外，我都没有向吴副所长请示，无形中使吴副所长对所务有些脱节。[12]
今引述何椿年此段文字，摒除政治运动话语之后，仍能看出其时中大植物所在陈焕镛领导之下，已形成牢固群体。研究所虽隶属于理学院生物系，但生物系出身之吴印禅、张宏达却被排斥。当植物所改隶于中科院后，吴印禅、张宏达最终还是先后回到生物系。而与植物所关系深远之蒋英，已难见容于其中。此时蒋英虽在农学院任职。当需要使用植物所标本时，还多有不便。而蒋英助教高蕴璋因与植物所亲近，则被纳入到所工作。此对陈德昭、冯钟元稍作介绍。
陈德昭（1926— ），广东顺德人。1949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森林系，就读期间曾选修陈焕镛所授拉丁文课程，毕业之后曾路过广州，去法政路看望陈焕镛，1951年入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陈德昭一直在该所从事种子植物分类学研究，对豆科和木通科有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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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陈德昭
图5－10 冯钟元
冯钟元（1916—2011），江苏宜兴人，其父冯澄如为中国生物学绘图第一人，得其家传，1937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随其父绘图，之后，被陈焕镛邀来中大农林植物所。但其来广州未久，因与陈焕镛养女陈玉兰发生恋情，不为陈焕镛夫妇所同意，遂离开广州。但有情人终成眷属，1939年冯钟元与陈玉兰在香港完婚。1951年底因植物所开始编纂《广州植物志》，陈焕镛将冯钟元自南京大学生物系调来，从事《广州植物志》绘图工作，此后许多志书图版出自其手，并培养不少新的绘图人才。
植物所改隶中科院，1954年1月办理移交时，共有研究人员12人，其中副研究员以上人员6人。
在1949年之前，中大植物所虽属国立机构，但在陈焕镛看来还有许多私立性质。研究事业乃百年大计，而近代中国社会不是外敌入侵，便是内乱纷扰，面对如此国情，陈焕镛为植物所事业免遭中辍，私自存贮一笔经费，以防备不测时作应急之用。这些经费有些是专项经费结余，交由专人管理，但大多人员知悉。抗战军兴，陈焕镛即动用私产迁所至香港；1949年，政局动荡，则动用研究所结余之款以维系。如此筹谋，却不是国立机构所能办到，民国时期一些研究事业，即因遭遇战乱而停办，此不能不敬佩陈焕镛谋事兴业之深远。
1949年侯宽昭将植物所周转金61枚银圆，交由何椿年保管，作为临时购物之用，以维持员工生活，若无此项经费，人员迫于生计，或者星散，则植物所财产无人负责保管。至1950年7月，中山大学才有经费发出，尚留下41枚银圆，于“三反五反”运动中交给学校。至此，研究所一切均归国家，若再保留则被视作贪污行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在1950年之后3年时间，即有“三反五反”、“忠诚老实”、“思想改造”等运动，实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破旧有秩序，建立新的体系，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各领域中的领导地位。这些运动如何在中大植物研究所内进行，今已难觅完整材料，无从记述其始末。上述何椿年所谈交出植物所备用经费银圆之事，可知外在力量已打破植物所内在结构。此再述一事，以见新旧体制之冲突。
图5－11 陈焕镛与儿子陈国仆
鼎革之后，陈焕镛住桂林，留下妻儿在广州，曾多次致函植物所同人请予照顾，并在其薪水项下按月拨支妻儿生活费。而此时之陈焕镛，因长期酗酒，已有不健康状态。同人考虑，若陈焕镛遭遇不测，则母子两人生活便无着落，应有储存，以备不虞。其子系陈焕镛年过60所得，此时尚幼。1950年下半年，中山大学通知各单位上报购买仪器预算，植物所提出购买解剖镜2架，至12月学校批准1架，并言在年底之前办理完毕。此时市面上并无解剖镜出售，何椿年想到陈淑珍留所私人物品中有1架解剖镜，即决定购买此镜，将所得之款用作陈焕镛之子、陈淑珍堂弟将来生活费用。征得陈淑珍同意后，并与侯宽昭、李仲洛商量办理。为了获得报销发票，遂与私营联合仪器公司联系，交付税款，开出票据，得人民币554万元。[13]并按陈淑珍意见，将此款在私人处购买黄金3．5两。1951年夏，金价大跌，陈淑珍来函云，黄金算她私人，损失也归她，汇来现款554万元。此本是同人对陈焕镛之忠诚，为其家人作长久之计。不料，1951年底开展“三反”运动，反对贪污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有人提出解剖镜非陈淑珍私人物品，去函询问陈焕镛，回函也是模棱两可，那么何椿年即有损公肥私贪污之嫌，且卖镜手续，非端正明朗；还有此时政府宣布不准进行黄金买卖，何椿年在私人处购买黄金，触犯法令。凡此种种，让何椿年遭受打击。而祸不单行，在“三反”运动后不久，何椿年家庭又遭不幸，其妻因病去世。思想改造运动将开展，同人抨击何椿年之势不减，侯宽昭不能坐视，乃致长函于陈焕镛，为何椿年鸣不平。略云：
呜呼惨哉！椿年兄前因买镜事，被人打击得气尚未抽回来，现又遭鼓盆之恸，其苦可知。现所里有些同事（包括吾师最亲的人）怀疑老何和老李对贪污事有攻守同盟，怀疑有纵容少卿贪污，并说他有恶霸思想作风，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等等的大帽子，一顶一顶加在他头上。至于事实的有无，在三反运动中，只容许被怀疑，不容许你抗辩的，这是吾师深知的。何绍颐看问题比较清楚一点，有时候想说一句公道话，但右倾思想的帽子就会加在他头上。因此老何、老李和少卿仍是他们的怀疑人物。
关于老何的恶霸思想，据说是吾师在标本园曾说过一句老何是“太上所长”。因此，钟元就根据这一句在会上抨击老何把持所务，排斥异己等等。林炳耀也说，他请调回所之稽延时日，也是老何在作梗。甚至王显智、闵伯骞、徐祥浩之离所，也算在老何账内，这些也无须声辩。我和老何跟随吾师近二十载，一言一动为吾师所深知，在敌伪刀锋利刃之下，生活万分困苦之中，都能舍身以赴，难道在前途远大的新中国，干这卑鄙的勾当吗？人家或者会私怀，但吾师谅不会私疑的。至以所务来说，复员后吾师多不在所，故一向由我商同老吴和老何来处理，这也并非一日了。解放后，我因病倒，连年不愈，故百事都落到老何肩上了。纵使有多少错误，为所的前途想，为国家着想，为科学界着想，自不能以个人的爱憎或私怨打击别人，应以“治病救人”为旨，帮助他人进步，这是我的看法。若在三反高潮中说这话，右倾思想的帽子一定落在我的头上了。这些事，我容忍了很久都不便写信给吾师报告，现老何因遭丧妻之恸，更兼各方的怀疑打击，这又使我不能再忍了。这些事说来说去，是否有意希望吾师出来排解呢？我以为可不必。因为吾师怎样说来也是无效的，最要的还是要事实本身去证明。……我们对于所的事情比较清楚，应该有正义感，某些事应由某人负责，那就应由某人挺身负起来，不要推诿在别人身上，这又是我的看法。[14]
在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陈焕镛长期不理所务，研究所必然产生混乱。侯宽昭认为是陈焕镛没有承担责任，不免有所微词。此事后来不知如何平息，但在思改运动中，何椿年还是作了深刻检讨。也许中共在建政之初，运动尚不激烈，待至“文化大革命”，陈焕镛虽有极高学术威望，也被从北京押送回广州，接受批判，身心遭受极大摧残而去世。何椿年则更惨烈，在“文革”之初即被逼自杀身亡。这些已超出本书主旨，略而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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