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战时救援与抗战初期研究生招收

植物所迁香港后，未能运走之物品和房产，仍留有人员看管。石牌校园之标本园由陈少卿留守，法政路所址派李耀、欧阳有群夫妇留守。但标本园很快被日本骑兵占用，陈焕镛曾嘱陈少卿逃往内地，但他没有离开广州，而是改往法政路，一同留守所址。关于法政路之公物，据陈少卿回忆，有“标本柜60个，还有泡花柜、办公台、公文柜等；复份植物标本30万份、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2万张、图书仪器10箱”。^[8]1938年11月初，日军派细川隆英等2人来所查看接管，陈焕镛在香港得悉接管法政路研究所者为细川隆英，并知其曾为台北帝国大学助理员，即向台北帝国大学园艺系教授田中三郎去函。先前陈焕镛与其曾有学术联系，因此希望通过田中影响细川，以科学为重，使植物所财产得到有效保护。函文有云：

据悉，台北帝国大学植物学实验室有一位助理员细川隆英先生，现住在广州我原来的研究所，并接管了我所的植物标本。其中有十箱广西植物标本和一箱书籍，是我们极为关心的，切望能保留给我们的标本室。恳请你出面，通过你的影响，设法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以便日后归还我所。在广州这个研究所中，还有大量复份标本，万分欢迎你任意使用，如果你将其运往台湾，供你使用，我也乐意。此外，也望你能尽力协助保护我所在石牌试验场所栽种的植物。^[9]

田中于20天后复函陈焕镛，愿为此而致函细川：“我没有权力向他作出任何建议，他必须根据命令行事。但是，我一定会用私人名义写信，把你的意图告诉他。”此项努力不知是否获得直接成效，实际情况却是有所和缓。标本园虽然被日军占领不曾归还，但陈少卿和李耀等一直在法政路看管，日人还给他们发放工钱。陈少卿说：“他们问我们农林植物所有没有工钱给我们，在当时很难答复，本来农林植物所有薪津发放，但如果说有，日军会把我们赶出去。自1939年5月份起，发李耀20元、我15元，大约到9月时间，刘善珍来了，每月发他12元，一直到1941年2—3月，我们一起离开。”显然，日军是将这些物品已当作自己财产，雇佣他们继续负保管之责。而植物所标本，在台湾大学确有收藏。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台大就读、后在华南植物所工作之黄邦彦，1971年曾言，其在台大园艺系标本室中，曾见有不少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疑为此时运去。但从标本交换渠道而言，亦有可能是农林植物所与台北帝国大学园艺系交换而去，此姑存疑。

留存在法政路的公物，在日军占领之后，伪政权接管之前，于1940年陈焕镛还曾进行积极营救，又有一部分运往香港。关于此中经过，陈焕镛有详细记述：

前述属所迁港之第六批标本图书因广九货卡缺乏，致未能运出，而被迫中断，故决将所有存留于法政路属所之标本等一律装箱，以便随校迁移，业经报告大学。迨广州紧张时，本校决定迁罗定，其搬迁程序由文、法、工、农、医，始及属所，致敌军入广州时，属所仍未得本校派车搬运，卒与广州同遭沦陷。差幸事前业派技工陈少卿、李耀、刘善珍留所照顾，嗣广州沦陷不久，敌军侦查属所存物，特于其兵中选出台北帝国大学之植物助教入驻属所，从事选运属所未及搬运之物。职得报告后，即设法营运，并于赴渝出席中研院评议会时，面获邹前校长同意尽力设法营运，勿吝费用之谕。职归港后，遂益积极进行，计现业经救运抵港保存者，有标本5 000余号，仪器、图书多种。而运在途，即可抵港者，有显微镜4副。另设法自法政路属所运出另储沙面某仓中者，有标本约七卡车。统计前后用费约支去国币约六千元正。^[10]

据统计，农林植物所迁港之物品有：

标本柜272个，标本141 586号，重要图书2 346册，液浸标本2 871樽，复本未装订之标本约1万，标准中国植物标本照片1铁柜，共18 337张，双筒放大镜3副，切片机3副，打字机4副，显微镜摄机1副，解剖放大镜1副，旋转切片机1副，摄影放大机1副，复印机1副，旋转印字机1副，绘图放射器1副，铜蒸炉1个。^[11]

1940年8月间，伪广东省教育厅成立，教育厅接管法政路植物所，交由伪广东省图书馆使用。前在此选运标本至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日籍植物助教亦早已离去，植物所留守技工李耀、刘善珍、陈少卿遂于11月由广州徒步赴香港，加入港所工作。他们离开时，所内尚有不少复份标本，只好存留其间。

迁港人员前期除陈焕镛之外，还有陈淑珍、陈念劬、林炳耀、陈耀辉、梁锯荣、闵伯骞及研究生梁宝汉、陈璐斯等人，后期有蒋英、侯宽昭、陈少卿等，还招收研究生何椿年。现就材料所及，仅记述其中两位研究生。

图3－3　梁宝汉

梁宝汉（1911—1991），广东广州人。出身于海关职员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1936年在中大农学院本科毕业。1939年7月农林植物部招收研究生，梁宝汉投考被录取，来香港植物所，作“中国爵床科植物之研究”，也曾作豆科有毒植物研究，先从毒鱼藤（Derris）、鸡血藤（Millettia）着手。1941年3月毕业，受中大调遣赴云南澂江，任农学院讲师。抗战末期跟随蒋英在栗源堡植物所工作，复员后依旧在农学院任教。与梁宝汉同时入学就读研究生的还有陈璐斯，在植物所作“中国水松之研究”，并作冬青属研究。

图3－4　何椿年

何椿年（1906—1968），广东南海人。其父在上海海关工作，自幼随父在上海读书，1926年回到广州，考入中山大学预科，后入生物系，1932年毕业。在何椿年即将毕业时，形成改良主义思想，决定以所学生物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园艺实践，并希望获得经验后，将技术经验推广，以改善农业生产。何椿年之理想得到其母亲支持，她将自己的积蓄用于儿子在广州市郊龙眼洞买下20亩田及一些山地，兴办一所农场。何椿年准备与弟妹在此奉母同居，过半工半读生活。何椿年之农场系与中大同学黄季庄合股开办，种植果树等，1936年黄季庄撤股，何椿年单独经营。抗战爆发，农场托人代管，何远走香港。其间，何椿年曾于1933年受中大生物系主任董爽秋之招，回生物系做任国荣教授之助教一年，因其不受约束，还是辞职回到农场。抗战初期，何椿年流落香港，见到植物所在报上刊载招收研究生广告，遂报名投考。陈焕镛先前曾教过何椿年植物分类学课程，今来报考表示欢迎。何椿年说：“他还叫侯宽昭协助我复习植物生态、植物生理等学科，作应考准备。考试后，得到录取。我便在九月间进入植物研究所，跟陈焕镛搞榕属植物。但事实上都是侯宽昭指导得多，他只是有时了解一下进度而已。”^[12]何椿年由此进入植物所，且为植物所唯一一位出身于中大理学院生物系者。其后，植物所变化频繁，始终跟随陈焕镛，一直在植物所服务。1956年中科院兴建华南植物园，即选择何椿年先前经营之农场作为园址。“文化大革命”之1968年，因种种历史问题，遭受迫害而自尽。

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香港，主要研究是鉴定由理学院生物系移交而来之大量标本，以及各自早已开展的专科专属研究，研究成果仍然刊于《中山专刊》。该刊是当时中国植物学唯一一份刊物，在港期间共编辑出版10期，刊载论文近30篇，除本所人员撰写外，还接受其他机关之投稿。刊载有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主任麦嘉甫（F．P．Meitn）、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耿以礼、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裴鉴、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秦仁昌、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张肇骞、岭南大学经济植物系主任莫古礼（F．A．McClurre）等人的论文。其中秦仁昌所著《水骨龙科蕨类之整理研究》一文，引起国际同行赞誉，秦仁昌因之荣获1940年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当时研究蕨类植物的权威科波伦德在其名著《蕨类植物志属》序言中写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乏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位置。”此亦陈焕镛为中国植物学之不辍所作之努力，故迁港之后，农林植物所国际声誉日隆，国外科学评论交口赞美。其时，国内其他植物学研究机构已难以开展工作，研究者纷纷与农林植物所联系，欲就植物所从事研究，因地方狭小，经费拮据而一时难以接纳，让陈焕镛备感抱歉。

迁港之后，农林植物所经费来源仍然是中山大学下拨和中基会资助。中大下拨平均每月不到2000元；而中基会因其收入减少，资助力度随之减少，每年仅给植物所8 000元。而植物所每月发放员工薪金即需3000多元，且还有事业开支，其拮据显而易见。因此员工薪金减半，陈焕镛继续担任中基会研究教授，其薪金仍由中基会发放。当植物所入不敷出时，陈焕镛只得自行垫付。其自云：

属所迁港后，业经先后呈校核准拨发属所每月经费国币2千元，并核定由本校驻港办事处就近拨发，及由农林局驻港签证处将代收之肥田料附加就近拨付，倘有不足，则由职暂行垫付。迨最近因驻港办事处撤销，职亦积累过重，垫无可垫，始由会计室交由侯宽昭前后汇来6千元，但杯水车薪，前垫未清，新垫续至。截至本年十月底止，业经由职垫支国币8千元（营运广州之标本图书仪器费用尚未计入）。

属所迁港时，国币与港币比率为二与一之比，港所员生以当时国难，苦干不辞，惟其时港地生活未至过高，个人日用尚可无缺。迨去岁国币与港币比率一变为四与一，生活遂无法支持。故曾由职拟具币率，请求校院核准施行，嗣奉批发，以事实上未易办到，遂只酌加薪水，并权宜十足支付，然亦相差悬殊，但属所员生仍本初衷，努力奋斗，以期有以自效党国。惟时势所限，枵腹维艰，不能不力求调整。^[13](www.xing528.com)

据植物所报告，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2年间中山大学共下拨植物所经费共计41 274．13元，支出共计49 368．04元，陈焕镛垫支8 093．91元。在向中大汇报材料中，还列出每月收支对照表。迁港之初，国币与港币比值为2∶1，因物价不高，员工生活之用尚且无缺。1940年后，比值变为4∶1，相差悬殊，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国难当头，员工仍本初衷，努力奋斗，以求研究事业不至中辍。1940年底，经向学校当局请示批准，才略有增加，还是难以赶上物价上涨幅度，生活日渐清苦。

中山大学对远在香港之农林植物所总怀有牵挂，1940年8月，中大在代理校长许崇清主持下，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北部山区坪石，许崇清通过农学院要求陈焕镛将植物所迁到坪石。陈焕镛力陈在此战争状况，经费拮据，迁所困难重重，只能继续维持于香港。在中山大学档案中，保存一通时任农学院院长丁颖就此事回复代理校长许崇清之函，录之如下：

关于农林植物所迁回粤北问题，曾由院去函向该所陈主任焕镛商榷，现接陈主任函复，略以本所历年设备结晶得以完善储存，研究工作不至中断者，不知费几许心血，人力物力，历尽几许艰辛；而现在维持进展亦全赖本所同人，不畏艰苦，捱尽菜根，方克有今日蓬勃之象。倘迁回粤北，则临时盖建简陋之校舍，对兹具有历史性之标本文物，是否可以保存不坏？且沿途辽远，运输困难，敌机轰炸，无日无之，苟有不测，则将此本校仅有保存完整之本所十数年心血结晶，毁于一旦，前此所费千辛万苦设法保存者，功亏一篑，实属可惜。且运输费用，预算非国币三数十万元不办，况搬运所需时日，恐非数月不可，则本所工作势必中断，似此掷金钱、时间于虚耗，曷若一仍旧贯，静待抗建完成，运输利便，方行迁回旧址，庶金钱、时间均得经济云云，并附该所迁港后简要工作及收支实况报告一份。查所述该所迁回粤北之困难及经费支绌各点，尚属实在情形，兹谨捡附工作报告一份，转请查核是荷。^[14]

陈焕镛借此机会，向学校提出一份迁所至香港后的工作报告，详尽报告始末，并对几年来植物所开支情况亦作一报告。农学院于植物所处境甚为体恤，许崇清便未坚持迁所主张。

植物所迁至香港，也非长久安全之策。几年之后，日美开始摩擦，1941年敌寇猖狂益加，香港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教育部有驻香港专员周尚光者，恐农林植物所终将陷入敌手，特呈笺教育部，请求将该所标本、图书运往美国。教育部遂摘录周尚光之笺呈，以“高字第一〇四五八号”训令中山大学，令校长许崇清作出妥筹保管办法。其训令如下：

令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

顷据本部驻港专员本年二月廿日呈称：“二月八日职视察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深感该所之藏植物标本为我国首屈一指，良以人材关系也。所长陈焕镛为世界植物学会副会长，^[15]学术界颇具声望，抗战以还，历尽艰辛，生命几遭不测者数次，始将主要物品全部迁港。又以经济困难，迁移费悉由纽约植物园资助，现在港地风声鹤唳，又成问题。前美曾允拨款迁移，现在时隔四年，再次接洽，职已促该所长办理矣。迁于内运，纯不可能，一以交通，二以经济，深恐目的未达而物尽毁也”等语，查该所植物标本搜罗丰富，关系学术前途甚大，现因经济困难，保管不易，会令该校长妥筹保管办法为要。

此令

部长　陈立夫　三十年三月十四日^[16]

校长许崇清奉命后，交农学院拟复。农学院院长丁颖为此召开院务会议，作出如下决定：“除准运美保管外，似别无办法，仍请直函陈焕镛主任拟复。”校长据此乃于4月致函陈焕镛。陈焕镛接到校长之函及农学院院务会议决议通知，获悉教育部、中山大学及农学院均认为除运美保管外，别无办法，随即与梅尔通函接洽。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梅尔知悉中日开战，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频遭不幸，甚为同情，即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标本之命运担忧，曾来函向陈焕镛建议，可将农林植物所标本、书籍由水路运抵菲律宾保存，待战后再运回中国，所有往返运费，愿为筹集。陈焕镛在香港安定之后，感到梅尔推荐菲律宾之处所，地狭人稠，对储藏、研究标本均感不便，最终放弃。

当日美关系日益紧张之后，梅尔已任阿诺德树木园总监，陈焕镛再次去函，拟将标本运至美国，得其复函云：

先生当能记忆，中日事变初起，吾人来往函牍之中，尊意谓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移香港，以策安全。然此事弟亦尝深思及之，实则东方局势，殊不乐观，而先生惨淡经营，创办之伟大植物标本室及图书室，足为中国学术谋福利者，亦应早为彻底防范，断然处置。倘不幸如此伟业，用滋敌手，则遗憾孰甚。弟所以如此关注者，盖贵所由创办迄今，弟无时不予以协助及鼓励也。

自贵所迁移九龙之后，弟尝向先生建议，倘当地情形渐感不安，恐灾难终不可避免，当有速行迁移小吕宋保存之必要。惟以近日风云趋向观之，弟现顿觉前议之非计，曷若重行考虑，将书籍及标本，由水路运往波士顿，托阿诺德树木园代为保存，在弟方面，以哈佛大学植物采集总监之地位，当能保证于战后将该项物资全部运回中国。比斯大厦（Bussey Institution Building）地方充裕，为先生所稔知，现在空着，正可利用以为储藏之所，且可免费。此项建议，如何同意，认为应行及时采取急切行动时，则所需迁运费用，弟愿绝对保证负责，倘决于短期内可以交运，而船务公司要求先付载费，则烦先生转请该公司，将所需运费若干电知，弟自当向该公司本国总行如数缴纳也。^[17]

其时，疏散至香港之广州岭南大学大部分美国教员已回国，该校所藏标本、图书被同时运走。而香港植物园也奉英国政府之命，准备将其近百年在中国所采标本运往伦敦。陈焕镛曾向该园园长基林（Green）提出要求，希望将3万余份中国标本赠送给植物所，但基林只将1905年登士（S．T．Dunn）在福建所采标本复份送与植物所，所提要求未能完全如愿。

在此时刻，陈焕镛亦欲仿照岭南大学和香港植物园之例，此亦中山大学之主张，向梅尔联系，请其援手。但运往美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最主要还是将来能否运回，若不能运回，对中国植物学而言，岂不是一样遭受损失。虽然梅尔有所承诺，陈焕镛依然担心。但是面对严峻时局，又不能不觅安全之所，不得已还是与美国方面联系。后因欧洲局势紧张，列强备战，海运繁忙，无法购取载位，迁美计划遂告取消。不久，太平洋战事突告爆发，中山大学及农学院再设法营救，终以标本公物数量过巨，无法抢运，被迫中止。香港沦陷后，为策安全，不得不与伪政府合作，将图书、标本运回广州，此系后话。

在香港期间，梅尔曾予植物所小额资金援助。如新印《中山专刊》出版，梅尔寄来50美元，部分作为刊物寄美之邮费，部分则任由植物所处理。陈焕镛还拟将侄女陈淑珍送往阿诺德树木园深造。陈淑珍虽然跟随陈焕镛治安息香科，但尚未有独到之研究，经过初试，梅尔认为其“并不十分‘强’，比较起来，李惠林成绩非常优异，也通过了初试。他将完成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所有必修课程，在这个夏天来阿诺德树木园工作，我将在经济上帮助他”。^[18]其实，陈淑珍并不是植物所最优秀者，但陈焕镛却为其谋求出国深造，如果以家族利益而言，未尝不可；如果就研究所所长身份而言，则有失公允。但是，梅尔却是以学术高低为取舍标准。后来，李惠林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研究中国植物之著名学者，享誉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