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研究所参加国际会议

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研究机构或大学均因经费不裕，中国学者能够出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者不多。然而陈焕镛在抗战之前十多年里，却有4次出国，殆为鲜见。此4次中，2次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2次参加世界植物学大会，尤其是后者，对于扩大中国植物学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贡献甚大。其中第一次赴日本东京在1926年，前章已作记述，现就后3次分别介绍之。

1929年5月14—29日，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召开，中国代表有翁文灏、竺可桢、胡先骕、陈焕镛、沈敦辉、蒋丙然、黄国璋、董时进、余青松、魏嵒寿、陶烈、冯景兰、黎国昌等。胡先骕《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植物组之经过及植物机关之观察》一文记有陈焕镛向会议报告广东植物研究进展之文字，其云：

广东植物虽屡经欧西学者多次采集，采得之植物约二千七百余种，然未能将广东全省为有系统之采集，每在交通便利之处，则采集频繁，辽远不易达之处，则足迹不至。故尚有大多数地方，未经详细之采集。陈焕镛教授乃将广东全省分为若干区，逐年依次为详尽之采集，除发现若干新种外，并发现百余种未经在广东记录之植物。其中不少为中国西部特有之种类，如Carpinus Laxiflora，Macrostachya，Betula Luminifera，Fagus Longipetiolata，Elaeocarpus Yentangensis等，皆至有趣者，而在广东发现台湾与海南所产之Pinus Morrisonicola，则尤有兴趣也。^[60]

图2－17　1929年陈焕镛（左2）、胡先骕（左1）、沈敦辉（右1）等前往印尼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在机场留影

会议结束之后，陈焕镛与胡先骕还在茂物逗留三四周，住在一唐姓华侨家中，每日到茂物植物园标本馆研究热带植物标本，在室外观察热带花木。

1930年8月16—23日，世界植物学会第五次大会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约1 100人，中国仅有5人出席。这是该会自1900年举行第一次大会以来，中国首次正式派代表与会。此5人为陈焕镛、秦仁昌、张景钺、斯行健、林崇真。陈焕镛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及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而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张景钺代表中央大学，斯行健代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林崇真代表广东省建设厅。

图2－18　1929年陈焕镛（前排左6）、胡先骕（前排左8）等在印尼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与当地华侨合影

大会植物分类组以中国植物作为第一天讨论议题，重要论文有8篇，显示中国植物在世界学术界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价值，这对提升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发展，赢得国际地位是最佳时机，陈焕镛在大会上以英语作《中国最近十年来植物科学之发展概况》演讲，演讲内容经秦仁昌记录整理并译成中文。其云：

十五年前之今日，欲在中国见一关于植物学之重要书籍，殊非易易。今则不然，在北平、南京、厦门及广东之植物研究机关，均备有贵重之植物学古籍，且年有预算，添置其他有关书籍，十年以后，图书设备，当可观也。

虽然，在中国今日研究工作上最感困难者，莫过于原种标本之缺乏，中国现今已知之植物约有二万种之多，然而其原种标本均在欧美各国研究室内，年来中国有志学者，靡不竭其精力，从事研究，求中国科学之独立，与各友邦并驾齐驱。且中国学者深知植物科系有地域性质，一地之植物，非由该地之学者自己研究之，则其结果必致愈弄愈糟。如中国植物目前之分类学，已不免流入此弊，无可讳言。故今日欲在中国进行独立研究工作，必先有定名正确之参考标本，欲有定名正确之标本，必有赖于在座诸先生之互助合作。诸先生如诚意爱中国，诚意为中国科学之发达，则诸先生今后如遇有中国植物之新种，务希以其一部分或其副本赠予中国之植物研究机关，以供中国同志之参考，此应请于诸先生者一也；其二为出版品之赠送，诸先生能不吝珠玉，时以大著见惠中国植物研究机关，则余将代表中国同志向诸先生致谢。总之，自今以后，诸先生能于以上二点加以注意，则其有助于头绪纷繁之中国植物科学实多矣。（掌声）^[61]

此段讲话之前，陈焕镛还介绍中国植物学发展情况，认为研究中国植物应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并希望外国学者协助中国植物学之发展，陈焕镛诚恳的话语赢得在座代表许多掌声。在此次会上，陈焕镛、胡先骕及金陵大学美人史迪威，被公推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普通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共有委员160余人，代表54个国家。第二年，陈焕镛接世界植物学会秘书长Harms来函，谓陈焕镛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国植物学家任此委员，以陈焕镛为第一人。

(www.xing528.com)

图2－19　出席第五届世界植物学大会的中国代表合影（左起：秦仁昌、张景钺、陈焕镛、斯行健、林崇真）

利用出席会议机会，陈焕镛还往邱园及欧洲其他国家相关机构作访问研究，查阅18世纪以来在中国所采植物标本。中大植物所《第一次五年报告》记述甚详，抄录如下：

（陈焕镛于）六月二十九日离粤赴会，并乘便携带本所存有疑问之标本约三千号前往，以便于会期前后，往世界最著名之柯（邱）植物园研究，计前后留柯植物园五月，将中国南部各种原种标本，一一加以检查，并将带去之标本，与之比对，因此改正讹误不少。及后复往德、法、奥等国家植物园或博物馆考察，同时亦解决不少疑难问题。旋于二十年四月十七日返国，除携回鉴定标本外，并带有稀有难得之植物学图书杂志多种，本所之图书室，因以大加充实，而携回之标本，即一一与原种标本相校对，则其学名之准确，不言可知，亦为现时我国各植物标本室中最有价值之标本也。

回国之前，陈焕镛还应邀赴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访问。一天，爱丁堡植物学会举行招待陈焕镛晚会，有中国留学生列席。爱丁堡植物园园长致欢迎词，其云：前任院长巴富儿（Balfour）临终之时，把马利（F．E．Marie）在云南采集得到的大量标本交给我保管，嘱咐一旦中国有了稳定的植物标本馆，即将全部标本归还中国。几十年来，我总是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今天才有可能实现前人的夙愿了，我现在高兴地把全部复份标本赠送给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回国之后，即收到来自苏格兰五大箱植物标本。这些标本成为鉴定云南和邻省植物极有用之参考资料。

1935年8月第六届世界植物学大会在荷兰京城阿姆斯特丹举行，教育部拟派中国植物学会之胡先骕、李继侗和陈焕镛代表中国出席，但赴会旅费要求各自筹措。李继侗时为清华大学教授，正在荷兰进修植物生理学，顺便参加是会，未有问题；胡先骕后因他故未能成行，而陈焕镛因经费之故，颇费周折。

3月间，教育部托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钺转知陈焕镛，征求陈焕镛意见，是否出席荷兰会议。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即嘱陈焕镛代表中山大学出席。而陈焕镛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所聘科学教授在上年度已届6年，按该董事会规定，年满6年可休假1年，由董事会出资出国访学研究。去年届满之时，陈焕镛因所务缠身，请董事会延期一年，计划本年休假，出席荷兰会议则为顺道。但是，上年中基会又聘陈焕镛为研究教授，在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同时实施。广西大学经济植物所草创之时，任务繁多；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所又在建筑新址，诸事丛生，让陈焕镛难以分身，只好再次报请中基会，延迟出国时间一年，荷兰之会则不拟参加。临近会期，陈焕镛得悉胡先骕决定不能参加，而自己又被会议正式聘为植物分类组副主席，不参加则属不妥，农学院院长邓植仪也认为应当参加，遂向校长致函申请旅费。其云：

本国植物学界同人，因镛于本届大会，受该会正式聘为植物分类组副主席，且本国植物分类学者出席原有胡先骕博士及代表金陵大学之西人史德蔚及镛三人，现胡博士因其他故障决不出席，倘镛复不出席，则植物分类组之代表本国者只有金陵大学之西人，殊属有损国体，如同邓院长亦以该会经报知本校有一选举权，若不出席亦于提高本校在国际地位有关。^[62]

陈焕镛向邹鲁申请经费为3 595．90元，“是否出席及旅费可否由校拨发各节示复，以便遵办。”邹鲁批准所请，并于会前专门致电大会，云陈焕镛将代表本校参加世界植物学大会，请大会予以接待云云。^[63]

陈焕镛于8月16日由香港乘船赴新加坡，再由新加坡乘飞机往阿姆斯特丹参加是会。9月间，陈焕镛寄回其在国外行程，《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9月18日刊载“本校出席国际植物学会代表陈焕镛赴荷之行程”报道。

陈焕镛在世界植物学大会上被选为该会植物分类及命名组副主席，乃梅尔提名，梅尔为该组主席。中国植物学家在国际会议上担任执行委员，此为首次。会议期间，陈焕镛曾设便宴，约请荷兰、英国、美国、德国的首席代表，座谈中各国植物学家表示支持或协助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工作。会议结束后，陈焕镛赴英国，搜讨图书、标本、苗木，所得甚多。在英国被The England Gladiolus Society（英格兰唐菖蒲学会）聘为该学会副会长。随后，取道美洲回国，10月24日抵达香港。是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学杂志》就陈焕镛此行逐期皆有报道。回国之后，尚有一则关于陈焕镛途经所获的消息，一并摘录如下：

其（陈焕镛）在美国纽约植物园时，得该园抽赠大批书籍及模式标本，其中以安南、菲律宾者为最有价值，而Henry、Maire等所采之中国西南各省之植物，亦复不少。同时并得香港植物园抽赠所有该园之Hance、Dunn、Tutcher氏等亲签鉴定之复份标本。又陈氏道经新加坡植物园时，得该园主任Holttum氏送赠苗木种子甚多，均栽培于粤所之植物标本园。^[64]

陈焕镛此行成绩，说明中国植物分类学在国际学界地位已立，交流已甚为广泛。