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动植物种类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渐闻于世,晚于他省。探讨分布情形,始于1926年中山大学生物系组织广西动植物之采集。但是年探采到达瑶山,仅在横涌勾留4日即返。1927年秋再来,由于中途遇匪,未得果行。中山大学辛树帜对此一直不能去怀,1928年5月,经过缜密筹备、组织,率任国荣、黄季庄、石声汉等组成广西瑶山采集队,历时3月余,行程千里,所获动植物标本极多,开瑶山采集之先河。整理成文字的重要资料有《采集瑶山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日程》、《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广西瑶山鸟类目录》、《广西瑶山动植物采集纪略》、《广西瑶山的水龙骨科植物分布》等。[75]北伐战争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组织成立中央研究院,其首次研究材料采集之域也选在广西,1928年春组织庞大之广西科学调查团,为时逾六月,经桂省之北、而西北、而西、而西南,跨越十有五县。动植物采集人员主要有秦仁昌、方炳文、常麟定等,采得植物标本3 400余号,约3万余份。木本植物约逾全数之半,余则为草本及蕨类植物。所得标本之丰富,实创国内历届采集之最。此行采集得广西省政府关照甚多,所获材料均留置一份,以便将来该省政府设立博物馆。[76]
图2-22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
动植物丰富之区域,只有在该地设置研究机构,作长期不懈之调查,才能穷尽其中蕴藏。中山大学生物系和中央研究院在广西采集时,均希望广西能设立相应机构,但仅是愿望而已。广西当局限于当时经济之落后,未能立即筹建,直到广西大学建立,才将这一愿望付诸实现。
1927年冬,广西省政府决定在梧州筹办广西大学,由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邀请广西籍留德工学博士马君武回桂主持校务。翌年暑期,广西大学开办,设农、工、理三科,开始招收学生。开办之后,因粤桂军阀混战,学校停办。1931年5月,粤军退出梧州,学校重新开办,由此步入正轨。1934年,马君武赴中山大学考察,受该校植物研究所启发,认为广西大学亦应设有类似机构,当即约请陈焕镛负责创办。是年8月14日,广西大学暑期理科教员讲习班毕业,马君武对学员发表演讲,“谈理科学会组织的意义和研究科学”,言及学校将邀请陈焕镛组织植物标本采集事。其云:
生物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标本。以后,各地中学的切片标本,悉数可以由西大供给,而西大的生物采集队分赴各处采集标本的时候,颇多藉助各位的引导和帮忙。预计在下半年,西大所附设的“自然历史博物院”即可成立,地址设于河滨公园山顶,美国退还的庚款所组织的“教育基金委员会”派送一位陈焕镛先生帮忙采集,他在中大农院附设的植物研究所一向专事采集的工作,为时不下五年,经验宏富,以后将兼理西大采集事宜。自然历史博物院的成立,不但要植物标本,乃合各时代的动物、矿物标本而成,所以需要大家的助力愈多。这种助力,不但是对于西大研究科学有好处,于全省全国都有莫大的贡献。[77]
由此可知,马君武起先拟办“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者是其范围过大一时难以全面展开才缩小范围,仅限于植物。是年底,陈焕镛曾来梧州广西大学,讲授植物分类学,并就创办研究所事宜作进一步商讨。至于马君武与陈焕镛商量细节,以及中大植物所与西大植物所合作办法,笔者为撰写本书搜集材料近10年,迄今未见档案记录。
在1934年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筹备同时,中基会聘陈焕镛在中山大学科学教席已届满,遂申请在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同时实施研究教席。中基会鉴于陈焕镛主持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有较大发展,且两广植物多有共性,纳入一同研究,可以事半功倍,即将科学教席改为研究教席,为期3年。陈焕镛到梧州,选定梧州三角咀白鹤山前英国领事署为所址,并编定预算,送请广西省政府核准。1935年3月,中大植物所派王显智、高锡朋、李树刚、陈文等赴梧州筹备,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中大植物所赠予的柚木标本柜20副、腊叶标本约3 000号。该所即于3月间成立,陈焕镛兼任广西大学生物系教授和植物所所长。
西大植物所成立时,直接隶属于广西大学,与中大植物所合作也甚为松散。中大调配而来人员,以王显智负责,其在中大时从事行政事务,在此办理相关事宜后即回广州,其他人员则为长期性质,薪金由西大发放。是年中基会资助西大植物所5 000元,主要用于在广西境内采集。广西植物此前虽有调查采集,但均未详尽,这次是将广西划分为若干区域,分区进行,期于3年竣事。是年,先后派出两支采集队,5月间由高锡朋率队往龙州一带采集;9月间派梁向日来广西,领队赴十万大山采集。一年之中,共采得腊叶标本4 700余号,液浸标本200余瓶,种子30余袋,苗木100余件。
图2-23 李树刚
在中大植物所派来的人员中,李树刚、陈文与西大植物所关系最深,且最后终老于此,故于该所贡献亦最大,而当时两人仅为采集员。李树刚(1915—1997),广东台山人,其父在香港经商,故生于香港,而所受中小学教育则在广州,1933年培正中学高中毕业,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仅就读半年,因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来源而辍学。1934年秋,入中大植物所任见习采集员,曾跟随采集队往粤北采集。此派来广西,除继续跟随采集,并负责标本室,意将长期在此工作。李树刚言:“陈所长派我到梧州,在此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到广西,此后就几乎一直在广西工作。但在梧州时,每到旧历新年,多数返广州过年,平时有时也回广州一个短时期。”[78]梧州位于桂江、浔江及西江交汇处,在当时以轮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有客船可直达粤港澳,水路至广州341公里,为广西距广州最近的港口城市,时为省会。陈焕镛来梧州,据李树刚言:“往返均乘坐当时仅有几个座位的小型民航飞机,机场在西江南岸火山下,一来一返,马君武均派学校汽艇相接相送。”[79]其他人员来往,则是乘船。关于李树刚在西大植物所情形,将在以后记述。
陈文,广东南海人,生于1901年。幼时在乡间及澳门读书,中学在广州培正中学就读,1929年毕业后,曾经商二年,1932年入中大植物所,从事植物标本采集。1935年5月调派至西大植物所,依旧从事采集。但其早期工作业绩,在笔者获见材料中未见提及,仅在1964年去世时,广西植物所之“悼词”中有“1935年调来我所,开始在广西各地进行植物采集,先后到过梧州一带,龙州、上思一带,以及大苗山等地工作。当时交通困难,条件恶劣,经费困难,仅靠肩挑步行,备尝艰苦,但矢志不渝”[80]云云。
图2-24 钟济新
1935年在西大植物所建成之际,6月广西大学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生物系有7人,其中钟济新、陈立卿、苏宏汉先后在植物所工作。钟济新毕业之后即留校,被校长马君武安排在植物所。本科毕业,尚不能承担工作任务,乃先派钟济新赴中大植物所实习半年,返回广西后参与所中工作,任技佐。钟济新长期致力于广西植物采集与研究,并长期担任副所长,当陈焕镛不在广西时,所务由其代理,为西大植物所重要人士。钟济新(1909— 1993),广西苍梧县人,自小在梧州求学,在中学时与陈立卿为同学,1930年冬高中毕业,学校有师范性质。1931年春与陈立卿等同学往广州补习,准备报考中山大学,因师范毕业未经过教学者,一律不准报考,故返回梧州。适广西大学开办,理学院招收本科生,遂与陈立卿一同考入,就读于生物系。关于钟济新赴中大植物所实习,其在“文革”期间这样回忆:
到广州植物所后,王显智领我去见陈焕镛,这是第一次见到他。陈焕镛交代王显智安排我的工作。开始给我专做抄写野外记录标签,后来派我跟技工李耀到广东北江乐昌、乳源一带学习野外工作,回来后又派我跟黄志到阳春、阳江一带采集,直到年底才回广州。我的实习期已满,即叫我回广西过寒假。
当时叫我跟李耀技工出去,也没有人交代我怎样向李耀学习他那套采集压制技术,也没交代李耀教熟我。因为那时候技工和技术员分得很清楚,所以在工作中,李耀只给我做记录,其他工作不让我动手参加,弄得很为难。当时我觉得李耀虽然不识字,但他对采集标本如何剪法,怎样烘纸压制,怎样换纸才压得好标本,怎样记录,怎样捆扎标本托运不致损坏等,李耀都很熟悉。后来我向李耀说明,我就是要跟他学习这一套技术,不然回广西怎样教工人做,李才同意我去参加动手,也热诚告诉我一切。我的采集标本的基本功,都是从李耀学到的。[81]
钟济新在中大植物所,看见所长陈焕镛专心研究之精神,印象深刻,使其对研究植物更增兴趣;蒋英勤劳不懈之工作,并在专业上予以指导,对其以后研究亦有不少影响。对于陈焕镛,他这样回忆:
1935年在中大学习时,陈焕镛所长正要出席世界植物学会,他是副会长。在他开会回来后,我见他整天整夜都在植物标本室里做研究工作,有时在标本园里,能亲自动手种植。敬仰他科学的头脑、农工的身手,而且以他来策励自己。不过他专写拉丁文和英文发表,我因外文相当差,拉丁文尚未学过,同时觉得专以发表新属新种,太过走牛角尖,就预备在经济植物和以中文写广西植物。我曾对他提议过中大出外文专刊,西大出中文专刊,虽得他同意,但尚未能实现。[82]
广西大学植物所建所伊始,首要任务如同当初中大植物所建立之初一样,是开展野外采集,建立标本室,树立根基,从速编写完成《广西省植物志》。成立后第二年,采集规模更加宏大。《中国植物学杂志》有记载云:
该所本年度采集,着重于猺山[83]及与云南交界之白色,与湖南交界之全州等地。猺山采集队由黄志领队,于本年三月二十六日出发,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返所。在此数月中,因气候与地势关系,霉雨连绵,工作非常困难,故只得腊叶标本约七百号。此数百号中品种非常新奇。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复由黄君领队,作第二次之采集,除采集腊叶标本外,复多量收集种子与苗木,截至前月止,腊叶标本已采得六百余号,种子一百余号,苗木约数千株云。现该队仍留于猺山工作。全州采集队由钟济新领队,该队于五月初旬出发,后因治安问题,于七月初返所,计采得腊叶标本四百余号,俱属新奇品种云。百色采集队由苏宏汉领队,于五月中旬出发,亦因治安问题,于七月中旬返所,成绩尚佳。[84]
《中国植物学杂志》所载文字,当为西大植物所同人所写,但其截止日期并不是1936年底,而是9月间,故不全面。据钟济新言,其返回广西之后,1936年春被派至广西北部兴安、全县一带采集数月,下半年又派与黄志到金秀大瑶山采集数月,至次年一月返所。同年夏间,又到兴安、资源、全县、灵川采集三阅月,前后做了两年多。钟济新每年在野外时间在十阅月以上,回所后则清理标本,抄写野外采集标签,并将所采抽出一半寄往广州中大植物所。其间,陈焕镛曾来梧州,查看所采标本,并嘱咐钟济新要深入到天然林中,才能采到新的种类。钟济新所采新奇之类群,后经研究,1936年上半年所采中,有采自越城岭覆釜山杜鹃花新种,有采自猫儿山主峰杜鹃花科、木兰科、椴树科新种及长苞铁杉和竹柏之新分布;下半年有采自大瑶山古陈五指山顶海拔1 400米处桃金娘科岗松属植物。[85]
西大植物所进行两年采集之后,1937年又有陈立卿加入。陈立卿与钟济新同为广西苍梧人,自中学开始即为同班同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他比钟济新年长几岁,生于1903年,故其勤学俭用、刻苦努力为钟济新榜样。193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崇善县太平府龙州初级中学任植物、农业和劳作教师,1937年春由广西大学副校长盘珠祈介绍到西大植物所。
图2-25 陈立卿
【注释】
[1]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
[2]《两教授前赴北江调查植物》。《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7期,1927年1月16日。转引自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3]《挽留教授勿就别聘》。《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2月14日。转引自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4]黎国昌:字慎图,广东东莞人。关于黎国昌之生平,获知甚少。1933年其撰《卫生学教本》一书,卷首自序有言及生平者,摘录于此:“余少颇勤,而不善于学,工医文理,迭经改习,然亦稍涉藩篱而已。及长,游学法国,先后在里昂、巴黎两大学,随Policard及Cuilliermond两教授为专门研究,并充助教之职,故对生物学内各科,颇有所获。寻回国,任教于粤沪各国立大学凡十载。”
[5]黎国昌:《调查中国南部动植物计划书》。《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3期,1927年3月1日。
[6]费鸿年(1900—1993):浙江海宁人,1916年毕业于江苏农业学校后赴日本留学,1921—1923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广西大学、天津水产专科学校、武昌大学,创办中山大学生物学系。自20年代起,他先后主持了我国近代首次海洋生物的科学考察、首次黄河流域水产资源考察和首次大规模南海北部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撰写发表了《动物生态学》、《生物学纲要》、《海洋学纲要》、《水产资源学》、《鱼类学》等论文和专著。
[7]辛树帜(1894—1977):湖南省临澧人,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第二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1927年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1932年任国立编译馆馆长,1936年起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晚年从事农业科学、古农学研究,撰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著作。
[8]辛树帜:《广西植物采集纪略》。《自然科学》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
[9]《植物系迁入农科工作》。《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3月14日。转引自冯双编著:《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
[10]沈鹏飞:《广东农林教育》。《农史研究》第1期,农业出版社1981年。
[11]《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1934年5月印行。
[12]罗宗洛:《回忆录(续)》。《植物生理学通讯》1998年第4期。
[13]何贻赞:《沈鹏飞》。《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该文云:“(沈鹏飞)参与创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稻作试验场、白云山第一模范林场,南京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及华南农学院森林经理研究室等;还参加了中国橡胶事业的开拓工作。”
[14]沈鹏飞:《本校农科之使命及其概况》。《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7期,1927年7月4日。
[15]《本校植物研究所办事细则》。《农声》第130期,1930年2月28日。
[16]刘禹轮:《母校的前身“农专”》。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17]邓植仪致中山大学函,1935年11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9-21-029-031。
[18]粤语“地下”意为第一层。
[19]乐重温:《母校附中散记——从法政路到文明路的黄金大道》。罗永明主编:《我们的中大》,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石楠科:今名杜鹃花科。
[21]樱草科:今名报春花科。
[22]《校闻》。《农声》第171期,1933年11月13日。
[23]陈焕镛讲,梁家勉述:《中国人对于植物分类学应有的认识》。《农声》第158—159合期,1932年1月。陈焕镛云藏于北平者,即藏于静生生物调查所。1949年后静生所改组为中科院植物所,今日该所图书馆确实藏有陈焕镛雇人打印之该书。
[24]《本校理科学院之新计划》。《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3期,1927年3月1日。
[25]广州市政府指令:《指令教育局呈据市动植物园主任陈焕镛呈报兼职不兼薪拟将节存俸薪增设技士一员准予备案由》,1935年4月27日。《广州市政府市政公报》1935年第498期。
[26]《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一年来(廿年七月至廿一年四月)所务进行经过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455-001-006。
[27]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园兼办校景布置材料预算书》,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9-167-172-174。
[28]《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1934年。
[29]《国内外植物学界新闻》。《中国植物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5年。
[30]陈焕镛:《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保存文物经过记载》,1945年10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6-035-072。(www.xing528.com)
[31]《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二十一年年报》,中山大学出版社1933年。
[32]陈焕镛自述,1969年5月14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3]林炳耀自述,1952年8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档案馆藏林炳耀档案。
[34]《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35]《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林业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36]陈焕镛自述,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37]侯宽昭在何时毕业于中山大学,有纪念文章写为1931年,此写为1932年。写作本书,作者未能寻得侯宽昭档案,不见其本人记述,因以此说为是。
[38]侯宽昭履历,1941年,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39]中山大学总办公厅编印:《国立中山大学法规集》1937年5月。
[40]《国立中山大学现状》(1935)。转引自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41]中山大学农科致中基会函,1930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此段文字亦记载于《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中,只是文字略有修改。
[42]《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1934年5月印行。
[43]《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一年来(廿年七月至廿一年四月)所务进行经过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2-455-001-006.
[44]陈焕镛:《农林植物研究所最近之工作报告》。《农声》1933年第166、167合刊。
[45]左景烈:《海南采集记》。《中国植物学杂志》1934年第1期。
[46]《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概况——第一次五年报告》,1934年5月印行。
[47]何椿年:《自我检讨》,1952年7月3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何椿年档案。
[48]蒋国生、韩义义主编:《民国贵州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辑要》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7页。
[49]《国内外植物学界新闻》。《中国植物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6年。
[50]陈少卿:《我的交代》,1968年12月5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少卿档案。
[51]陈德昭:《往事追忆》。《华南植物园80周年纪念文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
[52]胡启明、曾飞燕:《华南植物园标本采集历史纪要》。《华南植物园80周年纪念文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53]梅尔致陈焕镛函,1930年1月17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54]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55]梅尔致陈焕镛函,1931年1月29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56]梅尔致陈焕镛函,1933年8月29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57]陈焕镛致梅尔函,1936年4月2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藏陈焕镛档案。
[58]陈焕镛:《纪念植物学家梅尔博士》。《科学通报》1956年12月号。
[59]梅尔复陈焕镛函,1929年4月30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60]胡先骕:《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植物组之经过及植物机关之观察》。《胡先骕文存》下卷,中正大学校友会1996年,第107页。
[61]秦仁昌:《第五次世界植物学会纪事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3期,1930年9月。
[62]陈焕镛致邹鲁函,1935年7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020-001-24。
[63]冯双:《邹鲁年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0页。
[64]《中国植物学杂志》第2卷第4期,1935年。
[65]《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1926年3月。
[66]中基会复中山大学函,1928年5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
[67]黄宗甄:《罗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0-81页。
[68]中山大学农科主任沈鹏飞致中基会函,1930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69]《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报告》,1931年12月。
[70]《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七次报告》,1932年12月。
[71]邹鲁函件底稿,1934年。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72]《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一次报告》,1926年3月。
[73]《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报告》,1930年12月。
[74]陈焕镛致中基会函,1935年3月9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75]谢道同:《广西近代农业科学技术设施沿革史》。《中国农史》1985年第2期。
[76]胡宗刚:《1928年中央研究院赴广西之动植物调查》。《广西文史》2011年第4期。
[77]李高南、黄牡丽编:《马君武教育文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78]李树刚自传,1959年2月17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档案。
[79]李树刚:《马君武、陈焕镛创立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植物》第14卷第1期,1997年。
[80]中共广西植物研究所党委、广西植物研究所:陈文悼词,1964年9月2日,广西植物研究所档案。
[81]钟济新:《关于陈焕镛材料》,1967年7月1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档案。
[82]钟济新自传,1952年10月(油印),广西植物研究所档案。
[83]猺山,今写作瑶山。
[84]《中国植物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36年12月。
[85]毛宗铮:《缅怀著名植物学家——钟济新先生》。广西植物研究所编:《广西植物研究所发展70年》,2005年,第1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