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参加印度学术会议

1951年1月12日至15日，印度新德里举行“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应印度遗传育种学会邀请，中国科学院派出以陈焕镛为团长，吴征镒、侯学煜为成员之代表团出席是会。从《竺可桢日记》获悉，最初决定代表人选仅为陈焕镛、侯学煜，后来才加上吴征镒。据吴征镒言，陈焕镛为团长是其推荐。此中经过，今已不悉。但组织者是中科院植物分类所，陈焕镛是分类所选定，其余两人都是所内人员。侯学煜乃年轻的生态学家，新近回国，对印度栽培植物甚有兴趣；吴征镒为分类所副所长，为主要负责人。陈焕镛何以获得信任，选为代表，却值得追问。此中原由，或为陈焕镛在国民政府时期曾受到追究，其本人对旧政权有怨恨，因而对新政府抱有好感，故为新政府所接纳。

“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会议主旨是总结亚洲南部栽培植物已取得之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推动有关分类学、细胞遗传学和育种基础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讨论会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印度各地访问近两月，参观近30所研究机构与大学，同印度科学界进行了广泛接触交流，并介绍新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等情况。代表团回国后，将所见所闻整理，发表了《印度农业和林业研究教学机构概况》、《印度植物学研究趋向》、《印度一般科研情况》、《印度农业的某些问题》等文章。吴征镒在1996年陈焕镛诞辰100周年时，应华南植物研究所陈忠毅邀撰写纪念文章，回忆印度之行甚为详细，录之于下：

1951年我曾奉命参与组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这是二战后首次在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自恃有独立进行国际学术活动能力的印度召开的。为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我就乘此机会，力主请陈老担任团长，我虽于前此不久曾随苏联伊凡诺夫专家考察过南方农业，但与陈老尚未谋面。团员还遴选了时刚回国不久的侯学煜和尚在联合国文教组织工作的殷宏章和时任勒克瑙Lucknow古生物所所长、印度名家Sahni继承人的徐仁，他们二位即在印度相候。由于时间紧迫，陈老不及赴京，就只由我和侯聆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和李四光副院长的特别关照（有关争取殷、徐和时在香港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我们迅即飞穗住爱群大厦，陈老则在珠江边一老牌酒家与我们会晤接风。虽和陈老是第一次见面，但都感觉是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他的幽默风趣和平易近人之处至今历历在目，印象犹新。只是他祝酒时，手抖的历害，我们也就在传达总理指示和李副院长关照以后，顺势劝他在外时少喝酒或不喝酒，以免外交场合失礼或失去交友机会，他不但马上接受，还在出国两个多月中严格执行，直到考察结束。在大使馆内总结工作时，放手让我们在外张罗，而他则开了酒戒，闭户三日，独酌尽醉。后来听说他饮酒已有节制，手也不抖了。直到看到他的传记，我才理解那时他酗酒手颤，正是由于抗战胜利前后，汪伪和国民党接管广州时对他的迫害和冤枉，使他心情抑郁，体质下降的缘故。他本元很好，七十以后还举一子，若不是“四人帮”的迫害，他应是能享九十以上高龄，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的。

那次赴印必须经过香港，还必须乘外国飞机。我们由新华社的地下交通接过罗湖，回程则由何椿年、李仲洛去九龙陈淑珍（陈老侄女）家接返广州。去时住新华社半居地下的招待所，并由其地下负责人，在其富商式的家中接见。搭乘的飞机则是Pan－American的太平洋飞剪号。反正美国人只管做生意，我们虽持新中国外交护照，倒也没有什么表面上的特殊对待。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印度返港途中，天气突转阴雨，能见度过低，飞剪号在上空盘旋至再，还下不去。当时机中传说可能要在台北迫降，这使我们捏一把汗，陈老却能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幸喜天开一线，飞机终在启德机场降落，此时算经一场虚惊，大家一块石头落地。所以那次过港赴印，实是担着风险的，若没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以及担当重任的阅历，像他那样长期在旧社会历经磨难，解放初期还因汪伪、国民党两度接收造成冤案，心有余悸的老知识分子，是不会心甘情愿承受这种风险的。

他在印度还有一件事充分显示他的雄才和博学，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代表团中并无专家，且事先也来不及充分准备，所以出发前总理指示：“倾听不同意见，了解学术进展动态，多交朋友。”我们在讨论会上，没有提什么报告，发言也很少。但与会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如美国玉米专家Anderson（他已育成等高结穗，易于机械收获的丰产玉米）和瑞典的一位小麦育种专家（忘其名）等，他们急于要摸新中国的底，并且久知陈老大名，于是提出请他在正式会后做一次演讲。经过大家讨论，我们认为不好不答应，于是陈老思索和略事准备一下，即席做了一次演讲。他言人所不敢言，其内容是针对印度农业中，由于宗教束缚，对热带易淋溶流尽肥力的土壤长期不施有机肥导致板结成砖红壤的弊端，大大宣讲了中国农民利用粪肥，长期维持和发展地力的经验。他那标准很高的英国式语言和精湛有力的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思想，使得与会的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无不为之动容和惊异，报以热烈的掌声，从而为中国代表团争得了莫大的荣誉。而且会上结交了不少朋友，大大促进了考察的内容和接待方式。会后邀请我们参观五印度的农林业研究机构，包括甘蔗、黄麻、芒果等印度主要热带、亚热带作物和亚洲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Dehra Dun（设置在Siwalik Himalaya山麓）。在那里，国际知名的地植物学家，印度植被研究的作者Puri教授在他家中接待了我们，不但参观了综合农林业的娑罗树Shorea Robusta更新研究，室内大规模使檀香由真菌发酵生香的研究等等，也拜访了Mussourie的雪松Cedrus Deodora林和Siwalik的娑罗树林。前此在Calcutta等地，我们已经参观了根据佛教思想研究植物感觉的Bose Institute，研究拉曼效应，搜罗珍珠贝壳的拉曼研究所以及前述几种热作的育种试验基地，不仅收获甚丰，且为后来国内研究开阔了思路，例如檀香终于引种华南植物园。在参观访问中，他不但充分耐心地倾听印度学者滔滔不绝、针插不进的印度式英语介绍的长篇大论，毫无倦容，而且“谈言微中，可以解纷”地使这些学者能为陈老的博闻强记和精辟论断所折服。

去南印度科因巴托Coimbatore时还有一个奇遇，一下飞机就被一位当地大资本家兼地主奈都Naidu接到他家里，原来他是尼赫鲁的政治反对派，家中有颇为像样的工具车间Work－shop，已制成能倒咖啡待客的机器人，但自奉却是芭蕉叶包木豆汁饭，很俭朴。他之款待我们当然是捞政治资本，也是颇难应付的。由于陈老英语实在太好，政治认识和修养也不差，他照样即席演讲，只是避开他们的政治斗争，只宣扬我国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不同于苏联之处，以及我们在印度参观访问的观感，巧妙地应付过去。^[9](www.xing528.com)

这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后，首次派出代表团到非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学术会议，备受关注。吴征镒回忆云，启程之前，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接见并为嘱托，可知重视程度。但出席国际科学会议，却未准备学术报告，则令人匪夷所思。而陈焕镛作为团长也只是名义，其临时作报告，系吴征镒决定，不是其本人主张。其实，陈焕镛在会上言论，并非如吴征镒回忆那样完美，合乎有关方面之意图。代表团尚在印度期间，竺可桢于1951年2月1日见到一份汇报材料：“昨在文教会见到电报一通，系报告政务院，（有关）陈焕镛出席印度经济会议中有荒谬言论。此次派陈前往，系植物分类所主张。余告雨农，嘱其嗣后必须留意。”^[10]也许，陈焕镛并不知其言行会受到监视。

图5－5　1951年参加“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会议，与印度友人合影（前排右1侯学煜、右2陈焕镛、左1吴征镒）

印度访问结束，3月17日陈焕镛随吴征镒、侯学煜一同回到北京。中大植物所转隶于中科院虽然一时难以办到，此来与中科院商讨受补助之事，但其在印度言论，并未受到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