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成果

中山大学在1940年12月由云南澂江迁广东坪石，农学院则设于距坪石不远之湖南栗源堡，院长依然是丁颖。早在云南时，侯宽昭曾任农学院讲师，后去香港依附于植物所，此时农学院缺乏教师，即相约前来。此有多通农学院促请侯宽昭前往粤北之函，录其一通如下：

图3－10　侯过致侯宽昭函

宽昭侄鉴：

日前寄上一函，想收到。顷丁院长出示来电，知侄以家事不能来坪，闻之失望。然侄正年富力强，似应以前途为重，况本院植物学年来正因侄主持为之安定，今又作而复辍，且开学已久，何处觅人接手，经与院长谈至几次，都难解决。惟有请侄速驾来坪继续授课，公私均感，余不缕缕。

专此，顺候

大安

子约　廿九年十二月三日^[41]

子约为侯过之字，农学院老教授，与侯宽昭同为梅州人，或为同宗，故以侄相称。即便丁颖、侯过屡次致函相招，侯宽昭还是没有前往。待一年之后，在香港沦陷前几天，1941年12月陈焕镛派蒋英率领部分人员冒险离开香港，奔赴粤北之中山大学，担任研究院指导教授兼农学院课程。在一份材料中，蒋英对此行日程记述云：“1941年12月初旬，我与陈少卿、我的大儿子蒋劳生、我的外甥女沈映清一起离开香港，于24日到达乐昌坪石，途中听说香港已陷入日人之手。我们于1942年1月1日到达湖南宜章栗源堡。”^[42]此前蒋英在香港农林植物所指导研究生并从事研究，在6月间，陈焕镛就蒋英返校任课事，曾与学校暨农学院函商，敦请学校早下聘书，至9月尚未接到聘书，再致函云：“蒋君在院授课已历十年，成绩卓著，乃因事迁延，致未发聘，殊非礼遇学者之道。”^[43]

图3－11　中山大学农学院在湘南之栗源堡

栗源堡在湖南省宜章县，与广东省乳源县交界，青山环绕，绿水穿流，景色宜人，距学校总部坪石约30里，星坪公路贯境内，还有水路相连，交通尚称便利。蒋英除承担农学院教学任务，还组建成立植物研究所。2月5日，农学院院长丁颖鉴未获得陈焕镛确切消息，拟聘蒋英代理所长，请示中大代校长张云。2月17日，张代校长复函同意。7月金曾澄代理校长，续聘蒋英代理所务。植物所先租民房开展工作，主要致力广东、湖南交界之植物调查与采集。随着工作展开，标本增加，原先房舍不敷应用，1942年10月8日，乃迁往明星桥栗源堡邮政代办所西侧之新址。“此地面临长乐水，莽山余脉起伏于后，远眺则农学院全景在望，联系方便。新址是一幢四层楼房，宽敞明亮。三楼前座为办公室及研究室，后座为标本室。小四楼为交换标本储藏室。二楼前座为工作人员寝室，后座为主任室及会客室。至楼下前部为植物课室、标本制作室，后部小房为储藏室及工友室。”^[44]在战时有如此工作条件，可谓难得。

1942年2月，蒋英在栗源堡重组农林植物研究所，起初所中人员除蒋英外，只有研究员梁宝汉、技术员陈少卿、事务员虞元章4人。至8月，陈焕镛称病不能前来，并请中山大学停发其薪酬。而对陷入香港或广州人员，陈焕镛作这样安排：“技佐闵伯骞、林炳耀、陈淑珍，技术员邓志农等四员，历年工作甚力，现不幸为战事所累，一时未克返校，拟请准予于本年8月起停薪留职。至技师王显智、技佐高锡朋、事务员梁锐雄、虞瑞章等四员拟请予以停职。”^[45]而植物所工作繁重，自不能久待先前人员返所，乃请中大聘李鹏飞、何天相为技士，潘志铭、陆剑才、郭从风为技佐。因蒋英在农学院尚无助教，即将师范学院助教张宏达调入，并参与研究所工作。张宏达（1914— ），广东揭西人，1935年入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1939年在中山大学迁往澂江时毕业，留校任教于新成立之师范学院。中大转移至粤北，张宏达也随往。但张宏达随蒋英仅2年，1944年即转入中大理学院生物系任讲师。

蒋英来粤北、湘南之后，与中基会再次取得联系，使植物所又得到中基会少许补助，全部金额在2万元左右。此时通货膨胀已甚，此2万元不可与战前同日而语。至于蒋英与中基会交接经过，有待材料进一步发掘。

此时，还恰逢农林部和交通部合组湖南森林勘察队，蒋英为队长，并以植物所与农学院森林系共同承担勘察任务，勘察湘江支流上游及两广边境森林，为修建湘桂、粤汉两条铁路所需枕木、电线杆之用材等。勘察费时90余日，完成之后，蒋英写有《湖南林木勘察报告》呈送交通部和农林部，所得结论是，该区域森林资源，供给粤汉铁路株洲至韶关段10万根枕木与湘桂铁路所需均不成问题，惟交通运输较难及物价高涨、人力不足等原因，影响枕木开采价格，每根在50—120元不等。

在此第一年，所作采集如下：梁宝汉于1941年4—5月在湖南宜章采得72号；陈少卿于1942年1—7月在宜章栗源堡采得852号；郭从风于1942年2月在贵州思南采得35号；陈少卿于1942年2月在乐昌坪石采得35号；蒋英、陈少卿于1942年4月在湖南阳明山采得552号；陈少卿于1942年6月在乐昌九峰山采得177号；李鹏飞、陈少卿于1942年8月在坪石塘口采得148号；李鹏飞、陈少卿、游万里、虞元章于1942年10月在湖南宜章莽山采得509号，苗木30余株。^[46]

1942年9、10两月，由植物所与研究院农林植物学部联合组队，再往莽山调查。调查队分成两队，一由梁宝汉、张宏达、梁仕康、冯云组成；一由李鹏飞、陈少卿、游万里、虞元章、黄荣华组成。得标本1436号，12 000份。考察除得到一些珍奇种类外，还对此山森林分布探明清楚，提出山中树木直径过4尺者并不多，宜禁止砍伐，予以保护，作为湘南与粤北之水源林最宜。可知中国植物学家在当时即具有保护森林之观念。

1943年初，植物所与农林部第三经济林场联合，在乐昌北门外枫树下，合办森林植物标本园，种植木本植物320余种，约1 280株。开辟此园目的与此前石牌标本园一样，为促进社会人士认识森林植物及用途，由此启发民众，保护森林、营林造林，以及研究观察植物生物学特性之需要等。

除采集调查，植物所还有编纂《栗源堡植物志》计划。该志取材以栗源堡为主，旁及乐昌与乳源接壤之一部分。自1942年1月来此即开始着手整理，一年之后，所采标本1784号，分隶161科、510属，凡900种，21变种，其中包括食用植物、药用植物及常用木材，余为野生植物，还有种类因文献缺乏，未予鉴定。

蒋英在栗源堡工作一年之后，标本搜集已达35 400余份，主要为当地所采，也包括前在云南澂江时所采，随校转运至此者，还有与浙江大学、广西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交换而来。蒋英认为有4万份标本，即可成立一雏形标本室，以便恢复研究工作。遂于1943年2月，正式向农学院提交《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重建植物标本室计划及预算》报告，实为争取更多经费。该项计划预算为11．4万元，主要用于添置储藏标本所需标本柜，购置装订标本之台纸、记录标本之标签、卡片等，还有与外交换标本之邮资、继续采集等费用。关于继续采集，《报告》有云：

图3－12　蒋英

以粤北湘南为起点，再扩充至江西、广西，此为一般之采集。此外尚拟详细调查湖南阳明山、莽山及赣粤交界之大庾岭三处之植物，其先后及范围如何，以工作人员及经济之多寡而定。本所现有职员四人可充是项工作，每月暂定采集费2千元。^[47](www.xing528.com)

这份计划不知校方如何批复，又如何执行。仅知曾制做标本柜10个，费1 785元；还有一次采集是这样筹划：“顷本院林场侯主任称，乐昌本院演习林及附近所产之植物种类甚多，颇值得采集研究。兹乘侯主任赴乐昌之便，拟派本所技士林锡勋、技术员陈少卿偕同前往，为期约七天，共需采集费八百八十元，拟由本所七、八两月份研究补助费项下支用。”^[48]采集经费在植物所研究补助费中支出，而未言采集专项经费，或者先前计划并未批复。战时学校经费拮据，标本室建设只能是因陋就简。

1943年5月蒋英受湖南农专邀请前往讲学，拟顺道上衡山采集标本。临行之前，蒋英致函农学院院长张巨伯，从中可知当时植物所一般情形。其函曰：

归农院长台鉴：

附奉拟复公文乙件，以事关焕镛先生出处，请为斧正掷还，再行抄奉。又，湖南农专张校长专曾面向邓教务长邀请晚至该校讲学两星期，邓公已允之。现正式来函，晚拟乘便采集衡山标本，故将与技士何天相、技术员陈少卿暨技工梁仕康共四人于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五日赴衡，请于此讲学期内给予公假，此有此务，学课均由梁宝汉先生代理，至祈允诺备案为祷。

此颂

公绥

晚　蒋英　敬上　卅二、五、十四^[49]

其后，蒋英与何天相合写《南岳植物之初步观察》一文，有云：“本山植物，向鲜人知。仅闻钟观光先生曾一直此，略予采集；中山大学及广东省文理学院亦曾莅山采集。本所植物采集队于1942年5月22日抵衡，24日上山采集；31日偕湖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员登山实习，至6月5日全体下山，二队工作计13日。”^[50]采集线路：一路经半山亭、上峰寺、祝融峰、广济寺，转至方广寺及石涧潭；一路经西岭至方广寺、黑龙潭及石涧潭，返途出藏经殿至上封寺及广济寺。所得标本641号，近600种。该文主要内容是这批标本经过鉴定后，形成之名录，估计只占全山植物1／10，故曰“初步观察”也。

衡山是植物所在湖南采集考察之一处，还曾到达湖南不少地方。此前，虽有一些学者在湖南采集，但均不深入。植物所设于湘南之后，始有大规模系统采集。1944年蒋英作文介绍此前植物学家在湖南采集及其本人之工作，其云：

奥人韩马迪于民国十七年到达新化及武冈等地，其余西人之来湘采集植物者，曾有传教士若干人，惟其成绩过于零星。韩氏著作在于《中国植物研究》（Symbolae Sinicae），文共七卷，内载湖南植物若干。国人之记载，首为钟心煊先生之《中国木本植物目录》。间有将湖南植物作系统研究者，乃为郑万钧先生，其所著《湖南莽山森林之观察》，载《科学》二十一卷九、十合期，民国二十七年出版。愚自三十年香港沦陷后，问道来湘，开始湖南植物研究，曾先后在阳明山、莽山、衡山及宜章栗源堡附近采集标本，约得三万余号。并应各方之约，草拟《湖南植物分布概况》、《衡山植物初步观察》及《莽山植物之初步研究》，均已付梓，载农林部纪念专科。其余在草稿中者有《衡山植物目录》、《莽山植物目录》、《阳明山森林初步报告》及《栗源堡附近植物目录》等。二载以还，为时甚促，所经区域，既不辽阔，其所得植物之种类，或仅全湘所产者百之五六耳。然于微量之种类中，已发现科学上之新种若干，及特种经济植物甚多。故湘省植物之研究，实不容缓。盖其无论在纯粹或应用科学上，均有极大之重要性。^[51]

以上文字不啻为植物所在湖南两年工作报告。除此之外，蒋英还与张宏达合著《湖南植物分布概况》等。经此工作，蒋英认为湖南周边一些省份，自植物学开始传播到中国之后，均已有专门机构在从事研究，惟湖南尚付阙如，于是拟出全面调查研究湖南植物之计划：

如推动湘省植物研究工作，当非私有之人力财力又行政所能及。必焉由政府设一专门机构以负责施行之。其专门机构各省已设立者有福建省立植物研究所，云南省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其余似皆附于科学馆内。惟科学馆之性质，仅为普及一般之通俗性知识，不能负以高深之研究。故愚以为湖南应设一省立植物研究所，先办标本馆及植物园，开始研究其土产种类，而后如有特种经济植物，即可移植植物园，再谋繁殖。如此则必能与教育建设及农林生产互相衔接，不致有脱节之讥，而科学知识得以应用。愿湘中之先进有以教之。^[52]

诚如蒋英所言，湖南省应设一植物研究所，有专家长期主持之，否则植物地理学便出现空白地带，对华南或华中植物之分布遂难以窥测全豹。蒋英提出湖南省设立植物所，还有脱离中山大学，另辟一项属于自己的事业之意，如同陈焕镛当初自南京东南大学南下广州中山大学，设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一样。其时，抗战胜利曙光已现，中山大学农学院在此只是临时，终究要回广州。蒋英欲借助湖南方面力量，留在湖南，继续其研究，刊载此文之《新农会刊》杂志，即湖南省所办。另一原因是他与陈焕镛已有间隙。然而，蒋英之设想，由于处于战争状态，未得到湖南当局青睐。但其希望独立，却一直在努力。复员之后，农林植物所归于理学院，蒋英却愿意继续留在农学院。他说：“那时王星拱校长和陈焕镛先生都邀我仍留植物研究所工作，我藉口农学院聘期未满，拒绝到理学院，我想在森林系另外搞一个植物标本室，作一个新的单位。原因是我费了几十年心血出死入生得来的研究材料书籍和标本等，都是我提高名位的本钱，安肯拱手让人。”^[53]这是蒋英在政治形势压迫下，低头检讨之语。其实，以其当时所作学术努力和所具学术地位，作此设想并不为过，只是一直以来，没有遇上良好时机而已。

蒋英在栗源堡与农学院同人相处甚为相得，其时梁家勉作《长乐江滨宴集，呈主任一农诗，并同座蒋菊川、黄范孝两教授》诗云：“江风入座洗烦襟，酒洌茶香取次斟。扪腹非徒一席饱，忘机各契百年心。相披肝胆谈锋健，起视星河夜色侵。作别更劳枉道送，苍茫田野露华深。”^[54]在国难之中，流寓至此，各自仍对未来抱有希望。一农乃刘亮东之别号。1980年，梁家勉与蒋英交谊已四十年，梁家勉又作《呈菊川》一首，有“玉石难忘鸣鹤句，箪瓢尚记栗源诗”之回忆，其自注云：“避地栗源时，余家食指众，菊老备极关怀，翼稍纾其困境，主动为余规划设馆课徒。旋又介余和何天相兄任教宜章中学分校，并以制作植物标本工作属余尚在童年的长女任之，使博斗升赡家计。推襟送抱之情殊可感！”^[55]此亦关于蒋英在栗源堡之一斑，附记于此。

中大农学院设于栗源堡后，还恢复招收研究生，其农林植物学部共招收2名，徐祥浩即其一。徐祥浩（1920— ），广东蕉岭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毕业，师从刘棠瑞。1943年10月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赴坪石就读于植物研究所，转入蒋英门下。1998年华南植物所建所70周年时，徐祥浩作文纪念，于栗源堡采集经历多有记述，其云：

犹忆我在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农科研究所农林植物学部，成为植物研究所一名研究生时，正值抗日战争，所址已从云南澂江迁至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在武江上游河畔山间入学，由蒋英教授主持所务，全所师生员工有张宏达、梁宝汉、何天相老师等8人，研究生连我在内共2人。在这段学习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到湖南莽山原始森林作植物调查。莽山植物种类丰富，采到铁杉、长苞铁杉、广东松、福建柏、毛桃、大果五加等，以及药用植物附子、续断、黄精、钩藤等大量标本。还见到数十个猴子在树上摘成熟的野柿，见到漫步山野傲然自适的野山羊，见过老虎窝。最难得一见的是我爬上一棵大树上采标本时，突然在树干的树洞里跳出一只珍稀动物飞狐，它展开“肢翼”，从山上滑翔飞行到山谷。此外，还到湖南衡山和乐昌九峰等地调查，为我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态学的学习打下较宽广的专业基础。此时的植物研究所，人数虽少，生活相当艰苦，但大家能刻苦耐劳，互相帮助，努力工作，热爱祖国，这是很宝贵的。^[56]

徐祥浩在参与调查采集工作之外，本人还作中国梧桐科植物之研究，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蒋英为指导老师。从上所引文字，可知植物所在蒋英领导下，给徐祥浩留下美好之回忆。在蒋英档案中，有一份1961年徐祥浩关于蒋英谈话记录，对老师仍是赞誉有加：“他教书很努力，钻研业务，对学生也是很好。对植物分类的课很熟，发表不少论文，经常研究和看标本。”^[57]1946年8月，徐祥浩在农林植物学部毕业，是时中大已在广州复员。1947年其毕业论文之一部分“中国苹婆属植物之研究”在刘棠瑞关顾下，刊载于广东文理学院《文理学报》第1卷第2期，此为其第一篇论文。

图3－13　徐祥浩

与徐祥浩同时就读于农林植物学部的另一位研究生谭景燊（1918— ），广东开平人，1943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后，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农林植物学部攻读研究生，其研究题目为《中国茄科植物初步之研究》。^[58]1953年之后，谭景燊供职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继续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

植物所在此期间标本室标本已达4万余份，分别储存于40余个标本柜中。其中来栗源堡之后所采28 200份；与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及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所交换，共计3 800份；先前在云南澂江所采标本随学校迁移运抵而来，有腊叶标本934号，其中药用植物119号。蒋英为鉴定标本，1942年9—10月间携带4 500份标本前往广西柳州，借助广西大学植物所之标本，予以鉴定，并进行交换。

1945年春，粤北与湘南也相继沦陷。中山大学疏散至东江龙口，植物所则疏散至距栗源堡20里外之坪游山继续工作，于附近采集标本外，8月派陈少卿前往连县大龙江采集，采得标本386号。此行为时仅半月，用费却有8 300元。两年前，蒋英申请采集费，4人一年2万元，由此可知物价上涨幅度之大。但是，出发之时，学校经费奇绌，未领得经费，由陈少卿自行垫支，返回后，才由校方报销发还。抗战胜利，10月学校在广州石牌原址复员，植物所派陈少卿留守粤北。其后，粤北标本悉数运回广州，与伪广东植物所标本合并，仍名之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