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是年秋,广西大学复员迁回柳州鹧鸪江。钟济新得悉消息,即回农学院继续执教。翌年春,时任农学院森林系主任汪振儒向学校建议恢复植物研究所,获得同意。植物研究所之基础乃植物标本,此前标本在搬迁中几乎全部丧失,遂派钟济新赴广州向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寻求支持。其时,中大植物所所长陈焕镛受到汉奸指控,暂由蒋英代理。蒋英同意在所藏标本中,抽出复份赠予西大植物所。钟济新遂致函学校,报告在广州所得消息,并在广州从事抽取标本工作。不久西大又派陈立卿赴穗,一同抽取标本。抽取工作费时半年,得4万余份,于年底运回广西。
钟济新在广州抽取标本期间,西大发生甚大变化。1946年夏,学校从柳州全部迁往桂林,是时,学校校长为陈剑脩,教务主任为何杰,农学院院长则为孙仲逸。孙仲逸(1899—1989),作物栽培育种学家,安徽寿县人。192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曾任该院助教、讲师。后留学德国,1940年获哈勒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广西农事试验场主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1952年后任广西农学院院长。钟济新在广州抽取标本时,曾致函学校,汇报与中大植物所接洽结果,也言及陈焕镛因任伪职被中大撤职等情况。广西大学认为,陈焕镛与汪伪政府合作,纯属保存标本,乃决定聘为西大教授兼植物研究所所长,嘱钟济新就近转达。是时,陈焕镛已离穗赴港。钟济新请示学校,是否将聘书挂号寄去。学校认为不妥,令钟济新亲往香港送呈,可见西大之诚恳。随后,3月31日陈剑脩、孙仲逸去电报云:“盼早来。”5月8日教务长何杰再次致电云:“请速惠莅西大讲学,经已呈部恰妥,并邀美国专家偕临,乞先电复。”[22]而此时,陈焕镛又受到汉奸罪名指控,在广州等候法院判决,不便离开,故暂未接受西大之聘。
图4-8 广西大学校长陈剑脩
抗战胜利之后,不仅是中山大学陈焕镛遭到追究,国内其他许多机构在复员时,对敌伪时期曾任伪职者,均不再聘用,如北京大学在傅斯年主持下,伪北京大学教员即遭到驱逐,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或“枭首示”等。何以广西大学不避前嫌,吸引不少任伪职者前来服务,陈焕镛只是其一,仅笔者所知还聘有伪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鲍鉴清,并拟聘伪北京大学教员金石学家容庚,此均与校长陈剑脩有莫大关系。陈剑脩(1897—1953),江西遂川人,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西北联大等,任蒙藏教育司长、江西省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1946年,继李运华任广西大学校长,1949年4月离任。新政府成立后,任中南区教育部副部长。在广西大学校长任上,陈剑脩何敢置“教育部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甄别办法”于不顾,而聘任一些曾任伪职者,目下时人已不知其由,笔者也难探其究竟。
1946年西大从柳州迁桂林,农学院设在桂林良丰,植物研究所则设在良丰雁山。为迎接陈焕镛到来,在园内还专为建造一幢房屋,供其居住。1947年初,广州法院对陈焕镛作出不起诉判决之后,陈焕镛即偕何椿年来到广西,任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植物分类学及拉丁文。1947年6月28日经广西省政府同意,将植物所更名为“国立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仍为农学院所办。是时,植物所开始着手搜罗各种经济植物苗木及种子,以进行繁殖试验。省政府决定在梧州、桂林两地建立君武纪念园,此项工程交由植物所布置。
但是,研究所经费一直无法解决,此前中基会已无能力资助。陈焕镛与国外联系,希望出售Keteleeria、Podocarpus、Taxus、Zenia等其他罕见植物种子,以便得到外汇,用于在美国购买必要的仪器和设备。其时,通货膨胀已相当严重,陈焕镛认为,以货易货是避免通货膨胀,复兴西大植物所唯一途径,但此项贸易并未如愿。
与此同时,西大设于梧州旧有之农场,因经营不当,开支甚大,1947年底学校决定拨归植物所经营管理。所内同人均认为可借场养所,解决经济问题,先派一部分人员到梧州准备,翌年夏,更将全部人员迁至农场,将农场改为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梧州试验场。其时农学院森林系及植物所人员名单如下:
农学院森林学系教员
教 授 陈焕镛
何椿年 专任经济植物研究所梧州农场场长
副教授 苏甲勋
钟济新:兼经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派在该所梧州农场
陈立卿:兼经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派在该所梧州农场
谢福惠:兼经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派在该所梧州农场
讲师 陈君瑜、何友钊
经济植物研究所职员
技工 蔡圬细、周远瑞、朱佩兰、谢以锦、彭树才
助理员 陈文、谢超晋、黎焕琦[23]
再录陈焕镛在桂林时致梅尔函,可悉植物所在桂林和梧州期间工作情形。
我在桂林的工作时间按计划在一月份可以结束,由于广西新的发展延迟到夏季。这个模范省的主席主动委任我以“政府顾问”资格,组织一次对广西经济作物考察,目的在于推广和改良。将一些地区质量著名的梨、李、桃等和药用植物引种到梧州,进行研究、宣传和布置。同时,我们准备研究如何制造蜜饯、柿饼和其他园艺的和森林的产品的方法,以改进技术。考察由广西东部地区开始,副教授钟济新和陈立卿也参加,并计划到所有产区。
省主席的训令仅关于经济作物及其产品,所以没有采集标本的计划。假如你们有资金用于中国植物学研究,我可否建议你分配一定的数目用于我们野外考察,这是太好的机会,不能失去,要有额外的采集人员。当然,所采标本完全由你处理。广西是唯一一个在中国遥远地区仍可进行植物学考察而不致使我们的采集者的生命暴露于土匪的危险的省份。因为只要补充少量经费,就可以干很多工作;更重要的是,和美国合作在我们开明的省主席眼里可以提高年轻研究所的地位。
梧州实验站,归属于我们研究所,有一万亩以上,包括高山和低地。这个站负担一个单独的任务,即开垦贫瘠的斜坡上的荒地,试种经济作物。长期植树失败,迫使我去物色一些既能赚钱,又易生长,不需较多管理的树种,达到二个月即可防止土壤被侵蚀,并给受压榨的农民以相当的赢利。[24]
植物所迁梧州,迁运费也成问题,学校也无力。校长陈剑脩、所长陈焕镛和钟济新曾一同在桂林拜见省主席黄旭初,请求下拨少许经费,以解燃眉之急。此前,陈焕镛与黄旭初有少许接触,尚得其信任,委以上函所举事项。其后,陈焕镛返回广州时,得悉黄旭初患病,代向其友人问病,并将所得结果函告黄。有云:“镛以我公为国家柱石,其健康当为众所关怀,故不忖冒昧,曾向朱医生关说。”[25]但陈焕镛并未直接寄呈此函,而是先寄给钟济新代转,附笺说明:“请吾弟将该函代为拆阅,如认为所复内容对主席贵恙之治疗有所贡献,或足资参考者,即请转呈。”[26]由此可知,陈焕镛与黄旭初之间交往不深,也见陈焕镛与权贵交往,有不卑不亢之个性。
图4-9 梧州农场办公室
1948年4月12日陈焕镛再次从广州乘飞机到桂林,落实其与广西大学相关事宜,并指导相关工作。此次广西之行有3月之久,陈焕镛返回广州时,途经梧州作停留,回到广州后,有函于西大农学院长孙仲逸,抄录如下:
自桂林把别,幸托沿途顺适,经于七月廿七日安抵穗所矣。途次梧州时,曾拜见钟济新、谢福惠两先生,留驻梧州试验场,分别策划该场拓展事务。至陈立卿先生,则业已开始进行桂东一带之植物采集,而镛亦于近期内将港中私务摒挡就诸后,遄返梧州主持也。
图4-10 陈焕镛致钟济新手札
查农学系何绍颐君服务忠诚,学有心得,似宜晋升为讲师,其余在梧州试验场工作人员,蔡巧细、谢昭晋、彭树材等均能努力服务,克尽厥职,似应予以协助代向校座关说,使有机会升迁,藉慰贤劳而励来者。(www.xing528.com)
桂粤两植物研究所合作事,镛尝与中大陈代校长面商,经蒙赞许,至其详细办法如何,容当后议。关于本学期本人在西大领支薪津拨充研究所事业费一事,愚意以为用本人名义领支,对于部颁兼职不兼薪条例究有未便,为避免将来麻烦起见,敢请院座设法改用其他方法领支,以免抵触法令为盼。[27]
至于陈焕镛向梅尔提请资助采集经费,1948年8月允予500美金,并汇来第一批经费100美金。随即派钟济新赴大瑶山采集,派陈立卿赴苍梧藤县采集。然而,在经济危机同时,又有政治动乱,不久即是革故鼎新,野外采集未能按计划进行,也无标本寄往阿诺德树木园。
【注释】
[1]陈焕镛致邓植仪函,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2]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3]张云致金曾澄函,1945年12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4]陈焕镛致梅尔函,1946年7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5]邓植仪等致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处函,1946年12月23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档案(此为抄件)。
[6]梅尔致美国驻华大使馆电,1946年11月8日。转引自梅尔致美国驻华大使函,1946年11月8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7]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8]李仲洛:《关于本所历年来重大变革及陈焕镛教授的活动情况》,1965年1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9]《广东高等法院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三十五年度特不字460号),1946年12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10]陈焕镛致梅尔函,1947年1月2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1]原件损坏,无法辨识之字以□代。
[12]林汝珩致陈焕镛函,1946年8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13]梅尔致陈焕镛函,1947年2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4]陈焕镛复梅尔函,1947年3月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5]徐祥浩自传,1958年,华南农业大学档案馆藏徐祥浩档案。
[16]陈焕镛致斯密斯函,1947年1月1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7]蒋英致邓植仪函,1947年5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18]蒋英致任鸿隽函,1947年7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19]蒋英致邓植仪函,1947年8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20]胡先骕致蒋英函,1948年3月8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21]刘棠瑞致蒋英函,1948年6月10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22]何杰致陈焕镛电,1946年5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23]《广西大学农学院职员名录》,1949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44-002-1340。
[24]陈焕镛致梅尔函,1948年2月10日,该函由陈淑珍执笔,原为英文,此系“文革”专案组所译,但对个别不通顺之处略有调整。
[25]陈焕镛致黄旭初函,1948年1月31日。
[26]陈焕镛致钟济新函,1948年1月31日。
[27]陈焕镛致孙仲逸函,1948年8月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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