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复员，即拟接管伪广东大学植物研究所，但教育部特派员张云认为，植物研究所在岭南大学校园内，应由岭南大学接管，然后再由岭南大学转交中山大学。如此处理，是为了将植物所从先前隶属于农学院改隶于理学院。此项建议不为植物所、农学院乃至中山大学同意，农学院院长邓植仪经过力争，终由中山大学直接接收并归于农学院。对于植物所所长人选，也有很大分歧，农学院主张由蒋英担任，另一方则主张吴印禅担任，而理学院教授任国荣则提示陈焕镛，让他出国避风头，并愿提供经费。最后，还是由陈焕镛继任。1945年12月31日农学院派蒋英前往岭南大学，向该校正式接收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之图书、标本等，并造清册两份。与此同时，将蒋英在栗源堡所设植物所归并在一起。由于人员编制名额关系，农学院将王显智、林炳耀两人调到农学院，高锡朋因工作出现错误而被免职。
图4－4 徐祥浩在法政路中山大学理学院植物研究所门前留影
植物所原先法政路所址在广州光复之初，被张发奎以“行营”名义占用。张发奎此时任广州、香港、海南地区受降官，接受日军投降，后任广州行营主任。中大接管植物所后，张发奎不肯将“行营”交还中大。经多次交涉，至1946年8月仅发还卿满图书馆，并修筑围墙将“行营”与植物所隔开。至此，植物所才从岭南大学迁回法政路。此时，陈焕镛所长职务被免，改任吴印禅代理所长。迁出时，代理所长吴印禅致函岭南大学，对植物所借用岭南大学房屋多年，向蒙优渥，盛意可感，特为致谢。吴印禅接管植物所后，中大当局将植物所改由理学院领导，并易所名为“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植物研究所”。
当梅尔获悉陈焕镛案处理结果后，即以开展工作相鼓励，以摆脱诉讼给人带来之伤害，并愿予以支持。“假如你需要适当补助金来帮助你野外工作和邮寄标本、刊物之邮资等，我可以设法。十分幸运，几个月前，我收到一笔捐款，捐款人指定由我安排使用。我决定专门用于‘中国植物学研究’，我已拨了一笔补助金给胡先骕博士，如果你需要，我已准备一笔补助金给你，因我认为你一定能够很好地用于促进我们在植物学上合作。”[13]因而陈焕镛提请梅尔赠送小型放大镜和解剖镜，因为原先这些仪器需要更换，而在中国又无处可买。陈焕镛说：“你能在用于中国植物学研究的专项资金中，用少量经费购买10个折叠式小型放大镜（约12倍放大率）和4副解剖镜，作为你个人礼物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陈淑珍、侯宽昭、邓志农、何椿年，这对他们是莫大幸运。”[14]陈焕镛所需不仅是这些，还希望梅尔为之筹集1 000元，用于购买迫切需要之设备，如标准打字机、双筒解剖镜及装订标本之台纸。
接到陈焕镛致函，梅尔即将放大镜等小礼品买下投寄至香港。对于陈焕镛更多需要，梅尔则爱莫能助，他已于上年6月卸下阿诺德树木园主任之职。即便如此，陈焕镛对于收到的小礼物还是相当满意，分配给他忠实之下属，说他们接到这些礼物，“像小孩子在圣诞节得到玩具一样，对获得这方面的工具感到十分高兴。”剩余6个放大镜则给植物所之研究生等。
梅尔1946年为陈焕镛在阿诺德树木园申请来美工作1—2年经费，系在其主任职位上申请获得，且将旅费寄至广州岭南大学。至1947年此项邀请仍然有效，在广东省高等法院作出对陈焕镛不起诉处分之后，陈焕镛于1947年初决定赴美，但是，不知何故，中山大学校长没有批准这次旅行。至9月间，梅尔才通知岭南大学，撤销此项计划。
通过梅尔，陈焕镛还联系上一些美国的种苗公司，将在广西采集到的大量种子卖给他们，以便在美国购买必要的仪器和设备。
复员之后，陈焕镛及研究所频繁遭受变故，使得研究所研究工作几乎陷入停滞，也有一些人员未能回所，而在所内工作者，见到人事如此纷乱、斗争如此残酷而离开。徐祥浩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在植物所工作一年，时间在1947 年9月，系接替何天相。事后有云：“在中大植物所工作期间，伪币价值惨跌，教师生活非常艰苦，且植物所研究人员中早有宗派意气，感情不很愉快，有不少人已自动离开。”[15]徐祥浩也因此离开植物所，回家乡任中学校长去了。派系斗争结果，自然影响事业之兴盛。(www.xing528.com)
事业式微之中，《中山专刊》还是在1946年得以复刊，是年出版印行一册，即第6卷第1、2合集。此时，国内生物学机构大多复员，但尚无一家有刊物恢复出版，均受困于经费。中大植物所得以复刊，系代理所长吴印禅向校长王星拱面商之结果。11月李仲洛具体办理，请校长办公室从速办理下拨印刷费，因物价上涨，转瞬不同。
1947年又印行第7卷，也是第1、2合刊。此时，却缺乏稿源，先前之研究所得，已于上年决定复刊之前，将写成论文投往国外。为此，陈焕镛致函阿诺德树木园标本室主任斯密斯（A．C．Smith），请求索回此前投至该园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之4篇稿件中的2篇。
我们大学校长指示我们恢复加速出版《中山专刊》，为此我们需要有稳定稿源。我不知是否适宜，请收回我们投到《树木园杂志》的两篇文章，一为陈焕镛与蒋英所著“山毛榉科”，一为陈焕镛与徐祥浩所著“梧桐科”。看来你能得到更多的稿件，如果对你影响不大，这两篇论文将安排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我们的稿件不需寄回，因为我们有复份。[16]
同时，陈焕镛还向斯密斯征稿，以提高《中山专刊》的声望。但是，斯密特回函却是，4篇稿件已有2篇付印，还有2篇即将付印，难以退回。至于约稿事，斯密斯爽快应允，只是其即将外出考察一年，待回来之后赐稿。
1948年国民党行将败走大陆，其政府先转至广州，宋子文为广东省长。其来广州后，也看上植物所在法政路之房舍，遂下令征用以作国民党大员逃难南来之行营，限期迁出。陈焕镛不愿搬走，得悉此前在岭南大学之美籍人士香雅阁现为宋子文顾问，即找其从中疏通，结果还是非搬不可，并派士兵前来逼迁。迁所不易，此时已是副研究员之梁宝汉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斥责政府对科学事业不仅不支持，反而破坏。文章于12月16日刊出，在中大传阅一时。
图4－5 中山大学理学院旧址
对于法政路30号所址，植物所只得让出。何椿年向教务长邓植仪交涉，请设法搬回石牌安置。理学院空出三楼4间房舍，但还是无法容纳，只好将生物系图书室占用。而陈焕镛在广州时，则住在标本园内小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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