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除陈焕镛案结果

中央研究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学术机构，在1928年成立之初，即在筹设评议会，以作为最高学术评议组织。评议会拟由研究院各所所长及聘请院外学界领袖组成，陈焕镛曾作为院外专家列为候选人。只因其时，国内有些学科领袖尚未形成，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之研究也未全面展开，若仓促成立评议会当缺乏权威性，故而暂缓。1934年5月丁文江接任研究院总干事，又着手进行，于翌年6月19日在南京院总办事处选举首届评议员，陈焕镛当选为植物组评议员，该组还有谢家声、胡先骕。9月7—8日召开第一次年会，陈焕镛赴南京与会。评议会每年召开一次，抗战之后，因受战事影响，评议会或为停开，偶一召开，陈焕镛则请假缺席，仅于1940年赴重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评议会。是年3月中旬，秉志、胡先骕自日本占领区转道香港，偕陈焕镛飞往重庆。此次会上，选举下届评议员，陈焕镛再次当选。在重庆，陈焕镛还拜见中山大学前任校长邹鲁，向其汇报植物所迁至香港后情况等。

图3－8　1940年3月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人员合影（前排右1胡先骕、右2秉志、左3朱家骅、右4任鸿隽；二排左2陈寅恪、左4竺可桢、右6陈焕镛；后排右3傅斯年）

陈焕镛与伪政府合作之后，1944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重庆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在8日第一次会议上，傅斯年提出临时动议，“陈评议员焕镛赴广州附逆，应请开除会籍”，翁文灏附议。议决：“评议员陈焕镛附逆应予除名，呈报国民政府备案，并依法补选递补人员，请国民政府聘任。”^[34]3月10日按评议会章程，选举钱崇澍代替。是日《竺可桢日记》记有：“八时偕立夫、孟和、正之等赴中央图书馆左近之中印学会开评议会，到会廿六人。……骝先主席，讨论评议会法规……陈焕镛以在粤伪组织，出缺选举……雨农得票最多，当选。”^[35]不久，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就开除陈焕镛事，呈函国民政府，抄录如下：

查本会聘任评议员陈焕镛，原任国立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学有根抵，在中国植物学界颇有地位。该员在三十年冬住于香港九龙码头围道二八八号该所办公处内。香港为敌攻陷后，该员即行踪不明，时本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经本院派驻香港，参加英国政府委托商人之名，利用本院物理所存沪机件制造军用仪器，供给中英两国需用之哈维公司（此案当时曾经本院密呈钧府备案）。方拟化装返回内地，偶为陈焕镛所遇，陈即强迫其参加伪组织之文化工作，经丁严词拒绝。又丁脱险返院后，向本院密报经过情形，后本院设法查明陈焕镛确已参加伪组织之文化工作，现仍任伪广东省立广东大学特约教授。

本会本年举行第二次年会时，以陈焕镛附逆有据，经决议予以除名，并依据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条件第七条、第十一条之规定，正式票选本届未当选之评议员候选人钱崇澍为聘任评议员，以补陈焕镛之缺。

理合依据评议会条件第七条之规定，缮同钱崇澍履历一份具文呈请鉴核，俯准聘任，实为公便。

谨呈

国民政府

代理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长　朱家骅　谨启

卅三年五月卅一日^[36]

中国士大夫素来崇仰“不食周粟”之气节，而于附逆之叛徒则极力诋毁与不齿。遇外敌入侵，当团结抗战，即使不幸身亡，也流芳后世；若苟且性命于敌，则为历史罪人。中央研究院在抗日战争期间，对评议员陈焕镛作除名决定，本无所错，此亦在陈焕镛意料之中，此前他曾主动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即见其勇于“下地狱”之决心。但是，在此份呈文中，对陈焕镛何以要任伪职却只字未提，对其保存植物标本之苦衷，也未作丝毫之体察；所言丁燮林事，明明是陈焕镛向丁燮林伸出援手，却被说成是拉丁燮林下水，此与事实多有不符，当明辨之。

丁燮林（1893—1974），又名丁西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1914年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丁文江之前，曾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干事长。因丁燮林为物理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故与陈焕镛早已相知。然而，陈焕镛对评议会事不甚关心，自认为是无敌无派之人，选举他为评议员只不过是一个装饰而已。在评议会上，陈焕镛未曾作过发言，也未曾有任何提案，除与几位生物学评议员交往密切外，与其他评议员则来往无多。其熟知丁燮林，还是在上年秉志经香港偕陈焕镛赴重庆出席评议会时，曾领丁燮林到农林植物所香港办事处参观，与陈焕镛晤面。抗战军兴，中研院物理所在香港办理仪器厂，丁燮林主其事。香港沦陷后，丁燮林处境危难，陈焕镛与伪广东省教育厅长商议妥当，先由林汝珩安排部分人员至广州，丁燮林因被搭救一同到广州。抵广州后，陈璧君拉拢丁燮林任伪职，遭拒绝后，遂不辞而别，逃往内地，致使其家人沦为人质。此事之经过，1945年10月陈焕镛有云：

图3－9　陈焕镛

本所先行遣发一部分人员及各员眷属，暨丁燮林（申夫）先生等，于三十一年一月间离港，其余则仍留港所负保管责任。

查丁先生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因公留港，适逢事变，同批来省，拟转回内地，不料抵省以后，陈璧君拟聘为伪教育部部长，丁氏辞不就任，遂被仇视，每天由伪教育厅派员，阳以招待为名，暗施监视之实。其后丁氏拟赴申江，但其旅行证亦为林汝珩扣发，卒不果行。丁氏鉴于环境恶劣，其势不能久留，遂悄然不告而去，即其妻子亦不知其所之。当日中午丁氏尚与镛晤谈于葵园，下午即闻已失丁氏踪迹，侦骑四出，消息全无，而丁氏妻孥五人旋被看管，经镛奋然挺身为之说项者多次，终亦未能恢复自由。镛惟有仰屋咨嗟，同声一哭，每月酌予接济，时或馈以食物而已。如是羁留于囹圄之中，足达两年之久，始准保释，可不痛哉。^[37]

丁燮林逃至桂林，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禀报其脱险经历，甚为详细，全录如下：(www.xing528.com)

骝先我兄大鉴：

前接赐电，承慰勉备至，并嘱暂留桂休息，深情厚意，感激莫名。弟抵桂之后，即患感冒，数次卧床，至今未愈，以至未能早日复函申谢，并将此本年中所经之事详细呈报，万希勿以怠废见罪幸甚。兹仅先将各事之大概略呈如次：

十二月八日战争发生时，公司经理英人哈佛氏适于前数日抵港。时局转变后，即于九、十两日会商工厂应付新局面之对策。哈氏转述港政府当局之意，主张工厂照常工作。此外商定数事：即1、先发给工厂工人十二月工资半月，以安人心；2、公司存备现金若干，以备万一；3、将来如果时局恶化，请港政府负责为公司同人及设备，谋安全之策。不意十日会商之后，哈氏即一去不返。越两日，敌人即占领九龙，工人被逐，厂屋被封，工人十二月份之工资未领。即工人数日间之生活费，亦系由弟私人垫付。所有工厂向本所借用之机器设备，及本所存于二厂由预备随时借用之材料均未能救出，直至现在此项设备及材料是否已为敌人运走，或仍被封闭，亦全无消息。此为关于工厂一方面之情形。

同事方面，自十二月八日战争发生，敌机不断轰炸，同人及家属即同聚居于弟与杨、赵三人之寓所中。九龙失陷之后，复有上海雇去旧日老工友五人及一人之家属，亦逃来同住避难。弟家中只有存米一包，各人身上存款，总共亦不过数百元。而在十一日下午同人自防空洞中归家之途中，复被路劫，弟与赵君之现款为贼抢去，其余同人、妇孺及仆人亦均有损失。计自十二月八日至香港陷落后两星期，其间有一月光景，仅有一次购得米十余斤，以后即无法续购，所以在离港前之半个月内，每日只能食稀饭两次。当时战事虽停，而香港与九龙之交通仍隔绝不通，银行关闭，朋友各自逃散，居址不悉。弟熟人中之在九龙居住较久者，惟陈焕镛先生，遂往求助。彼亦正欲觅弟，相晤之后，彼所告弟谓无法可以相助。惟适有难民船即日开向广州，此为唯一求生之路。难民船为伪广东政府所派，彼与伪教育厅林汝珩为老友，可以担保。此举全属慈善救济性质，不含政治作用，不附任何条件。当时弟家中食粮已尽，全体十二人，妇孺居半，嗷嗷待哺。而工厂其他工人，因公司未能交代，复向弟逼索威吓。弟与同人商议之后，遂决定冒险全体随陈焕镛先生于一月十日搭首批难民船出发。此弟不幸由香港去向广州之苦境也。

弟等到广州未久，即获得上海方面之经济救济，因此同人等在广州生活费用得以自给。李凡兄与王书庄君一家则于二月十七日先行搭船去沪。当时救济难民返回内地之组织尚未成立，去沪为唯一之出路也。广州伪敌政府表示对于同人行止听任自由，对弟亦作同样之表示，然此仅表面之假话，事实上则始终不放，此弟所以在广州被困五月有余，而最后仍不得不出于冒险逃脱之一法也。

关于费用方面，约略计算，同人初期在广州一月之用费，杨、王等由广州去沪之路费，弟一家人及赵元君以后在广州居留四月有余之用费，以及弟与赵君由广州返桂之路费，合计约两万元。其中一万二千元系由上海本所存款中陆续汇往广州，其余则系弟向私人借贷（上述之款在弟离广州时尚稍有余存，然亦仅足供弟家属来桂或赴沪之路费），此项用费将来如何报销，望便中请王敬侯兄转告为幸。最后，弟家眷在广州近况，据最近来信，颇堪忧虑，弟正在设法探听虚实，俟得有确实消息后，再行奉告。

谨此先呈，并颂

近安

弟　燮林　谨启

三十一年八月三日病中^[38]

从上所引陈焕镛自述和丁燮林之函，可知在香港时，是丁燮林请求陈焕镛相助，而不是如朱家骅给国民政府函中所言“偶为陈焕镛所遇”。到达广州之后，是伪政府人员拉拢丁燮林不放，而不是“陈（焕镛）即强迫其参加伪组织之文化工作”。今不知朱家骅作此说所据者何，或为达到开除其人之目的，非得罗织其罪行不可，否则不足以显示决议之正确。但此关系一人之品行、操守和声誉，陈焕镛为此蒙受屈辱。

丁燮林逃离广州之后，其家眷落为人质，被伪政府拘留。陈焕镛多次找到林汝珩，请求放人，皆不为所动。营救无力，只能资助其生活而已。直到陈焕镛见到汪精卫后，此事才出现转机。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焕镛受到批斗，其交代历史问题时，于此事这样写道：

大约在1943年，我住岭南大学10号时，一天陈璧君派人叫我去49号见汪精卫。园子里很多人，汪站在凉亭步级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介绍后，我对他说：“汪先生，我有一个要求，丁燮林的家人被拘留很久了，是否可以考虑释放他们？”汪说：“丁燮林是我留学法国的同学，人家愿意跟我走欢迎，不愿意不勉强他。你可以告诉陈省长（陈耀祖），我同意释放。”没有讲别的话，我到人群中找到陈耀祖，他说要和陈璧君商量，但陈璧君反对。过了一些时候，我看见汪的女儿汪文珣携带行李走出校门，我即请她，要求她的爸爸恢复丁燮林家人自由，她答应了。过几天伪教育厅一个科长带我去广州一间旅馆见丁燮林妻和孩子，当我面交给他们三千元军需票，并说：“你们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丁燮林的妻对我表示感谢，要把一件价值一千多元的水獭大衣送给我，我不接受，且说：“作应当做的事，不需要报酬。”就回家去了。^[39]

当然这是陈焕镛的一面之词，且又是在给自己辩护的境况下，有多少真实，尚待其他材料佐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其对丁燮林家人自由怀有道义之责任。但丁燮林对其及家人赴广州之后的遭遇，甚为埋怨陈焕镛，且言其家人生活费系从上海汇给陈赞臣，请其转交，但陈赞臣还有截留云云。此或影响朱家骅对陈焕镛的看法。当1946年中大理学院向广东高等法院控告陈焕镛为汉奸时，得到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之支持。

笔者未曾见到1949年后丁燮林与陈焕镛来往之记录，但在1968年陈焕镛落难时，专案组曾找到丁燮林，请其写证明材料，其云：“太平洋战事发生后，陈帮助在香港九龙的知识分子去广州，担保他们到广州后可以自由行动。当然他和那时候广东汉奸当局是有联系的。”“陈的活动，与哪些日本特务、汉奸来往，如何投靠日本的，我全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显明的汉奸，我也不知道他和国民党有无关系。我后来没有检举他当过汉奸，和他也就没有任何来往。”^[40]丁燮林此时所言与当时致函朱家骅所述已有很大不同。

评议会开除陈焕镛评议员资格的决定，陈焕镛是若干年后才有耳闻。他说朱家骅把我撤职查办后，便终止了与评议会接触。此后，陈焕镛与中央研究院也无关联，1948年首届院士选举被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