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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及其贡献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是时,广西大学改组,白鹏飞继任校长,将西大植物所划归农学院,停止与中大植物所合作,改聘张肇骞为所长。9月,广西大学为策安全,迁往柳州沙塘,植物所也随之迁往。而西大出身之人员,此后在农学院森林系授课,并兼职于植物所。此时,李树刚之妻在西大植物所,故确定留在广西。对此转变,其有云:这时张肇骞教授兼任西大植物研究所所长,在沙塘,两家同居一院,在梧州时已经认识。在此期间,西大植物所已在无形之中停办。

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抗战时期及其贡献

1938年夏,日军进犯华南,广州危在旦夕,梧州空袭警报亦频繁,广西大学几遭敌机轰炸。是时,广西大学改组,白鹏飞继任校长,将西大植物所划归学院,停止与中大植物所合作,改聘张肇骞为所长。在张肇骞到任前,7月底农学院院长王益滔派周百嘉代理植物所所长,赴梧州与陈焕镛指定技士高锡朋办理移交手续。9月,广西大学为策安全,迁往柳州沙塘,植物所也随之迁往。翌年,马君武重掌广西大学,并将省立改为国立。农学院院长改由周明担任,其下人员也作调整,张肇骞改聘浙江大学,离开西大,植物所所长由汪振儒担任。汪振儒(1908—2008),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1925年中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1927年因慕植物学家钱崇澍、钟心煊和动物学家秉志之名而转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学习。1928年又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1929年8月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南京中国科学社、北平清华大学生物系任职,1933年任广西大学讲师,讲授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生理学。在梧州执教时,曾往附近地区采集。其后,在校长马君武督导之下,改习林学,1935年考得广西省公费,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1939年毕业,重回西大,任教于农学院,兼理植物所,1943年秋任农学院院长。

图3-14 张肇骞

西大与中大停止合作,起先对中大植物所派来之人停发薪金,不得已他们只有重回中大植物所。而西大出身之人员,此后在农学院森林系授课,并兼职于植物所。迁往沙塘之后,植物所有陈立卿、陈文,钟济新则在搬迁时,因家中筑屋,请假在家中照料,至1939年8月才返回沙塘。

钟济新返所时,正逢广西大学改组,植物所新任所长汪振儒依旧执行建所时确定之目标,派钟济新与陈立卿继续从事采集,11月往罗城、三江、融县等地采集约两月。1940年钟济新被农学院聘为专任讲师兼技士,讲授植物分类。此时,植物所与广西试验场合作调查广西牧草植物,由钟济新负责采集整理,并与汪振儒、陈立卿一同撰写《广西种子植物名录》。1942年寒假期间,往中渡四十八垅一带调查及采集两周;1943年经全县、兴安、灌阳、恭城等县作林木勘察约月余。

图3-15 汪振儒

1939年底钟济新、陈立卿两人作两月之采集,11月6日出发,12月30日返所,行程约2 000里,采得标本700余号,5 000余份。返所之后,翌年2月,两人合写《桂北采集植物琐记》一文,对旅途见闻有所记述,实为采集游记之作,读来饶有趣味,此录其中两节,以见当时情形:

三自村地高约有二千七百余尺,尽属土岭,坡地全无,为苗人集居之地,汉人不与焉。该地居民稀少,并无商店,故每日食用之米及蔬菜等,均须由居民乐让,否则无从购置。若由此再北行,则为贵州边界。三自村之西为桿洞,东为怀宽,在此三地交界处,有一大山,横亘其间,约长六十里,名滚岭,当地人则名为老山。余等抵该地时,连日风雨,以致影响工作,未能详细考察。该山半山及山顶,青翠蓊郁,植物甚为丰富,其中木本如樟科、杜鹃花科、茶科、胡颓子科、八角茴香科、蔷薇科、紫金牛科、木兰科、芸香科、卫矛科、山茱萸科及禾本科之竹属;草本如苦苣苔科、菊科、天南星科、蓼科、小科;藤本如旋花科、萝藦科、忍冬科类皆甚多。

由古宜赴林溪,水陆路均各六十里,陆行一天可达,水程则需两日。余等因未能寻得挑夫,乃雇舟行。河身甚狭,水浅滩多,惟尚不湍急,故危险尚少。沿河土人常筑坝蓄水,以利灌溉,在冬季时或藉水力研碾油桐种籽,因之河水愈浅,常有水深不能没胫之处,舟行其中,载重多不能达五百公斤。在余等所雇之小舟中,除载采集标本用物及行李外,只能载容一二人存身,故余等日间皆沿岸步行,以减少船之重量,夜间投宿于村庄伙店。[59]

汪振儒重返西大主持植物所,此时植物所之标本已积累至1.5万余号,主要是植物所成立之后采集,也有汪振儒先前在梧州任教时所采和1928年秦仁昌在广西所采,有些标本已被陈焕镛、张肇骞鉴定。汪振儒将所藏标本逐一整理,对未曾鉴定者予以鉴定,撰写成《广西种子植物名录》,1940—1941年在《广西农业》连载一至三部分,自第四部分起邀请钟济新、陈立卿参加,1942年连载至第九部分,因受战乱影响而未继续。即便如此,该《名录》还是1949年之前记载广西植物最为丰富之一种,载有裸子植物9科23种,被子植物64科385种。著录中名、学名、采集地点、采集时间、采集人、采集号、生境等项内容。

李树刚属于中大植物所,改组之后回广州,不久广州沦陷,与侯宽昭一起随中山大学撤退到罗定。不久,中大决定再迁云南。侯宽昭乃选择去香港,加入已迁香港之中大植物所,后又转往云南。但他认为李树刚没有必要去香港,而中大农学院院长邓植仪认为李树刚也没有必要往云南。此时,李树刚之妻在西大植物所,故确定留在广西。于是,随中大迁滇队伍到梧州,随后独自赴沙塘,回到西大农学院。在沙塘时期,李树刚参与植物所工作甚少,不久之后却成为西大农学院森林系一名学生。对此转变,其有云:

这时张肇骞教授兼任西大植物研究所所长,在沙塘,两家同居一院,在梧州时已经认识。张所长已征得农学院王益滔院长同意,仍用我在植物所工作。这时我和爱人在一起,生活才稍为安定。1939年张所长改就他校,离开沙塘,由我代理移交工作。植物所改由汪振儒教授任所长,仍将我留在所中工作。

在沙塘时,张所长鼓励我学习植物学,他离开后,我更感觉到自己只读过中学,不易得到提拔,遂决心投考大学。1941年10月被录取入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我初时本想读生物系,因西大已不设生物系,森林和植物较接近,故考森林系。[60]

李树刚本想读生物系,说明其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其后虽学森林,依然以植物分类学为学业,其一生在此领域肆力。当李树刚读至三年级时,1944年秋日军进犯至桂林、柳州,农学院遂迁往南丹,此后又迁往贵州榕江。辗转多地,实为逃难,致使人员星散,教与学均停止。至1945年西大回迁柳州,才开始复课,1946年夏,西大又迁桂林,是年10月,李树刚始获肄业,并留在农学院工作。在此期间,西大植物所已在无形之中停办。

关于西大迁移之情形,此摘录1945年2月时任校长李运华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汇报函,借之可知经过。

甲、西大迁校经过

一、本校于去年九月十日桂林紧张之时,全部搬离,分两路前来融县,一沿湘桂路至柳州,转乘电船来融;一由良丰经百寿乘舆或步行来融,所有旅途均由学校办理,员生及眷属均告安全。

二、十一月四日于柳州告紧之时,全部离融县迁榕江,教职员及眷属乘船,学生步行,廿九日安全到达。

三、学校图书仪器机器等,自去年七月始分批迁运,最后一批于十月廿七日桂林遥闻炮声之后,尚能装上火车运柳转融,图书仪器及小型机器可说已全部运离良丰,所留遗者,只发电厂及少数大型机器而已,珍贵图书仪器已运来榕江,其余则限于经费及交通工具分别在阳朔河池、融县、富禄等处乡间收藏。部汇抢运费六百二十万元于十月十八日始由宜山中国银行收到,当时桂林柳州已同时告急矣。

乙、西大在榕江近况

一、去年十一月杪,全部抵榕江之后,原拟即行上课,乃于十二月初独山失陷,敌自荔波冲入榕江边境,榕江县政府通知各路机关紧急疏散,本校员生于七日离开步行二十里,至本校农学院所在地,忽闻敌人退却,十日重聚榕江,廿日起全部上课。

二、榕江古城建筑宏大,街道宽洁,风景清幽,为三条江汇合之点。昔为黔桂交通要道,盛极一时,自黔桂公路通车之后,商业一落千丈,各种物价原属低廉,但自桂柳各机关学校迁来之后,突高数倍,以致员生生活颇难维持。自桂林疏迁以来,虽有少数教员未能随校迁榕,但因加课津贴办法,应开之课均能照开。[61]

其实,西大在撤离过程中屡遭不幸,校长未曾言及至此。仅植物所而言,7月农学院迁往南丹,将贵重图书、标本、仪器随之运往,困于交通阻塞,途中至甲必屯车站时,为敌毁坏。另一部分随学校迁往榕江,8月榕江突发山洪,全城被淹,标本被水浸泡,已无价值,只得废弃。而留在沙塘尚有一部分,却遭火灾,化为灰烬。随农学院迁移南丹之植物所人员有陈文、黄妙珩,而钟济新、陈立卿均未随之前往。钟济新于1944年6月在日军进犯沙塘之前,将家眷疏散返乡,因与学校交通断绝,至抗战胜利后才返校复职。陈立卿在此前之1942年春,因父病返乡,遂与学校脱离。是年夏在家乡苍梧县新夏中学任教员,沦陷之后,往山中避难,抗战胜利,返回家中居住,至1946年秋,植物研究所重新起步,才返回所中。

【注释】

[1]《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近况》。《图书季刊》1940年第1期。

[2]陈焕镛自述,1968年1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4]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

[5]陈焕镛致任鸿隽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

[6]任鸿隽复陈焕镛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7]邹鲁复陈焕镛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

[8]陈少卿:《我的交代》,1968年12月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少卿档案。

[9]陈焕镛致田中三郎函,1939年2月2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0]《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迁港后简要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11]《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迁港后简要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12]何椿年:《关于陈焕镛问题》,1967年6月2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3]《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迁港后简要工作报告》,1940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225-255。

[14]丁颖致许崇清函,1941年1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01-003。

[15]陈焕镛系任世界植物学会植物分类组副主席,非世界植物学会副会长。

[16]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1941年3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4-974-050。

[17]梅尔致陈焕镛函,1941年9月2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8]梅尔致陈焕镛函,1941年5月1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19]蒋英致中基会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基会档案。(www.xing528.com)

[20]蒋英致邓植仪函,1939年6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21]《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近况》。《图书季刊》1940年第1期。

[22]陈焕镛致邓植仪函,1939年5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5-113-111-112。

[23]李仲洛:《提供材料》,1965年1月,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24]李仲洛:《关于本所历年来重大变革及陈焕镛教授的活动情况》,1965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25]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26]何椿年:《自我检讨》,1952年7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何椿年档案。

[27]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28]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00页。

[29]李仲洛:《忠诚老实运动坦白报告》,1952年8月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李仲洛档案。

[30]陈焕镛致许崇清函,1941年5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185-147-153。

[31]李仲洛:《关于本所历年来重大变革及陈焕镛教授的活动情况》,1965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2]陈嘉霭:《沦陷时期的广东大学》。《广东文史》第52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33]侯宽昭自传,1952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侯宽昭档案。

[34]《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纪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556。郭金海先生提供。

[35]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1712。

[37]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

[38]丁燮林致朱家骅函,1942年8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研究院档案,全宗号393,案卷号2232。

[39]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40]丁燮林:《关于陈焕镛在敌伪时期的一些情况》,1968年7月1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41]侯过致侯宽昭函,1940年12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42]蒋英档案资料,1968年12月10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

[43]陈焕镛致张云函,1941年9月2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99-041-042。

[44]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页。

[45]转引自张巨伯致金校长函,1942年7月1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187-018-020。

[46]《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23-098-106。

[47]《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重建植物标本室计划及预算》,1943年2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4-1069-104-112。

[48]张巨伯致金曾澄函,1943年7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5-20-183-184。

[49]蒋英致张巨伯函,1943年5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5-20-189。

[50]蒋英、何天相:《南岳植物之初步观察》。《科学》1950年增刊。

[51]蒋英:《研究湖南植物之重要性》。《新农会刊》1944年创刊号。

[52]蒋英:《研究湖南植物之重要性》。《新农会刊》1944年创刊号。

[53]蒋英:《我的检讨》,1952年,华南农业大学档案。

[54]梁家勉著、倪根金编注:《春晓初霁室诗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55]梁家勉著、倪根金编注:《春晓初霁室诗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56]徐祥浩:《承先启后发扬光大——庆祝华南植物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1999年,第115页。

[57]徐祥浩谈话笔录材料,1961年7月28日,华南农业大学档案。

[58]该论文长达248页,台湾政治大学有收藏。

[59]钟济新、陈立卿:《桂北采集植物琐记》,《广西农业》1940年第4期。

[60]李树刚自传,1959年2月17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档案。

[61]李运华致朱家骅函,1945年2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广西大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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