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基会资助华南植物研究所并持续支持科学事业

中基会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之简称，成立于1925年，系管理美国第二次退回庚子赔款所设立之机构，用以资助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其董事会成员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组成，任鸿隽曾长期担任董事会干事长。中基会对民国时期中国自然科学发展予以极大之推进，资助领域甚广，其中于地质学、生物学最为有力。该会认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应优先发展具有地域性之地质学、生物学等，故此两学科所得资助亦最多。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即其重点资助之机构，1926年秋陈焕镛在该所时，即获得中基会每年资助15 000元，另有建筑补助费等。1928年成立之静生生物调查所，则是中基会与尚志学会合办之事业。

中基会除直接资助研究事业，还在大学或研究所设立科学教席和研究教席两种，以资助研究人员方式，带动研究事业发展。科学教席是“聘请适当之科学教授人才，分配于教育部所属之高等师范六学区中，使从事培养科学师资及改良科学教育方法”。^[65]设定教席35人，分别由各大学向中基会推荐，经中基会考察而确定。入选科学教席者之薪金由中基会支付，任期3年，可以连任，满6年后可休假一年，由基金会提供经费，可往国外访学。科学教席于1927年开始实施，当年中山大学获得3席，皆为理科教授，其中有生物系主任黎国昌。第二年增加1席，由生理学教授汪敬熙担任，而是年生物系主任黎国昌辞职他去，改由动物学系教授费鸿年担任。1929年3月费鸿年辞职，改由植物学系教授陈焕镛担任。中山大学为陈焕镛申请该科学教席，于上年4月27日致函中基会。中基会认为：“敝会设立此项科学教席，系为培养中学师资，改良科学教育起见，来函请将植物学讲座改属农林科，似于原案未合，应请仍归理科，以符原案。又查陈焕镛君前已由江苏大学推荐在该校担任植物学教席在案，现复由贵校函荐，自应致函陈君征询意旨，究愿担任何处，似得复后，再行奉告。”^[66]中基会对于中山大学将植物学改设于农科不解，而对陈焕镛离开东南大学，且未清理手续也不知情。此前东南大学已改称为第四中山大学，此又改称江苏大学。其后，中山大学、陈焕镛与中基会经过怎样交涉，已经很难说清，《罗宗洛》一书言及此事，从中可悉当时人事甚为复杂，录之如下：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在中山大学生物系设有不少讲座，支付一批基金供作研究经费。辛树帜担任生物系主任以后，为了集中全力到广西瑶山采集，扫除障碍，把这两个讲座的主讲教授，先后排挤出去，动物学讲座的教授被挤走以后，其教授职尚虚悬，而植物学讲座教授担任者、植物分类学教授陈焕镛被排挤出生物系后，转入中山大学农学院教书，但他有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当靠山，仍恋栈这个讲座，赖着不走。于是辛树帜就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抗议，声明陈焕镛已离开生物系多年，不该占据此讲座。但陈有某元老撑腰，仍不让出讲座，实际是借用此讲座的经费。后来罗宗洛替代辛树帜为生物系主任，也未能把讲座争回来。而中山大学本身经费奇缺，罗宗洛始终未能展开研究工作，对此也无可奈何。^[67]

当研究经费匮乏之时，是否争取到经费，也是事业成败之关键，故任何时候，均竞争激烈。陈焕镛从中基会获得科学教席，其研究事业得到发展，获得国际声誉，值得庆幸。至于《罗宗洛》一书所言“某元老”系指秉志，多有指责，则大可不必。假若陈焕镛获得支持而又做不出成绩，其推荐者则应当承担责任。

陈焕镛获科学教席后，1930年中大农科主任沈鹏飞遂以农科所办稻作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两所事业，向中基会提请资助。植物所请款书以农科主任沈鹏飞名义呈送，在详述成立以来之成绩及未来之计划、经费之预算、当下之经济状况后，请求中基会予以资助。其云：

敝科预算年约20万元强，而该所之经费年需20 504元，适作敝科预算十分之一。以敝科事业范围之广，附属机构之多，预算之紧，犹核准该所于预算中，作此巨大之额数者，诚以该所事业于我国学术及社会经济上有莫大之关系，故竭力助之发展。就该所目前情形而论，亦非此数莫能维持。敝科为各项事业平均发展计，亦难独顾一面，故不得不请助于贵会也。^[68]

经此书面申请后，陈焕镛还于1931年夏初作北平之行，向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及诸委员等面陈，获得中基会之体念。1931年6月26日在中基会第七次常委会上，决定“（自二十年度起，持续三年）向中山大学农学院拨款每年二万五千元，其中用于植物研究一万元，用于稻作研究一万五千元”。^[69]中基会之资助，使得植物所经费一下增加近二分之一，可见其支持力度之大。中基会对科学事业之资助，选定好对象，即持续重点支持，而不是采取平均分配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使得受资助机构皆有出色成绩，植物研究所即受惠于此。第二年《中基会第七次报告》对植物所工作成绩，作如下记载：

中山大学农学院之补助费本年共有二种，一供稻作研究，一供植物研究。植物研究方面，由该院农林植物研究所主持。本年以海南岛、北江、瑶山、温塘山等处为中心，共采得标本六千七百余号，约六万五千余份。合前次所采集者，共有标本二万六千余号。另有液浸标本、木材、种子等一千余号。又苗圃中栽培植物约六七千余号。本年出版之刊物有Species Novae Vel Minus Cognitae单行本，付印于佛氏丛刊（Hookers Icones Plantarum）中，及《今后发展植物学刍议》之中文单行本等编。^[70]

图2－20　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

1934年3年期满，4月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所长秉志来广州，考察中基会资助事业进展，农学院主任邓植仪向任鸿隽提出继续资助要求。任鸿隽告知：经中央庚款联合会议议定，以后补助农工等教育文化事业，由英庚款补助。为此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一面致函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申请，一面致函中基会有关委员，希望中基会重新审议。其云：今年六月此二项事业之补助费即将截止，影响于此等事业之前途实大，鲁甚望该会能考察此二项事业过去之成绩而继续予以补助，且增加其补助金额，使之有充分的发展。鲁之此种愿望，若以吾粤所担负之赔款比例言，当不为过。鄙意以为，该基金董事会既负有推进我国教育文化之重任，对于华南文化事业之进行，应有深切之认识，而于补助费之支配，尤应与华北各地得一适当之比例，为此函请先生主持公道，促令该会对于此点加以注意，无任盼祷。^[71]

邹鲁为国民党元老，社会威望甚高，作此呼吁，不能没有效用。其后中基会在资助范围发生变化时，依旧将农林植物所事业列入资助范围，且力度有所增大，而将稻作研究资助取消。因为植物学研究属于理科范围，符合中基会资助范围。1934年陈焕镛正在酝酿与广西大学合作，创办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而此时陈焕镛所任科学教席6年届满，中基会乃改聘为研究教席，支持其在中山大学与广西大学一并进行植物学研究。(www.xing528.com)

中基会设立研究教席，是为了扶持科学研究领袖，以提升中国科学在某些领域之研究能力，“我国兴学有年，而科学未能发达，极深研几之士，既寥若晨星，学术上之贡献，更寂焉无闻，固有多端，而研究乏人指导，废于半途，末由深造，实为其主因之一也。兹谋改进之计，拟于补助之大学中，特设研究教席，延聘科学名家，任计划与指导研究事业之责。”^[72]研究教席之薪金与科学教席薪金一样，也由中基会发给，每月有600元之多，还高出科学教席300元左右，令人羡艳。中基会对研究教席不仅发放薪金，还给予其领导之事业以补助，故其名额极少，1934年陈焕镛获得此教席之前，仅有4席，即动物学家秉志、考古学家李济、化学家庄长恭、地质学家翁文灏，其后又增加地质学家葛利普而已。由此可知，中基会对于华南植物研究之重视，同时对于陈焕镛个人而言也属殊荣，说明其已是中国植物学界的一位领袖。中基会对设立研究教席制定出详细办法，共计九条，此摘录其中五条，以见陈焕镛担任此席后，与中基会、中大之间关系。

三、研究教授由本会直接遴聘，其研究地点，由本会与教授及接受教席之机关，三方商定。四、接受研究教席之机关，应充分与教授以研究上之便利，所有普通设备、动力及消耗品，俱由接受教席之机关担任。五、研究教授之薪俸，由奉令按照聘约直接致送，此外每席每年并得支设备补助费、助理费或其他用费二千元以内，惟是项费用之预算，须先经本会核准，方为有效。六、研究教授之主要任务，在施行及指导科学研究，但于必要时，得在接受教席之机关，每周任课三小时以内。惟不得另受任何薪俸或津贴。七、研究教授，应将研究所得结果，著为论文，交本会印布，或由研究教授自交相当机关刊行。但如由研究教授自行刊布，须赠予本会论文单行本三十本，并注明本会研究教授字样。^[73]

中基会规章之制定，以发展科学为唯一目的，所作种种限制，乃是有利于事业长期有效发展，农林植物所及陈焕镛有所成就，乃受惠于此。

在陈焕镛被聘为研究教授之同时，中基会于农林植物所还继续予以补助，年度金额仍维持在1万元，但与农林植物所事业发展规模相比，已显不足，且仅此一年。第二年，广西大学植物所正式开办，为此陈焕镛致函中基会，请求增加支持力度，并确定持久资助。其函曰：

本年度行将结束，本所受贵会补助之期转瞬即届完满，本所同人深信贵会对兹华南唯一之研究机关当有深切之帮助。然苟如前况，则恒有朝不谋夕之感。又本所之得于国际上有相当之位置，均赖贵会经济上、精神上之扶助，统愿贵会之能为本所谋一固定之基石，则深信将来进步益能超诸现况而日益光大也。镛自受命为植物学研究教授，兼于广西大学为植物研究之实行，在职责上当兼为广西大学向贵会请款，为桂省植物之采集与研究。现谨拟具补助费预算书二份，一则为本所而请，一则为广西大学而请。诸希俯赐核准，俾两广植物研究机关双轮兼进，后先争辉，或得于科学上有更大之贡献，是所至祷。^[74]

图2－21　冯澄如绘《任豆图》，胡先骕为之题诗《任公豆歌》

经陈焕镛所请，中山大学植物所年获经费仍是1万元，而广西大学植物所年获经费5 000元。如果以同年中基会对其他生物学研究机构资助情况相比较，1935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获得5．2万元，静生生物调查所获得8．9万元，则可知中基会还是有所偏重，无怪乎邹鲁在上年对中基会分配资金时，提出中山大学所得“应与华北各地得一适当之比例”，不是没有道理。

中基会资助对农林植物所而言，虽然有限，却至为重要。中山大学仅能承担人员工资，而办公等费用，则从中大支付陈焕镛薪金开支，陈焕镛本人之薪金则由中基会支付。至于调查采集、图书仪器购置、标本室建设、书刊印刷等费用，则主要来源于中基会之补助。故而在《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专刊》（Sunyatsenia）之封面，印有获得中基会资助字样（Subsidized by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32年建立植物标本园，也是在中基会经费中开支。

中基会之于农林植物所资助至关重要。1935年钟济新、李耀在广东与湖南交界之坪石采得一豆科新属，陈焕镛初名之为李时珍属，后将标本携往荷兰与国外标本比对，最终于1946年命名为任豆属Zenia Chun，以志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对农林植物所事业之支持。是年植物绘图专家冯澄如特为彩绘一幅《任豆图》，胡先骕题诗于其上：“自来珍物不出世，宜著篇什歌丰功。任公德业人所崇，以名奇葩传无穷。彩绘者谁澄如冯，锡名者谁陈韶钟。”此亦中国植物学史上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